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代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则是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重要实证。从双槐树到二里头发掘出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双槐树古国到夏朝王国大约15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

　　双槐树遗址见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主根脉

　　大约5300年前至5000年前，浙江良渚古城、湖南城头山古城、甘肃南佐古城以及城址内连成一片的数十万、数百万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特别是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及其周围规模巨大的聚落群和城址群，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

　　目前，学界多把中国历代国家分为古国、王国和帝国三个时段，而距今5300年左右的双槐树遗址，已经具备古国的要素，专家学者称其为“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遗迹遗物众多，其中三重大型环壕、大型院落式基址、祭坛、“北斗九星”等遗迹和彩陶、牙雕家蚕等遗物最为引人关注。

　　城垣的建造是一种政治行为。双槐树古城与分布其周围的郑州西山、大河村古城，荥阳青台、汪沟等古城，以及归其统辖的聚落组成一个联合体，创造着方国文明。

　　三重大型环壕彰显都邑所在。内壕、中壕和外壕三重环壕，将遗址分隔为三部分，环壕分别通过吊桥和夯土门道与外界相连。内壕内是聚落核心区域，内有大型中心居址。内壕与中壕距离较近，但曲度高度一致，应经过有意规划，具有礼制象征。这种布局开三代宫城、内城、郭城制度的先河，为早期都邑城郭制度的源头。

　　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与广场，见证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展和礼制的萌芽。双槐树聚落内壕中部发现三处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均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一号院落内，F76是一组面阔十三间、面积达308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院落南墙外有广场遗迹，反映出双槐树社会礼仪制度的萌芽。二号院落南门道内的“一门三道”结构，与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及更晚的高等级建筑门道基本一致，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等级之高和建制之源。

　　“北斗九星”与彩陶星座图案反映了先民的宗教观念。F12房址前面发现9个陶罐摆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遗迹，荥阳青台遗址也发现有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遗迹。这种星象遗迹与双槐树、大河村彩陶图案中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等相互呼应，或代表时人日、月、年等时间概念，是先民利用天文知识的体现。

　　牙雕家蚕与丝绸遗物的发现，说明当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双槐树遗址出土一枚牙雕家蚕，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瓮棺葬内发现多处使用丝绸的痕迹和丝绸遗物。结合大量彩陶、石器、骨器以及炭化的农作物种子的出土，充分证明了5300年前的郑州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外来文化因素汇聚说明了双槐树城址群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双槐树城址群承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来，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吸收了周边许多文化元素，如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元素、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元素。

　　以上事实表明，距今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双槐树古国为核心的邦国联盟，成为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

　　二里头遗址标志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是王国伊始的代表性城址，上承河南龙山文化，下接商代二里岗文化，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以偃师二里头为大致中心，延展至山西、陕西、湖北部分地区。

　　王权与神权等的有机结合成为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内涵。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大型宫殿遗址、青铜礼器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二里头玉器、铜器、陶器承上启下，表现出自二里头至东周发展的一贯性、连续性、系统性和传承性，证明上自仰韶、龙山，下至殷周，是同一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二里头王都中轴线上，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祭祀区顺序排列，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内涵。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坛、墠是神权的表征。坛和墠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祭祀场所，祭祀天地神祇则是体现王权正当性的重要手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其上承自新石器时代和夏代早期，商周及以后，二里头坛、墠得以世代传承，并逐步发展变迁。

　　礼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玉器之外，出现了新的礼器类型——青铜礼器与陶礼器。陶礼器通常以日常器物为主。二里头发现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所铸青铜礼器有戈、钺、爵、斝等，一部分由兵器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有明显的“铜仿陶”倾向。玉器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最为稳定的礼器形态，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的玉礼器要素整合为一体，并一直延续贯穿到夏商周的礼乐制度中。同时，玉礼器又与当时社会的巫术、祭祀等原始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等若干个地域中心古国，经过五帝时代的融合，到距今4100年左右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统一王朝夏朝。依靠地理优势、强盛国力和科技文化的进步，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元素而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华文明由满天星斗向一枝独秀转变的中心，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作者：陈建魁，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