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村文化在考古学“大河村类型”基础上命名，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典型遗址包括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青台遗址、双槐树遗址等。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址，为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河村遗址承载了郑州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完整缩影，影响了周边同一时期的史前文化，参与和见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化特性。

　　大河村文化的连续性。大河村遗址文化层堆积深达7米到12米，纵贯了仰韶文化时代，包含仰韶、龙山以及夏商等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绵延3000余年。大河村遗址每期都有单独地层和各具特征的文化面貌，且每期之间都有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关系。器型沿革轨迹明显清晰，鼎、钵、盆、碗等陶器上承裴李岗文化，下传龙山文化，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典范素材。

　　大河村文化的创新性。大河村文化的创新性在彩陶纹饰、天文学、建筑技术等方面都有独到的体现。大河村文化彩陶纹饰中的白衣彩陶、红衣彩陶器型种类繁多，图案独具特色，绘画手法高超娴熟，表现内容丰富多彩，标志着我国史前彩陶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绘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彗星纹、星座纹的天文星象彩陶片，则反映出大河村先民们在天文学上的创新。一些陶钵上绘有三个月亮图案，体现出先民们可能认识到三个月为一季度的自然规律。大河村绘有天文图案的彩陶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学资料，比殷商甲骨文所载天文学资料早了2000年左右。大河村文化的建筑技术亦有创新性，房基F1~F4“木骨整塑”而成，首创两面坡式的排房建筑，对我国北方传统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河村文化的统一性。大河村遗址布局规整统一，尤其是史前聚落形态完整，功能布局明确。城址、环壕、房基、窖穴（灰坑）、陶窑、墓葬等保存完好，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布局完整，形成统一整体。西山古城内外布局错落有致，房址、墓葬等功能分区明晰，城中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数百平方米的广场遗存，外围具有夯土城垣、壕沟、外环壕三重防御设施。西山古城开始具有统一守卫氏族、部落的性质，这种围墙加护城河的防御模式开启了中国几千年来城市防御体系的先河。近几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最早的瓮城结构围墙、大型的三重环壕、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祀台遗迹、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及家蚕牙雕艺术品等，证实了双槐树遗址是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格最高的具有统一性质的都邑聚落。整体来说，大河村文化面貌相似，呈现出一定的统一性。大河村文化影响到以嵩山为中心的区域，文化面貌的趋同统一，为早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河村文化的包容性。器型上钵、罐等传承于裴李岗文化，尖底瓶来源于庙底沟，盆形鼎、折腹鼎等吸纳了东方大汶口文化因素，而圈足杯、喇叭形杯来源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纹饰上传承、吸纳了很多庙底沟文化的纹饰特色，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圆点、钩叶和弧线三角组成的花瓣纹对大河村文化影响显著。大河村彩陶的整体装饰风格与庙底沟彩陶有许多类似之处，都具有典型的几何抽象装饰风格，这些几何抽象图案造型简洁概括，手法随意灵活。基于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认为，大河村文化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明蝶变期，在承继庙底沟文化深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吸收并融合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入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门槛，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大河村文化的和平性。大河村文化时期，是史前农业快速发展阶段，也体现了原始的和平追求意识。在大河村遗址的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粟和炭化稻壳的痕迹。据同位素碳十三测定，郑州西山城址居民的食谱结构中，粟、黍成分占到90%以上，说明当时人们以粟、黍为主要食物来源。郑州林山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类似黍、谷的圆形颗粒”。登封石羊关仰韶遗址发现有粟、稻的遗物。这些都说明在大河村文化时期，郑州地区已经成为发达的史前农业区。与此同时，人们的和平意识或许有了集中的体现。双连壶是史前社会的一种礼器，是氏族、部落间结盟或举行大型活动时首领相互对饮的一种酒器，代表了人类之间平等沟通的一种思想观念。这种思想，或许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伴随大河村农耕文明从远古吟咏而来。先秦时期流传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这种和平的执念，伴随绵延不绝的农业发展历程，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李龙，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