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多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各地区文明之间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已有资料显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辐辏八方的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并在经过对周邻文化的重新整合之后，最终实现了由史前社会向王朝国家的转变。

　　仰韶早期至仰韶中期

　　公元前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在前仰韶时代至少存在有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福地文化、白家文化、老官台文化以及大地湾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前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反复碰撞、交流，并在经过长期的文化融汇与整合之后，最终形成了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一经形成，很快便继承了之前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向北向西的扩张势头。凭借着相对于周边的地理环境优势，仰韶文化融汇中原及其周邻地区的诸多本土文化，不断向河北北部、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扩张。仰韶文化向周邻地区的扩张促进了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以及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互动，强化了其自身的文化凝聚力。

　　经过早期的发展，到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进一步统合诸地方类型，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到公元前3300年前后达到高峰。由此，仰韶文化完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最初的中国”。自仰韶文化中期开始，仰韶文化成为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中原地区即将或初步步入文明社会，中原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也由此拉开帷幕。

　　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

　　随着仰韶文化分布区的不断扩大，这也为周边先进文化因素的涌入提供了条件。到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周邻文化大量涌入中原地区的现象表现尤为明显。

　　庙底沟晚期阶段，东部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明显加强。郑洛地区开始出现有大量的白衣红黑彩绘的“三彩”陶器。灵宝西坡庙底沟晚期墓地中的一些大中型墓葬，随葬的釜灶组合具有明显的庙底沟特色，但同时墓中也随葬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彩绘大口缸，在某些墓葬中还发现随葬的有玉石钺和象牙骨雕器。

　　到仰韶文化晚期，各地史前文化越来越汇聚于中原。东部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南部屈家岭文化的北渐，使得原来高度统一的仰韶文化发展出泉护文化、大地湾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秦王朝文化、大司空文化等多个可称为仰韶文化地方性变体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诸地方性变体文化中，尤以郑洛地区的秦王寨文化表现突出。秦王寨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在聚落形态上就是该区域内出现了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例如，形成于公元前3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中的大型庭院式建筑，采用的是当地常用的版筑夯土技术，但由木骨泥墙式的连排居住房屋发展而来的庭院式建造结构则可能是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影响而形成。

　　伴随着仰韶文化中期以后的大扩张，各地文化开始对中原地区逐步施加影响。周邻文化的涌入也使得中原地区进入到一个分化、动荡、重组的调整阶段。在分化与动荡的过程中，仰韶文化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庙底沟期那种高度统一的局面开始瓦解，仰韶文化地方性逐渐增强，甚至分解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松散离析的状态持续到公元前2700年前后，中原地区重新进入到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开始迈入到广义的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豫西、豫中地区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发展起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河村五期文化。豫西、豫中地区的这两支文化中见有不少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和一定数量的来自南方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文化的因素。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西进的规模逐渐变大，影响也更为深刻。尤其是到庙底沟二期晚段，中原地区整体呈现出东部大汶口文化和西部庙底沟二期文化东西对峙的局面。

　　龙山晚期至新砦期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进入到龙山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晚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中原地区整体呈现出更大范围和更加多元化的周边文化融入的繁荣局面，重新整合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龙山时代晚期，作为核心地带唯一没有衰落的区域，中原腹地在广泛吸纳和整合周边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过去有学者将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所接受的周边文化因素大致归纳为三大类，即东方文化系统（后岗二期文化、王油坊类型以及山东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继承石家河文化和淮系大汶口文化传统的因素）和西北文化系统（包括河套地区龙山文化、陶寺—三里桥龙山文化和客省庄二期—齐家文化）。这是将王湾三期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来归纳的。就其内部而言，王湾三期文化本身是有地域差别的。以嵩山为界，可将王湾三期文化南北划分为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两个地方类型。受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二者在外来成分的构成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嵩山以北的郑洛地区陶器群中见有三里桥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因素的器物，嵩山以南的汝颖地区陶器群中则见有不少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因素的器物。至于东部的山东龙山文化，则对郑洛地区和汝颖地区均有不小的影响。由此可见，周边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导致了嵩山南北两个地方类型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诸多的差异性。

　　公元前2200年前后，受极端干冷气候的影响，包括北方老虎山文化、西部三里桥文化、东部山东龙山文化在内的周边文化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公元前2050年前后，在经过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期遗存的整合，再加上东部造律台文化的共同作用之下，新砦期遗存正式形成。新砦期遗存是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期遗存、造律台文化，甚至后岗二期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相互整合的产物。

　　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

　　对于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多数学者认可“二里头文化是从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的，而新砦期则是王湾三期文化的直接后继者”“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是夏代前期夏文化”观点。

　　从遗址的时空分布情况来看，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之间存在有时间早晚与地域分布的差异，其中新砦期晚段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之间存在同时并存的可能。有学者据此推论，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共时文化，汝颖地区的新砦期晚段遗存可能是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类型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文化遗存，而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则是这个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局部性部分质变”的文化遗存，当有一定道理。根据伊洛河流域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情况来看，这场“局部性部分质变”产生的原因很可能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有关。

　　考古调查资料显示，洛阳平原中心地带的伊河、洛河交汇点附近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群或大型遗址。然而到二里头时期，洛阳平原中心地带却出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一超级中心聚落遗址。这种大型聚落中心的突然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高度集中现象很可能是由于周边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而导致的。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二里头遗址中多见有单独或成排的小型墓葬，却几乎不见有那种具有统一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这表明二里头遗址的居民主要来源于一些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小型血缘集团。这一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显然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现象是相互契合的。由此可见，伊洛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超级中心聚落遗址的出现应该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有关。这也恰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活动中心不在伊洛地区，太康时期才迁于伊洛地区的记载颇为一致。

　　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导致了周边文化的大量涌入。文化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除继承当地的龙山期文化因素之外，还融入了不少来自东部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西部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北部后岗二期文化，以及南部良渚文化的因素。由此可见，公元前1800年前后，伴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大量周边文化因素汇聚到洛阳盆地，导致洛阳盆地率先发生转变，在经过对周邻文化的吸纳与整合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夏代国家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原地区进入到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的最高水平。

　　（作者：罗诗谦，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延伸知识点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中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砦镇新砦村，遗址以富含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而著称。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