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河宁，天下平”，真实立体全面讲好黄河故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力量。2014年出版的《政治黄河研究》对我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分为政治中心篇、战争篇、职官篇、政治人物篇、著名河官篇、法规篇、治黄与治国篇七部分，围绕政治黄河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本期推《善治国者必先治黄》，本文经原书作者、学术中原特约专家饶明奇修改，更加通俗易懂，供大家品读。

　　治国之枢，在于治水。多泥沙的黄河，是全球最难治理的河流。黄河治理是历代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首要政治任务。

　　中国自古有两个国家安危治理的两个标志性的事物。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如果人们赞叹长城巨大工程量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治理黄河的工程量绝对不会低于长城的工程量。只是长城建立之后，往往垮塌毁掉的比较慢，而黄河的工程直接和水对峙，难以保留。长城往往是对外御敌的象征，而黄河水患往往被认为是对内统治的象征。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又经常泛滥成灾，尤其是中下游阵痛般的河道变迁，无论对于政权的稳定，还是民众的生计，都堪称人力难以抵御的大患，为历代执政者所深虑。“黄河宁，天下平”是古往今来历代统治者的共识，“海晏河清”是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圣人出，黄河清”是祖祖辈辈中国人对统治者的殷切期望。历代统治者都把治黄当做关乎人心向背、关乎长治久安的中心任务。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天人合一。黄河泛滥，和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一样，不仅是治理不善的结果，也是上天示警的表现。一旦黄河发怒，必然动摇政权根基，必须认真对待、认真治理，使黄河安流。谁能治好黄河，不仅有功于子民，而且符合上苍的意愿，其统治更有具有合法性。

　　大禹治水有功，因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威望，被尊立为王，为夏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春秋时期，黄河下游日渐开发。齐国地处黄河下游，沿河平原地势低下，各种灾患以水害为大。管仲于公元前６８５年向齐桓公提出筑堤防洪、除害兴利之法。齐桓公采纳管仲建议并付诸实施，齐国得以富强，终成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各诸侯国已普遍修筑堤防，但因为没有统一规划，在保护自己家园的同时，往往淹没他国田园。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

　　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 ，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 《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

　　西汉末至东汉初，约６０余年黄河失治，当时黄河、济水、汴渠交败的局面愈演愈烈，要想恢复汴河通漕，必须首先治理黄河。为此，汉明帝审时度势，决心治理黄河、汴河，他于永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年）春，召见王景询问河、汴治理方略，并委以重任，命王景与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河、汴工程。“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后数十年间，黄河水害得到平息，汴渠亦恢复了通航功能，大面积被淹耕地重焕生机。

　　王景治河后８００余年至唐代后期，黄河履新，决溢较少。可是到了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道泥沙逐渐淤积，河道变迁加剧，决、溢、徙又较频繁。由于北宋的京城在开封，地处黄河下游，河患与统治者的利害关系密切，所以宋王朝对黄河的治理相当重视，从皇帝到朝廷重臣，许多人都卷入了治河争论。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也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元顺帝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夏，黄河暴涨，河决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主流向东北注入运河，再南流入淮，泛滥达７年之久。朝廷召集各地河防官员，商议治河大事，并任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他采用疏（即分流）、浚（即浚淤）、塞（即拦堵）三法并举，综合治理，使龙口很快合龙，决河绝流，故道复通。

　　明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

　　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大部分时间流经河南、山东、江苏，夺淮东流入海。其间，黄河多支并流，此淤彼决，并侵犯运河漕运。政治中心在北京，而经济重心则在南方，南北水运就成为国家经济大动脉，治黄防洪工程必须确保大运河的畅通，堤防工程重北轻南，人为逼水南流，水患仍频繁发生。朝廷为保漕运，寻求治河之策，各种主张活跃，有分流论、北堤南分论、束水攻沙论、放淤固堤论、改道论、疏浚河口论、汰沙澄源论、沟洫治河论等。有的虽然付诸实践，但效果不佳；有的只有议论，并无实施。惟有明代后期，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方案，对后世治河影响深远。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非常重视黄河的治理，康熙皇帝把治河、漕运、三藩视为三件当务之急，书于宫廷柱子上，以经常提醒自己。人们常常提及康熙南巡视江南。实际上，康熙巡视江南的中心任务是巡视河务。当时黄河顺淮河而下，在淮安是运河漕运、黄河和长江水系连接交汇之处。康熙六次下江南，次次必到淮安，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中心目的非常明显。当时的黄河和现在的黄河不同，它夺淮入海。有诗为证：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穹。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勋劳意，安澜早奏功！”康熙不仅巡视江南，事实上，为了根治黄河，还反映在他还巡视黄河上游地区的西北：“自横城舟行，顺黄河下流，历人所未经行之河套，直达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可见，康熙为了根治黄河，他自己几乎走遍了整个黄河。

　　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清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年），黄淮流域大雨，黄淮并涨，奔腾四溃。黄河在砀山以东决口２１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３４处，淹没淮、扬７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至河口长３００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均遭严重破坏，漕运不通已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康熙皇帝由此决心治理黄河、运河，并于康熙十六年调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担任治河重任，前后达１１年之久。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以后，黄河河道淤积日益严重，决溢地点亦逐渐上移。据统计清初至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的２０７年中，虽没有大的改道，但决口年份多达６０多年，河道大有愈决愈淤、愈淤愈决的趋势。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黄河遂于兰阳县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结束了７００年的南流夺淮之路，改走现行河道。

　　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１９３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又让黄河成了泛滥之源。就在这一年，民国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首任委员长乃我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先生。１９３３年的黄河大水使下游决口数十处，洪水泛及五省，灾民数十万，李仪祉即在此危难之时走马上任。李仪祉一生对我国水利问题研究范围之广，造诣之深，鲜有所见。特别是他对黄河治理方策的探讨和研究，超出了我国清代以前治河方略只着重于下游的定式，提出了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主张，使治黄方略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治黄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漫长的历史长河，黄河的治理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呈波浪式演进，其中，农田灌溉和漕运有所建树，治河方略与主张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终因朝政干预和国力不足，不可能全河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三年两决口”的现象依然如旧，黄河因此被称为“中华之忧患”。种种治理黄河的美好设想一直存留于人们的希冀之中。１９４６年，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从此开启了人民治理黄河的新纪元。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精心谋划下，此后的黄河，由分区治理走上统一，黄河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7０多年来，治黄方略跌宕起伏，治黄画卷波澜壮阔。7０多年的治河实践，伴随着一次次重要的黄河规划，一个个重大治黄问题的讨论，一系列积极而富有创见的治黄主张或建议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治黄思想。同时，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各类水利工程，使黄河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治黄成就举世瞩目。

　　善治国者，必先治黄；能治黄者，当能治国。首先，因为治黄是治国中非治不可的工程，治国者如果能够重视，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其次，重视治黄的领导必定会关心经济和人民的疾苦，而不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心。再次，能够成功治黄，必然已经形成了上下同心同德的良性政治生态和完善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第四，能够治黄，就会时刻提防，警钟长鸣，不易出现麻痹大意的治国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