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治水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在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4周年之际，为助力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的召开，河南省社科联专题制作了《中原治水实践与中华文明》系列短视频，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推出，敬请关注。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灿烂文明，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包容性，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在历代治水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交流融合，族群的强烈内聚、凝聚、包容以及稳定与持续的特质逐步形成，它们不断相互渗透包容，不断糅杂创新，为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治水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厚实基础。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治水的重要基础。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采用“因水之性”“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决九川距四海，浚畎（quǎn）浍（kuài）” 的治水方法，即利用水自高处流往低处的自然趋势，顺地形疏通壅塞的川流，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湖泊及洼地，然后“合通四海”，最终平息了水患。贾让在《治河三策》中说“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剧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意思是说土地有河流就犹如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而防备河水，就像使婴儿停止啼哭而堵塞他的口一样，虽然可以立即停止啼哭，然而他的死期也就到了。贾让还在《治河三策》中说“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说善于治河者打开河口进行疏导，善于治理百姓者让百姓畅所欲言。东汉王景选择了当时地势最低的天然洼地作为新河道的走向，“修渠筑堤，自荥阳东 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以有利于排洪排沙。明代潘季驯的以堤束水和以水攻沙之法，总结和运用了水沙运行规律。古人的这些治水理念体现了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也体现了治水时要遵循自然法则，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身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包容。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也体现在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治水实践。金章宗完颜璟曾颁布黄河、海河的《河防令》，对河防要事做了明确规定，使河防工作有了具体的执行依据，对以后全国其他河流防汛都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为各级政府和老百姓依法有序做好河工修防工作提供了保障。元朝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下诏参照秦代枋（fāng）口工程遗址在怀孟路开挖河渠，在太行山下引沁水灌溉，所修石堰经济源、沁阳、孟州、温县、武陟，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广济渠。忽必烈还曾开济州河、通惠河，至此，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由通惠河及白河、永济渠、会通河、济州河、里运河（即以前的邗沟）、江南运河等水道组成的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把原来张开如折扇状的南北大运河，改造成为直线型的京杭大运河，大大方便了南北之间的交通运输，开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元代最著名的还是防大臣、水利学家贾鲁治黄，贾鲁治黄使黄河复归故道，汴河南流入淮，流经河南的贾鲁河就是以贾鲁的名字命名。清朝康熙时期，曾派遣还是皇子的胤禛（yìn zhēn）亲临武陟主持黄河堵口。雍正继位后，曾命加固堤坝，并为堤坝题碑名为“御坝”。为祭祀河神、封赏历代治河功臣，雍正特下诏书建造集宫、庙、衙署三位一体的嘉应观，现存有雍正帝撰文书丹的御碑。清朝时的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曾负责黄河河务，是河南境内提倡用石料修河工的创始人之一。就在林则徐因为禁烟被流放途中，黄河于当年六月在河南祥符决口，林则徐奉旨赶赴祥符，在第一线督导黄河堵口工程。元、清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接受了中原文化和中原文明，逐渐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同时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团结，黄河文化又与西夏文化、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交相辉映，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原治水实践，为中华文明涵育了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气质，在思想价值、民族融合、宗教信仰、社会礼俗、文化交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溯历史，中华民族曾经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治水长歌。展望未来，增强文化自觉，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我们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