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革新社会的一面旗帜和社会运动的精神领袖。所谓的东西文化融合归一，并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二者对等的结合，其重心在于弘扬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精神文化，着眼于催生科学与人文和谐共生的新质文化。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革新与重建的方向，对于今天我国文化建设和坚定文化自信，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文化；西方文化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革新社会的一面旗帜和社会运动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多种人生角色的转换——晚清举人、维新志士、流亡学者、北洋阁员、巴黎和会独立观察员等等，最后回归教育与学术，终生以文化、学术、精神救国为职志。在梁启超短暂的57年人生中，虽然因其“流质易变”而屡遭非议，然而，他以爱国为永恒主题，终其一生对改造社会、健全国民、创新文化和发展学术等广泛的关切之心与拳拳之情，其同代几无出其右者，荣膺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戊戌维新运动领袖，实当之无愧。正如郑振铎所说，在20世纪后的中国，要了解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学术文化史和教育发展史等等，不了解梁启超是不可能的，其穿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精神影响力，可谓“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1）。

　　综观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但他着眼于改造社会、开启民智，促进中国走上现代发展转型的需要，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的贡献之巨，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作为一位思想政治家，梁启超尽管对西方文化倾心以往，却始终对其保持静观与反思，尤其是晚年回归文化学术后，随着世情情势的变化，他在对中西文化比较思考中反思愈深，见地愈真，建树愈高，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仍不失其价值意义。

　　传播西方文化

　　梁启超自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便对西学倾心以往，这既是他倡导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政治需求，也是他能够登高望远、深刻洞见世界文明发展大势而作出的一种理性抉择。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毫无例外地伴随着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复杂问题，作为志在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大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一方面看到了以考据词章帖括清谈为能事的中国封建旧学的种种弊端和无穷危害：“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盛，而且彝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且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2）；另一方面，又理性地看到了勃焉东渐的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断言“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梁启超紧扣时代主题，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激民族之暗潮”。（3）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后，便以此为宣传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倡导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文章。1896年7月，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序例》和《西学书目表后序》两篇重要著作，他以回答学生如何选择、阅读西学书籍为题，大量介绍了西方科学文化著作，一次推荐书目就达600种之多，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不仅集中体现了其倡导西学的强烈愿望，而且借此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深入阐扬及其独到见解，对国人是一次广泛的文化启蒙。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梁启超不无惊警地指出：“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4）同时，梁启超还以西方科学文化为参照系数，对西方文化著作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介，指导人们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深层理解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

　　为了广泛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梁启超提出了两种重要方法：一是让学子从小学学习外语，直接扩大西学视野和提高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感知能力；二是提供供给，大量翻译广印西方科学文化著作。“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5）1897年秋，梁启超经多方努力在上海创立了大同译书局，按照他的策划广泛翻译外国书籍，在诸多译丛中，他十分重视译介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亲自主持译书局的工作，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强调科学教育的普及，从而大大提高了西方科学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深入普及程度，这是过去人们只是迫于亡国的惨痛，急功近利地做一些器物直观层面的学习所无法比拟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这里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广泛接触传入日本的西方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几乎不加选择地大量传播介绍欧美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和学术流派等。“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6）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冲破一切旧的罗网，创造、催生新时代的新思想，具有强烈的“拿来主义”色彩。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进行广泛介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涉及欧美近代科学家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像卢梭、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瓦特、牛顿和富兰克林等，他都以专论的形式进行全面介绍。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1902年《新民丛报》全年共刊登了80幅卷首插图，其中属于介绍西方国家景物和人物内容的占75篇；一年刊行24期，每期首篇和第二篇文章的内容属于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占23期；一年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多个篇目，其中评介或涉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计180多个篇目，占一半以上。（7）梁启超的重要著作如《新民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这在当时一个中文刊物、一年之中用这么多的篇幅刊登西方论著资料和信息，实属罕见，由此可见其倡导西方科学文化力度之一斑。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新学术的开创者，他既然相信科学文化是医治和拯救中国社会的不二法门，便倾心以向，大声疾呼，以其意气勃发、文辞滂沛的文字鼓动起一代有识之士的革新思变之心，形成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对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开风气、造局面和创建制的作用，大大启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反思西方文化

　　梁启超倡导西方文化，同样也尊重自己由以成长的传统，即使在他高举“破坏主义”大旗、大唱西学思想最激进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动摇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念。“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者，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8）他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弃传统于不顾，“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9）传统文化始终是梁启超思想文化的生命之根，当数十年的欧风美雨在近代中国大地上吹起阵阵波澜，科学以它固有的革命性大道其光，很多人在君临的西方科学面前顶礼膜拜，古老的传统在西方科学的狂飙中风雨飘摇之时；更重要更现实的是，当梁启超看到了由于西方科学文化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时，他那特有的文化理性思维，则促使他对以技术文化为外显特征的西方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并由此把目光移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开掘，毫不犹豫地维护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来，这一重大转变，除了晚年的梁启超几经宦海沉浮后开始把事业重心转向文化教育外，更与他欧洲游历其景其情引发的对西方文化的价值重估直接相关。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善后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梁启超抱着实地到欧洲考察求得一点学问，以及以私人身份吁请巴黎和会为中国外交出一把力的愿望，偕他的研究系同仁于1918年12月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欧洲游历。

　　战后的欧洲，满目凄凉，遍体鳞伤，过去的繁华不再，到处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近百年工业发展开创的现代文明被无情的战火毁于一旦。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大战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成为人类空前的一次大劫难。触景生情，面对战争的破坏，梁启超不禁感慨万千。他认为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更是没有办法与文明人相比，而现在所谓光华灿烂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栗。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的破坏是空前的，整个欧洲实际上笼罩在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文化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进步，但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甚而是“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愈甚”。（10）人们生活在紧张、焦虑、疲劳、空虚当中，不但没得到幸福，反倒带来许多灾难。欧洲应该向何处去，东西方文明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估价？

　　作为有良知的学者，身处欧洲腹地，梁启超以其特有的敏感与睿智，对欧洲社会的思潮及其暗流感同身受，其受影响之深刻是不言而喻的。梁启超认为，欧洲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生产力不断集中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因为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人主义造成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使人们多少丢失了善恶的责任感，引起社会与个人以及个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严重冲突，欧洲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这便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与众多人的思维路向相一致，他由科学不能不对这次大战的灾难负一部分责任的现象学认识入手，以“过信科学万能”乃西方人的一大失误的实证学得出结论，最终借西方人之口喊出“科学万能论破产了”的巨响，应该说这是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基于这种认识和思考，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开始对西方科学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了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11）

　　然而，问题并非到此戛然而止，作为有责任的思想大家，梁启超不仅长于“破”，而且着眼于未来文化健康发展更善于“立”。基于对中西文化知己知彼的高度认识，梁启超对中西文化及其将来走向开始有了自己的新思维，并很快有了清晰的图景，他认为欧洲达尔文主义的流行是酿成战祸的种子，其中的原因是精神的缺乏，而救济西方文化精神饥荒的方法就是寻求以精神为出发点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去补助，主张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向西方推广重视精神生活的东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必然且必须走向互补与融合。梁启超所谓的东西文化融合归一，并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二者对等的结合，其重心在于弘扬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精神文化，着眼于催生科学与人文和谐共生的新质文化。由此，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了自信，指出中国人应当对世界文明负有重大责任，主张要用东方的文明去补助西方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预言，20世纪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2）

　　对西方文化反思的价值意义

　　美籍学者汉森在论科学发现时指出，观察和事实总是渗透着理论，中立的观察语言是不存在的。梁启超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在“风气渐开，敌氛渐逼”（13）的特殊历史境遇下，慨然以当，我将兴之，毅然把目光移向西学，必得其真意而后快；然而，同近代其他中国人一样，梁启超对西方科学文化阐扬也好、批评也罢，离不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文化母体，潜流中必然暗含着中国文化的血脉，由此决定了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必然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相联系。作为一个思想型的政治家，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局面和脆弱不堪的社会机体，他倚重西方科学之利器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又置西方科学文化于实践理性之下；作为一个学术型的政治家，他站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巨流与开出欧美百年文明的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潮头交汇处，以关注文化发展的健康生态为己任，志在为祖国传统文化开出现代文明的富源，为现代文化发展植入传统丰熠的灵魂。

　　梁启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西方文化，为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开辟了新视域。1920年，欧洲考察归来的梁启超带给国人关于欧洲社会思潮变动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西方“科学万能论破产了”，不言而喻，在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德、赛二先生被国人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背景下，喊出这一声音专心无异于石破天惊，甚或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梁启超何能如此？又何敢如此？作为一位言重九鼎的严肃学者和思想家，他这样做绝非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受欧战大破坏刺激而一时心血来潮的放言，也不是割舍不断的传统文化情结亢奋而来的自我膨胀，而是他面对世情世事的变化，对欧洲战后社会思潮的敏锐捕捉和深刻洞察，进而对其后东西文化发展路向问题的现代理性反思的结果。

　　发生于1914年—1918年的世界大战，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的38个国家，受战火波及人口达15亿以上，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一夜之间，把西方人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近代科学文明建立起来的乐观主义信念打得粉碎。对灾难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并不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异物”，而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直接产物。无形之中，使欧洲许多人对其近一个世纪来津津乐道的文明范式失去了信心，自然而然导致了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标榜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进化史观等现代性核心精神的反思，形成了批判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激烈冲突的思想与文化状况，这一反思最大的思想之果，就是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在欧洲大地上的迅速崛起，以致成为20世纪初西方世界文化思潮的一大表征。

　　问题重新回到现实，梁启超既不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乌托邦的乐观主义者，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日益分离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造成人格缺陷，更可怕的是由于科学工具理性的膨胀及其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将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深重灾难。着眼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文化转型，他反对把科学文化推广到一切领域，并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遗缺，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不过是他不断将西方思想对中国引介的事业的一个延伸”（14）。这就是说，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并不是对自登上历史舞台一直不遗余力倡导和阐扬西方科学文化的自我反叛，而仍然是一位一如既往赞赏西方文化的热心传播者。所不同的是，他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与时俱进，响应战后欧洲新兴的“现代思想”——反省现代性，并把它合理化地运用到了实际中来，这就使他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拥有了一个世界性的视野。他激情满怀地以反省现代性的开放思维，坚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解放原则，既不能崇洋媚外，过高估计西方科学文化；也不能妄自菲薄，过低贬损传统中国文化。他把反对“科学万能”论统一于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倡导中，并起而行之。梁启超对“科学万能”的反思与质疑，虽然在当时尚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得更远，把认识的视野拓展得更为宽广的时候，当我们从两种现代性冲突的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其实正是20世纪初中国罕见的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进行现代性反思的学者之一，这不仅不是他保守与落伍的明证，恰恰是他思想超前的集中体现。

　　正是缘于对西方科学现代性的反思，梁启超对祖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他高瞻远瞩地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头，把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中予以定位和导航，期盼祖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达与进步，企盼更多的人以弘扬和发展祖国学术文化为己任。为此，梁启超立足于时代，着眼于未来，指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汇和融合过程中，强调必须既知己之长，又知己之短，从而，坚定信心增己之长，博采众长补己之短。这里值得珍视的是，梁启超并不是简单地讲中西文化结合，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强调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特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最终达到两种文化精华的有机结合与再创造，这无疑非常具有远见与卓识。“梁启超在开展中西文化比较时，总是能于羞辱中发现自豪，在悲观中看到希望，从沉痛中汲取力量，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高昂的爱国热情。”（15）他倡导学习西方却坚决反对西化，警惕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奴性主义；他所指出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革新与重建的方向，对于今天我国文化建设和坚定文化自信，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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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杨东伶．从传播学角度看梁启超报刊活动[OL]．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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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焕章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