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殷墟一周年前夕，大河网学术中原再次聚焦殷墟和殷商文化，推出《何以殷墟》特别策划，进一步挖掘殷墟和殷商文化的考古价值、时代价值。敬请关注！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何以殷墟？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我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是我国现代考古学起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中华文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石。殷墟作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世界所瞩目。

　　一、殷墟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商代都邑

　　殷墟是具有先进城市构建理念的商代都邑，主要由甲骨窖穴、王陵遗址、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组成，形成了发达的聚落网络系统，丰富的文化遗迹系统展现了商代的社会文化面貌和文明发展成就。

　　1899年，王懿荣首次在中药“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此后殷墟甲骨窖穴中先后出土的甲骨文约有15万片。其中35000余片是经科学考古发掘确认，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甲骨文字蕴含了巨量的商代社会信息，是原封不动最真实的“成文文献”，是我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甲骨文沉淀了中华文明基因，奠定了汉字形态框架，形成的“六书”基本形态，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认同、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王陵、宗庙与洹北商城是殷墟的核心区域，也是殷墟成为商代都邑的重要依据。王陵与宗庙在1928到1937年的早期殷墟发掘中曾经取得丰富成果，其后考古发现也不断涌现。王陵区发现有四墓道大墓、双墓道大墓以及单墓道大墓。四墓道大墓应为王陵，双墓道大墓和单墓道大墓则可能是商王配偶的墓葬。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规模宏大，随葬品精美，震惊了世人。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为世界文明古国中最著名的“古典城邦”之一。宫殿宗庙区由50余座“宫殿、宗庙、祭坛”（甲乙丙）三组组成，规模宏大，外围由殷商王室池苑和四合院形式构成的“聚族而居”的居民点组成，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历史瑰宝的艺术殿堂。洹北商城是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宫殿区内现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一号宫殿基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宫殿区位于洹北商城南北中轴线的核心区域，整体布局奠定了我国城市的发展基础。

　　殷墟具有“大邑商”的聚落框架，显示出作为商代都邑的恢弘气势。居民点持续增长，道路、水网逐渐修筑起来，各种手工业作坊星布其间。作坊类型包括铸铜、制骨、制陶、制玉等，布局呈现强烈的“集群式”分布特点。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铁三路制骨作坊、同乐花园制陶作坊最为典型。出土文物包括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蚌器、竹木器、漆器、皮革制品、纺织品。司母戊方鼎、司母辛鼎、妇好三联甗等精美青铜器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大邑商”的聚落框架内涵丰富，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社会的重要依据，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二、殷墟是历史考古研究的前沿

　　殷墟自甲骨文被发现和认可后，始终是历史与考古学界探索的热点与前沿，研究取得的学术理论、学术成果在我国历史与考古学界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殷墟甲骨大量被发现，被我国学者关注、研究，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一门史学新领域。王懿荣、刘鹗、孙怡让等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先行者，王国维、罗振玉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董作宾、于省吾、唐兰、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等人使之成为成熟的学科，影响力日益扩大，当代学者李学勤、宋镇豪、王蕴智、黄天树等不断努力，薪火相传，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的丰硕成果，使殷商历史成为广被认可的信史。王陵遗址、宫殿宗庙遗址先后被发现，震惊了世人。王国维在进行甲骨文研究过程中，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在历史、考古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考古学界尤其推崇，甚至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三重证据法”。早期的殷墟发掘在我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也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当时我国政府资助的我国考古学者独立进行的考古活动，持续时间长，地层学与类型学两大考古学基础理论不断得到实践完善。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依次的叠压关系，提出来著名的“三叠层”。“三叠层”及其年代序列的发现，是考古地层学在我国首次有影响成功运用，是解放前我国现代考古学领域最大的学术成就，成为我国考古研究科学化、成熟化的重要标志。

　　殷墟作为我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培养了大批的考古学家。随着早期殷墟考古工作的推进，我国第一批考古学家成长起来，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尹达（别名刘耀）、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都在殷墟奠立了事业的基础，成为著作等身考古大家。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工作持续进行，出现了郑振香、杨锡彰、刘一曼、唐际根、何毓灵大批考古专家，薪火相传，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三、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基石

　　殷商时代上启夏代，下接两周，处于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年代节点。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和主要参照点，也是中华文明探源最有可能继续深入突破的重要领域。

　　早期的殷墟发掘，实际上迈出了解放前中华文明探源的第一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开辟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当时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主张中华文化“西来说”。由于西方的史学思想的新近进入，我国新史学的兴起，及“疑古派”的崛起，“西来说”一度极有市场。殷墟考古的巨大成就，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树立了我国学者中华文明源自中华大地的文化自信心。

　　殷墟文化内涵丰富，在一定程度框定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内容。殷墟考古持续100多年，发现了王陵、宗庙、甲骨窖穴以及大批青铜器等珍贵文化遗物。甲骨文的发现，使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精美的青铜文化，足证了中华文明自成体系的发展轨迹。殷墟文化巨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呈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无穷魅力。殷墟的甲骨文字、青铜器、宗庙建筑等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依托之一。而完整的聚落形态，体系化的业态，庞大的人口基数，成熟的王权体系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新的探索思考与努力方向。

　　近一个世纪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对殷墟持续发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参照。殷墟作为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揭示了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了中华文化根脉，对中华文探源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参考标杆。殷墟考古成果不断出现，使我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史前与先秦文化谱系。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等，为文明探源构建了完整的时空体系。殷墟文化影响我国大半区域，周边区域青铜文明如成都的三星堆等都受到殷墟文化的强烈辐射，搞清其文化面貌，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都要以殷墟为立足点和参照点。殷墟考古建立的完整文明体系，对探索夏文化以及史前以河洛古国为代表的文明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巨大文化宝库，在诸多领域依旧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继续探索。甲骨文研究、王陵区的界限与结构布局、宗庙区的分布、外围聚落分层以及殷墟业态发展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这应是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容易突破的区域。

　　（作者：李龙，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