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广阔

　　文字觅踪：古代文献中的夏代文字

　　1953年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裴明相、李学勤等学者认为该甲骨应属早商二里岗时期。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中，发现有各种类型的陶缸，其中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字。这些文字有帚、匕、旬、天、东、父（尹）等，在这些新发现的早商文字材料中，郑州商城骨刻文字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卜辞，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头，而小双桥发现的朱书陶文，表明早商二里岗时期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阶段。《尚书·多士》周公对殷移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多士》，一方面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说明商推翻夏王朝，殷先人把这件事记述在典册之上，时间就是早商。从而证明早商有典册文字。这一点已被二里岗和小双桥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商前期文字填补了中国文字历史上的一段空白期，为探究夏代文字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其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记述的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夏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先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夏代的记载。如《尚书》《左传》《诗经》《国语》中，记录了很多的夏代历史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有夏代后裔孑遗如杞、曾国的记述。由此可知，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夏朝世系和夏代兴亡的历史过程是有根据的。古代文献记述的夏王朝已经有文字了，在传世典籍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据李启谦先生的研究，仅《夏书》《左传》引用15次。《墨子·明鬼下》称《尚书》首《夏书》。《国语·晋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清华简·尹至》说夏桀“虐德，暴童，亡典。”《淮南子·汜论训》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记述夏朝有史官、书籍。可见，在古人的记忆里，夏朝不仅有文字，还有史官和书籍。

　　考古发现的夏代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定数量的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虽然多单独出现，但已经完全具备象形文字的特征，下面我们谈谈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文字符号。

　　契刻作书：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类符号

　　二里头文化的符号多刻划于陶器表面，2000年以前学界已确认出二里头文化字符64个，2014年《二里头》新报告又公布了40个字符。这些考古新发现也为早期文字的研究引入了源头活水。二里头文化的刻划符号可分为数字类、文字类、图画类等。其中文字类符号又可细分为象形类、会意类和其他类。

　　（一）象形类。目前象形符号共发现50多例，可分遗迹、遗物、工具、动物、植物等类。分别为自然类、遗迹类、工具类、人体局部类、动物类、植物类、其他类。如车形，洛阳皂角树遗址陶盆上的刻符作车形。两侧的圆较规整，中贯横轴，制如一轴二轮，顶部还有一扁椭圆形制表示车厢。整个刻符应取形于古代的车。字形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淮阳平粮台城址、二里头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车辙，商代早期遗址偃师商城也有类似发现。夏代有管理制造车子之官，《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动物类中如鱼形，伊川南寨遗址发现了多例鱼形符号，陶器上的多条鱼形，线条生动，鱼尾、鱼头相接，似作前后相继、彼此追逐之状；二里头有一骨片光面的中部契刻一条鱼的形象。植物类中如禾形，二里头陶器（采：28）的陶符，从形态特征来看，明显是禾苗之态。

　　（二）会意类“射”“钓”等。“射”。二里头的“射”字，发现在陶片上，刻划为在弦上的箭，箭头为三角形，弦为一斜线。“钓”。二里头的“钓”字，位于大口尊颈肩部，刻划出鱼钩和鱼的头部，只是鱼身体下部和鱼竿部分残缺。这些实例，充分展示出部分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间极高的相似性。这表明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间存在有序且稳定的传承关系。换言之，商代的很多象形文字的字源，很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

　　以器造书：二里头文化器物与商代后期铭文“器物字”

　　目前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有铭青铜器共5730余件，其中单字铭文的青铜器接近2000件。殷墟青铜器铭文多为族徽类文字，晚商族徽文字中“器物字”作为象形字，部分字形早期的器物形象，尤其是礼器造型，简洁、古雅、写实，展现出先民在文字初创阶段对现实器物直观的造字理念。晚商礼器构成了典型的礼器组合，“器物字”中青铜器爵，玉器牙璋、钺，陶鬲、甗、尊、爵、豆、觚、盉、鼓形壶等字在字形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早于其所属青铜器的年代。其中部分字形与同时代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取象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量极大的陶礼器、青铜器，如鬲、爵、尊等。如“爵”，金文中的爵，无柱，长流，长尾，深腹，纤细实足。这些特点，均为二里头早期陶爵的器形特征。到二里头文化晚期、早商时期，爵口部开始出现柱，尾部变短，不再具备金文中的爵特征。如《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所言，甲骨文中深腹长流的“爵”字，字形上具有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特点，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来。

　　尊（酉），金文中的“尊”的酉形体，应当是二里头早期的大口尊，特征为小口、高领、鼓肩、小平底近圜。这一型制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二里头晚期至早商大口尊已发生形变，尊体颈部变短，口部变大。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从“酉”的字，如奠、酒、尊、歙、福、富等，字形上都与二里头时期大口尊形细节接近。

　　觚（同），金文中的“觚”为桶形。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陶觚形体特征接近。

　　上述考古发现与文字线索，揭示出晚商金文、甲骨文中的某些器物象形字与同时期的文物存在器形差异，反而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早、中期文化用器；这也为晚商金文、甲骨文的部分用字在二里头时期已进入创造和运用时代提供了重要佐证。

　　书礼同轨：夏代礼制文明与器物字的关系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出土了大量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大中型墓葬和配套成组礼器，大量遗迹和遗物昭示着夏代已经进入礼制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最核心的青铜礼器只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出现。在这些铜器中，以爵、盉为代表的铜器群的出现，反映了酒礼在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中的重要地位。

　　祼礼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礼仪，一般是指以降神为目的的祭祀形式。《诗经·文王》正义：“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可见祼礼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飨燕诸礼之中。《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北京大学邹衡认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而从考古资料观察，祼礼和“鸡彝”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漆觚也与祼礼相关。发掘者郑光指出，二里头墓葬的随葬品“爵、盉、觚、鬶、尊、豆、簋、贯耳壶等多为礼器”。这些“器物字”所代表的鼎觚爵豆尊等礼器类型，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已有集中出土，包括陶礼器、青铜器、漆器和玉器等。我们发现二里头文化中礼制活动的关键用字如“龙”、牙璋、爵、尊、觚、豆都已出现。

　　龙是夏人的图腾，与夏关系最为密切。二里头遗址出土一块陶片上刻出与铜牌饰的“龙”的形象。这是二里头遗址“龙纹”铜牌简化后的图案，也可以说是“龙”字。杜金鹏根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青铜龙牌饰等，推测二里头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群体主导宗庙管理和祭祖活动的参与者，“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功德）边舞”。

　　觚、爵是祼礼的主要礼器。二里头的大口尊既是酿酒用的一种酒缸，也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口沿上或肩部多刻划于大口尊符号的陶器，就是盛酒以祭祀山川鬼神和祖先的祭器。近年来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为朱书文字提供了相关线索。曹建敦认为，小双桥遗址的陶缸上的“这些陶器上朱书数字既然排除是表示基数的意义，那么则为表示序数。我们认为这些朱书数字可能是用来表示举行祭礼时祭器陈列的位置次序”。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一定规模的巫师集团。其中一些巫师开始结合礼仪需求，在不断使用和实践中，依照礼器的形状创制“器物”字。因此，青铜器中的“龙形”牌，玉器中的璋、戚，陶礼器中反复使用的爵、盉、尊、豆、壶等“器物字”率先出现。这些象形文字最初与祭祀、占卜关系密切。这一阶段礼制仪轨的渐趋完备和文字系统的出现互文，应不是偶然，而是恰恰提供了二里头与商代文字的使用与礼制活动、礼器系统的关联性的重要线索。

　　总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以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夏文化没有发现大量的文字，我们认为与文字的载体有关。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李孝定指出：“小屯殷墟：出土陶片近25万片，有字陶片计82片，其百分比为0.0328强。这一现象可作如下解释：陶器是日常使用的器物，而非书写文字的素材也不像殷墟的甲骨，为了特定的占卜目的，有大量刻写文字的必要，因之，这是陶文数量极少的主要原因。”夏文化文字缺乏的原因也是与木质载体竹简类不易保存有关。

　　至于夏文字水平有多高，处于什么阶段，还需要继续研究。古文字学家曹定云早在2004年的《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一文中指出：二里头陶文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更不是汉字的源头。在二里头陶文之前，中国文字已经走过了一段路（《考古》2004年），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应当是对该认识的有力支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