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而水资源又是农业的命脉。历代统治者，对治水都非常重视，围绕防洪治水、排除渍涝、引水灌溉、水利工程修建及维护、漕运、城市供排水、水利职官设置、水事纠纷处理等诸多涉水问题，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诸多水事活动中，还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

　　一、早期河官

　　相传公元前21世纪以前，舜即位，命大禹为司空负责治水，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水官设立之始。

　　夏商及春秋时期，开始有专门职责的官吏，同时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又赋予官与神一体发号施令的权力，《周礼》所列官名为天地春夏秋冬或金木水火土各官。管水和治水的官，分别为冬官和水官。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候国政务由司空、司徒、司马承担，其中水利工程兴建及管理属司空的职权。司空之下具体的水官有川师、川衡、水虞、泽虞等，都是掌管水资源和水产的官。战国时人记载，齐桓公与管仲论除五害之道，管仲言及设置职官及其职责：“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管子•度地》卷18，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4页）。这段话提出了应由懂水利的人出任水官，水官的职数及人员配备、职能等。

　　二、施工组织法规

　　水利施工是大规模的、群众性共同劳动，必须有明确的条例加以约束和协调。这些条例可以视为水利施工组织法规。

　　战国时期已有细致的施工管理制度。《管子•度地》中记载，要委派学习过水利技术的人主持施工；水官冬天巡视各处工程，发现需要修理和新建的要向政府书面报告，待批准后实施；水利施工规定在春天进行，一者农闲，二者土壤解冻，含水量适宜。完工后要负责检查；劳动力从老百姓中征调。每年秋季按当地人口和土地面积摊派。区别男女及劳力强弱，造册上报官府，服劳役的可以代替服兵役；冬天，民工要事先准备好筐、锹、板、夯、土车、棚车、食具等施工工具和生活用具，预先准备好防汛的柴草等埽料；各种工具配备要有一定比例，以便组织劳力，提高工效，并要预留储备，以替换劳动中损坏的工具。工具和器材准备好后，要接受水利官员和地方官吏的联合检查，并制定有相应的奖惩制度。

　　三、防洪法规的萌芽

　　先秦时期，人们抵御洪水的方法是原始的，一般按习惯办事。传说中的共工、鲧都修过简单的堤防工程，共工的“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可能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来，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来抵挡洪水的侵犯。鲧沿用共工的老办法，所谓“鲧作九仞之城”，可能就是用堤埂把洪水挡在居住区和田地之外。

　　西周时，黄河堤防工程有一定规模。《国语•周语上》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修堤防洪的事实。《春秋•谷梁传》中有天子之禁“毋雍泉”的记载，应该是周天子发布的防洪政令。

　　春秋时期，堤防工程又逐渐增加，但各诸候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常私立关卡，堵塞河流，或以水代兵，冲决堤防，水利矛盾日益尖锐，水利纠纷日益增多，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水利纠纷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在淮河流域，诸候国林立，其都城多建在淮河及其重要支流上。这些诸候国争战不休，各自在自己管辖的河流上筑堤挡水，以水代兵，以邻为壑。楚成王熊恽，在兴兵攻打郑、宋两国时，就在宋国境内的睢水、丹水（汴水）上筑坝挡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危，”使地处上游的宋国淹没了四百里（管仲：《管子·霸形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7-138页）。

　　为了遏制类似恶性事件的继续出现，需要各国之间制定某种盟约，互相约束，共同遵守。 齐桓公称霸时期，就假借周天子的名义，提出“四禁”、“五禁”、“七禁”等禁令，水利盟约为其重要的内容。比如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管仲就向楚国提出“毋曲堤”，并要求楚国拆除淹没宋国的阻水堤坝。因为楚国没有接受，齐国亲自率军拆除宋楚边境上的阻水工程。“自此以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水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东流，而楚不敢塞也”（管仲：《管子·霸形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9页）。据《春秋·谷梁传》（僖九年）记载，在公元前651年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之盟上，齐桓公又提出“毋壅泉”（或曰“毋曲防”）等五项禁令。“毋曲防”或“毋曲堤”，就是禁止修建不顾全局、危害他国的水利工程。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又提出“毋障谷”。《春秋•谷梁传》还说，这是“壹明天子之禁”，即重申天子的禁令。可见在此之前的西周时代已有类似法令。公元前562年亳城之盟提出“毋雍利”。这些都是禁止拦截水源、专山川之利或禁止曲为堤防、以邻为壑的水利盟约。虽然这些盟约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但却是中国防洪法规的早期雏形，是解决水利纠纷和水利矛盾的历史性尝试。

　　反映秦汉以前社会礼仪制度的典籍《礼记•月令》中也有“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的记载，说明春秋末期在国家大法中已有约束水利活动的条款。

　　战国时期防洪工程已相当普遍，围绕防洪工程的修建已有较有详细的管理制度。据《管子•度地》记载，修堤时机，以“当春三月”为好，因为这时“天地干燥，水纠裂时也”，而且“寒暑调，日夜分”，“利以作土功之事。”至于“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而且夏季正在农忙，修堤与生产有矛盾；“当秋三月，山川百泉涌，降雨下，山水出”，“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大堤的质量没有保证；“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泥土冻结，天短夜长，都不利于修筑堤防。关于施工方法，大堤的形状和方向，“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关于施工队伍的组成，“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做者，半事之。并行认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大意是，每年从百姓中组织人力，按土地、人数多少征集，劳动力的等级根据男女大小及身体条件而定，凡参加治河的造册上报，可免服兵役。关于施工的物质准备，“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臿版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锢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五长案行之。……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盖薪，积之水旁，……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关于水利工作的奖惩制度，“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任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关于水利工程的维护，要求在大堤上“树之以荆棘，以固其土也，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岁卑增之”，“令下贫守之”，“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即每年加高堤防，令水官及有关人员防守大堤，注意每年培筑堤防。

　　四、早期农田水利法规

　　农田灌溉或排水，各受益农户都捆绑在同一条水源上，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客观上需要制订相对公平的用水法则，保证按一定规则使用水资源或排泄滞涝，维系共同体正常运行。《淮南子•齐俗训》在讲到万事万物都需要遵循规律和原则时举例说：“辟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即灌溉要平均供水，就应制定相应的法则。可以说灌溉法规基本上与农田水利工程同时产生。

　　有明确记载农田水利的律文开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四川省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的秦简中发现，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曾制定《田律》，条款中有“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溢”的规定。湖北云梦秦简中有《秦律十八种》，其中的《田律》是有关农田水利的条文。主要内容是：在春季二月，不准进山砍伐木材，不准壅堤堵水。在播种后，下了及时雨，也应报告降雨量多少和受益农田顷数。发生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和其他虫害，也要报告受灾田地顷数等。这些规定是农田水利法规的雏形。

　　五、早期航运法规

　　我国航运历史悠久，原始社会，人们用石器“刳木为舟”，创造了最早水上交通工具。大禹治水时，传说有“陆行载车，水行载舟”之举。

　　春秋战国时期，为通航的需要，在河流两岸曾规定设“表”以示水的深浅。《荀子·富国》中记有“其政令一，其防表明”的文字，《荀子·天论》进一步解释：“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意即用“表”表明水的深浅,不致使人过河时陷没。这些都是航运法规的萌芽。

　　（作者：饶明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