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专门性灌溉法规始于西汉。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建议开六辅渠，灌溉郑国渠旁地势较高的农田，并且“定水令，以广溉田”[（汉）班固.《汉书•倪宽传》卷58，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0页]。这个水令，应该是这个灌区的灌溉用水制度，有了合理的用水制度，以扩大灌溉面积。

　　汉武帝发起兴修水利时，朝廷所直接管理的“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凤）赋税田租高于其他郡国，影响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因此于元鼎六年下《减内史稻田租挈诏》（或称为《平繇行水诏》），减内史（即三辅）稻田租税，并采取“平繇行水”政策，即合理分配用水。

　　西汉末年，召信臣在河南南阳大兴水利，建成了六门陂、钳卢陂等著名蓄水灌溉工程，同时，“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汉）班固.《汉书•召信臣传》卷89，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42页]。均水约束就是按需要均衡用水的法则，以约束各受益农户，以免引起用水纠纷。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王景任庐江太守时主持恢复古灌区芍陂，“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南朝宋）范 晔撰 .（唐）李贤 等注：《后汉书•王景传》卷7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6页]。制定合理分配用水的法规，并刻石示众，目的是减少纠纷。遗憾的是，这些法规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了。

　　晋时由于黄淮之间诸陂引起土地盐碱化，排涝问题亟待解决。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度支尚书杜预上疏提出了废魏氏陂堤排涝的意见：“其汉氏旧陂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与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同时还主张：“其旧陂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预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即建议把曹魏修的陂谒和雨水决溢形成苇塘及马肠陂废掉，而将质量较好的汉代陂谒保留下来。对保留的陂谒，要列出项目上报，并让冬天换防的戌兵留一个月施工，予以维修养护。晋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黄淮之间的涝灾逐步得到缓和，从而正确地调整了农田水利的布局。

　　北魏时刁雍，主持开凿的艾山渠，约在今宁夏青铜峡以下的黄河西岸。整个工程不仅有100多里的渠道，而且因地制宜地增修了拦河坝，保证了灌溉用水。这项工程的用水制度是“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使当时青铜峡以下的黄河两岸干旱地区出现了万顷良田，成了“官课常充，民亦丰赡”的富饶之乡。

　　现存最早的、专门的、可见到具体内容的灌溉管理制度，见于唐代甘肃敦煌的甘泉水灌区。甘泉水灌区是一个长宽各数十里的大型灌区，制定有被称作《敦煌县用水细则》的灌溉用水制度。现存残卷二千余字。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记述渠道之间轮灌的先后次序。灌区内各干渠之间、干渠内各支渠之间都有轮灌的规定。后半部分是对全年灌溉次数和各次灌水时间的规定。灌区全年共灌水五次，五次灌水时间又分别和节气相适应，实际上就是和作物的不同生长期相适应。并考虑到不同作物品种对灌水时间和次数的不同要求。敦煌地区虽然偏远，但此项农田灌溉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可代表此时全国的平均水平。《敦煌县用水细则》还提到，有些制度的规定并无古代典籍的凭据，而是“承前己（以）来，当乡古老相传之语，代相承，将为节度”（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说明该灌溉法规的实际出现和使用的时间比唐代更早。

　　从晋至唐，由于权势们在渠道上设置水碓水磨等营利，影响到农田灌溉用水，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朝廷的一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曹魏对重修的河内郡引沁灌区，入晋后，“郡界多公主水碓，遇塞流水，转为浸害”，已不能灌溉。后经刘颂上书力争，皇帝才批准下令将水碓拆去，重兴灌溉之利。再如，唐代的郑白渠是个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永徽年间能灌地一万多顷。因为富商大贾竞相在渠上建造碾硙以牟利，影响灌溉用水，唐高宗李治接受雍州刺史长孙祥的意见，“遗祥等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水利田，中华书局1988年版）。仅过五六十年后，王公贵族又纷纷增设碾硙，唐代宗李豫下令将“势门碾硙八十余所，皆毁之”（刘昫等：《旧唐书•郭暖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饶明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