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新朝王莽军队和起义军绿林军之间的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在昆阳一线（今河南叶县），故称为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决定了未来中原王朝的国运与兴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

　　一、时代背景

　　西汉哀帝死后，外戚王莽执掌军政大权，汉平帝为其主持所立，他还把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汉平帝死后，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太子，由他代天子临朝，称“摄皇帝”。汉元始八年（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定国号为“新”，是为新朝。汉末以来，由于朝廷政治腐败，奢糜无度，地方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老百姓流离失所，政治危机愈演愈烈。新朝建立后，王莽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改制诏令，仿照周朝制度推行“新政”，即所谓“托古改制”。“新政”恢复井田制、更改官制、改变币制，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等，由于改制极为草率、甚至荒唐，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人民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人们普遍予以抵制，王莽又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加剧了社会动荡，反抗王莽的声浪此起彼伏。新朝天凤四年（公元17年），由于全国灾荒频仍，湖北、山东、河南等地绿林、赤眉军相继揭竿而起，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南方的绿林军发展迅速，不长时间内达到10余万人。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初一，在各方绿林军将领拥戴下，汉朝宗室刘玄称帝，国号“汉”，年号“更始”。王莽起初以平定北方赤眉军为重点，后来感到南方刘玄更始政权的绿林军发展迅猛、声势浩大，中原重镇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也被绿林军所包围，且绿林军将领王凤、王常、刘秀等还率军北攻颖川郡（今河南禹州市），连续占领昆阳、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等地，并有逼近洛阳之势。王莽遂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五月，派王邑、王寻率大军（42万，号称百万）前来解围，消灭更始政权绿林军。

　　二、战争双方主帅主将情况

　　昆阳之战中，新朝参战军队的主要将领是王邑、王寻。其中，王邑，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王莽叔父王商之子。西汉末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王邑受命破之，拜步兵将军。王莽即帝位后，王邑以佐莽代汉有功，拜大司空，封隆新公。昆阳之战前，他与王寻率大军进攻绿林军。王寻，王莽宗族。汉平帝时，他因支持王莽封丕进侯。王莽称帝后他因功迁大司徒，封章新公。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他奉命率军10万驻屯洛阳。昆阳之战爆发前，他与大司空王邑率军前来镇压。更始政权参战的汉军主要将领是王凤、王常、刘秀等。其中，王凤，荆州江夏郡新市（今湖北京山）人，东汉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他与王匡在绿林山起义，后带领部众来到南阳，是为新市兵。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他因拥立刘玄为更始帝，被封为成国上公。昆阳之战时，他率军守昆阳城。王常，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人。新莽末年，王常为弟报仇，逃亡江夏。后加入绿林军，担任偏将，攻城略地。更始帝即位后，他被封为廷尉、大将军。昆阳之战时，他与王凤一起率军守昆阳城。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中兴之主、东汉开国皇帝。新莽末年，刘秀与其兄刘縯在家乡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起兵，称为“舂陵兵”。在更始政权中，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昆阳之战中，刘秀为更始政权汉军中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将领。

　　三、主要战况

　　战斗初期，王邑、王寻大军如泰山压顶般袭来。几十万莽军到达昆阳时，这里有更始政权大将王凤、王常率领的一万多军队防守。新军本为解宛城之围而来，但主帅王邑立功心切，到达昆阳时即下令攻城。新军将军严尤向王邑建议：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应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绿林军后昆阳就不攻自破了。但王邑不听，他认为自己统帅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显示自己的威风，坚持围攻昆阳。这时，刘秀率领的汉军在颍川西北遭遇新军后，见新军势大也引兵退回昆阳。此时昆阳守将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声势浩大、蜂拥而至，对坚守昆阳信心不足，一些人甚至惊惶失措，想分散出去各自保存自己。刘秀对大家说，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队必将被各个歼灭，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存亡与共，不能贪生怕死。王凤迫于各方面情势，最后决定由他和王常率众坚守昆阳，由刘秀和宗佻、李轶等人突出重围，调集援军。

　　新莽大军进到昆阳后按照王邑、王寻命令围攻昆阳城。为了显示其威力，新军把昆阳包围十层以上，设置了100多座军营，战线拉的很长。新军起初进攻非常迅猛，还挖地道、使用冲车和棚车攻城，并集中了所有机弩向城内狂射，箭矢像雨水般的倾泄。战斗到最艰苦阶段时，城内守将王凤一度动摇，向王邑乞降。但王邑、王寻认为攻克昆阳指日可待，不许他们投降。这使得守军认识到只有拼死坚守，以待援军才有生路，于是更加顽强地与新军搏杀。新军将领严尤看昆阳难以在短期内攻下，便又对王邑建议说：“兵法讲围城要留一面，我们应当让昆阳之敌逃跑一些，使他们传播失败的消息以震撼宛城之敌。”王邑等依仗自己兵多粮足，占据绝对优势，又一次拒绝了严尤的建议。由于昆阳城内军民并肩战斗，一次次地打退了新莽军队，使占绝对优势的新军毫无进展。突出重围后的刘秀等13骑到达定陵、郾城（今河南郾城区）调集援军时，一些起义军将领因贪惜自己的财物，不愿赴昆阳增援，只想就地驻守。刘秀对他们说：“今天如果能破敌，珍宝财物要比现在多万倍以上，我们的大事也可成功；如果我们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于是各营将士遂跟着刘秀、李轶等一齐增援昆阳。

　　六月初一日，李轶、刘秀所率之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到达昆阳地区。刘秀为鼓舞斗志，自率步骑兵千余人为前锋，李轶率主力跟进。王邑、王寻派兵数千人迎战。在刘秀军的勇猛冲击下，新军几次被打得大败，绿林军为之士气大增。同时，为瓦解新军斗志，刘秀故意把写有宛城汉军已获胜并有10大军前来支援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又故意让其转落到新军手中，引起新军恐慌。两军决战时，刘秀利用决战前夕之战，洞察王邑、王寻骄傲轻敌，刚愎自用，错误地将四十多万大军分成几十部、百余个营垒，诸部互不统属，且严令不可擅动，他们只率万余人巡视阵地的情况，他亲率一万多援军进行攻击，昆阳城中还有守军约9000人，其兵力已比新军多一倍，占据了局部优势。同时刘秀又组织3000人的敢死队，冲击新军中军阵营，直击要害。王邑、王寻中军阵势很快被击破，士卒混乱溃逃。但新军其他各部因没有接到统帅命令而不敢轻动，故无人前来支援。刘秀率军奋勇冲击，一鼓作气打垮了新军中军部队，并斩杀主将王寻，新军失去指挥中枢后立即大乱。此时城内汉军也一齐杀出，内外夹攻，新军迅速土崩瓦解。此时又适值暴雨如注，河水陡涨，败兵“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滍川（即沙河）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王邑、严尤等将领仅带少数骑兵逃脱。当王邑等千余败兵逃到洛阳时，整个新莽王朝为之震动和惊恐。

　　四、战争结局的影响

　　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此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汉军以不足两万军队歼灭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42万大军，摧毁了新朝的统治基础，为起义军胜利进军洛阳、长安，最终推翻新莽统治奠定了基础。昆阳之战后，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攻武关，三辅为之震动，各地豪强也纷纷诛杀新朝牧守，用汉年号，服从更始政令。 不久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在昆阳之战中，汉军统帅虽然为王凤、王常，但由于王凤等人面对绝对优势的新莽大军，一度缺乏作战的坚定性，刘秀成了昆阳之战的决定性人物。

　　昆阳之战绿林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是新朝的王莽是篡汉自立，得位不正，得不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起义军占据了政治和道德制高点。二是王莽在改制中朝令夕改，十分混乱，且实行暴政推行，触动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广大民众受害尤深，因而反抗者十分强烈。三是新军统帅王邑、王寻妄自尊大，贪功恋战，且不听正确建议，从战略到战术屡屡失机，用兵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故致战役失败。四是绿林军将领刘秀在战斗中意志坚强、战略战术灵活、组织能力强大，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足智多谋，神勇果敢，善于把握战机，能够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因而能够险中取胜。五是天助汉军，战斗进行中恰遇大风大雷雨，河水暴涨，新军士卒掉入水中被淹死者达万人以上。昆阳之战不但是玄汉击败新莽的关键一战，同时也为起义军最终推翻王莽统治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人们对昆阳之战高度关注，评价既多且高。如北宋大学者何去非在《光武论》中说：“方寻、邑百万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明朝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说：“一战摧大敌，顿使海宇平”。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高度评价昆阳之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这里的“合此原则”即战略退却原则，意思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先让一步，后发制人最终获胜的原则。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他列举了“新汉昆阳之战”等战例，认为“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此语正精辟分析了昆阳之战汉军获胜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