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从唐建国到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一百多年，唐朝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发展都较快。但是这时的黄河河患也显著增加，从贞观11年（公元637年）到乾宁三年（公元896年）的260年间，有明文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年，灾情相当严重，因此唐朝对治河非常重视。相关法规主要集中在《唐六典﹒营缮令》和《唐律疏义》中。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的行政性质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唐律疏议》是唐朝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汇编。唐初统治者曾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成了一部《唐律》。至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唐律疏义》一书，共30卷。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

　　一、水利施工组织法规

　　在工程兴建方面，规定：“修城廓，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 《唐六典》卷六《开元前令》，《营缮令》，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就是说，对于需要修筑的堤防及需要的人工，应该列出计划报上级部门，待批准后才能动工。在水利工程维护方面，规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需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泛滥，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还规定“堤内不得造小堤及人居”，对西汉以来在河滩地带修建的私人建筑物一律拆除，使黄河畅流。还要求：“其堤内外各五步，井、堤上种榆柳杂树”，以加固河堤（《唐六典》卷六《开元前令》，《营缮令》，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治河施工组织有严格的规定，违反者要受到处罚。 敦煌千佛洞所发现的文献中，有许多转帖。转帖是为召集一次公益性活动而发的通知。由于通知是在有关人户间轮转传递，故名。转帖中有专门召集受益户共同维护和修理灌溉渠道的，叫作渠人转帖。帖中不仅写明应出工的各户人名、所应携带的工具以及集合时间、地点等，还特别强调“如有后到，决杖七下，全段不来，重有责罚”等规定（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二、不修堤防、盗决堤防罪首次被列入法定罪行

　　违犯防洪规的行为，必须受到处罚，这方面的法规主要集中在《唐律疏义》卷第二十七《杂律》第424条“失时不修堤防”规定中，主要规定如下：

　　1. “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脏（赃）论减五等。以故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谓水流漂害于人，即人自涉而死者非）。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意思是，各级官员有及时修筑堤防职责而没有修筑或者没有及时修筑者，主官要受击杖七十的刑罚处罚。如因此使人家房屋、财产受到损失的，以贪污相应数额钱财应治之罪减五等等处罚。如因此有死伤人命的，按照争斗致人死伤罪减三等处罚。如果因为罕见反常的大雨引发的灾害，不追究当事人的罪责。

　　2.“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脏重者，坐脏论。以故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也如之。”意思是，擅自挖开河堤者，处以击杖一百的处罚，不论是因私用决堤还是因公共用水之需决堤，一律同罪。如果因此导致人家房屋、财产损失严重者，以贪污罪论处。如果因此导致死伤人命的，以争斗致人伤亡罪减一等处罚。如果是因为引水造成以上损失的，同样按以上量刑标准处罚。

　　3.“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漂失脏重者，准盗论。以故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意思是，故意决堤害人者，处以流放三年的刑罚。因此造成损失严重者，可以按盗窃等量财务的罪处罚。因此造成人员伤亡者，按照故意杀人罪、伤人罪处罚。

　　4. 对于筑堤，不管是筑新堤还是修旧堤，如果不按程序报批，也要受到惩罚，如“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官有营造应须市买料，请所须财物及料用人工多少，故不以实者”，都要受到处罚。

　　唐律的以上规定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如《宋刑统》和《明会典》中有关不修堤防和盗决堤防致实的量刑都和唐律基本相同。

　　三、宋代防洪法规

　　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在黄河下游，黄河安澜与否，对首都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等均有重要影响，宋代黄河频频决口、改道，灾害大大超过前代。因此，北宋对治理黄河非常重视，防洪法规制订得更加具体。

　　北宋明确规定了治河防洪的责任制度，除在《宋刑统》中保留唐代有关护堤条例外，还有一些新的规定。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三月，宋太宗赵光义下诏：“长更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置于法。”咸平三年（公元100年）宋真宗赵恒令：“缘河官吏，虽秩满，须水落受代。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职”，意思是沿河官员虽然任期已满该调离异地任职，也必须等汛期过后才能交接，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及属官要经常巡察堤防，转运使不要再委任别的职务（以专心监察河务）。对黄河堤防的岁修也做了具体规定。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因黄河堤防连年溃决，赵匡胤“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并决定以此为例，“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把当年春季作为集中修堤的时间。对堤上植树也有规定，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赵匡胤下诏：“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淮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逆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恂、独者免”。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真宗又“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脱脱：《宋史》卷91，《河渠一•黄河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

　　宋代对盗决堤防、不修堤防的量刑虽然沿袭唐律，但规定更为具体，规定盗决堤防，致使漂溺杀人，害及十家以上，首犯处死刑，从犯减罪一等；害及百家以上，主谋及同案犯皆处死刑（窦仪、苏晓：《宋刑统》卷27，《杂律·不修堤防门》，中华书局1984年版）。

　　宋代编纂过系统的河防法规。据《玉海》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编有《宣和编类河防书》共计292卷，其主要精神是：“元丰之制，水部掌水政，崇宁二年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水政” （王应麟：《玉海》卷22，广陵书社2003年版）。这部法规长达292卷，可知其丰富严密之程度，可惜今已散佚，不知其详。

　　（作者：饶明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