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如熤（1759—1826），字炳文，号乐园，别号苏亭，湖南溆浦人。少聪敏，13岁补诸生，后举优贡。为人性情豪迈，淡泊荣利。嘉庆五年（1800），廷对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洋洋万言，嘉庆帝亲擢第一；六年（1801），始为陕西洵阳知县，后历任定远厅同知、汉中知府。道光元年（1821），擢陕甘兵备道；五年（1825），授贵州按察使，未行；六年（1826），留任陕西按察使，入京觐见，道光帝召见三次，卒于任。严如熤颇有经世之才，是嘉道时期著名的经世学者。他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道光帝“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

　　严如熤一生著述颇丰，《洋防辑要》为其协助两广总督那彦成治理海疆时所著。他在序言中称，“予往佐那制军筹办广东洋匪，于海防形势略悉一二。守郡无事，乃取缘海山川险要，辑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疆舆地，并次其兵防军政兵事。他如水战之临机决胜，出洋之风信潮候、船筏帆橹，临敌之火器弓弩，皆洋防之要，以次辑焉。元明之卫所、运道、盐政，外夷市贡，虽得失参半，亦莫非当年要务，辑之以备参稽。”严如熤希望读此书者，“知胜国疏于防制，因以启衅召侮。诸君所太息为未能举行者，至圣朝而措置罔遗也。”他特别指出，“有封疆之责者，尚留意哉！”其经世致用之意，于此彰显无余。

　　《洋防辑要》共24卷，卷一为总分直省海疆图说，辑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总分7图，顾祖禹高丽、安南、东南洋外夷、西南洋外夷4图，元代海运图，明代沿海卫所，共13幅图。图中标注山水城镇与战略要地、海道路程、历代用兵路线，以及不同风向时明倭寇的入侵路径等信息，具有极高的军事参考价值。卷二、卷三为国朝经制，详述江海会哨制度、水师管理、沿海府州县驻防等情况。卷四至卷八为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舆地考；卷九至卷十五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防海略；卷十六为沿海形势总略；卷十七为策略；卷十八为风潮占验；卷十九为操练水师略；卷二十为水战筹；卷二十一为兵器筹；卷二十二为海运旧制；卷二十三为盐务；卷二十四为洋夷市贡。以上部分主要辑自清代档案文件与沿海府州县资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郡国利病书》、戚继光《纪效新书》，以及王阳明、唐顺之、茅元仪、谭纶等前人相关著述，可谓采撷精华之作，反映出严如熤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海防思想。

　　严如熤主张在沿海成立团练。他认为沿海防守力量有限，堵截追击之策难以奏效。沿海数千里均有港汊，地广防多，分汛兵则不足，调本省营兵戍守，则路程数百里，劳同远征。而定例本省不领口粮盐菜，则势所难办。而洋贼犯边，往往乘风前驱；我方迎头堵截，则逆风难进，若乘后追击，则贼已扬帆远遁。往往“出洋数十里，不过掩饰观听。此堵御之茫无胜算也。”严如熤认为，以兵卫民，不如以民自卫，行团练之法，寓兵于民，实为“御贼卫民之上术”。其原因有三：一是有民众基础。沿海各村无赖之徒，受洋匪收买为耳目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有室家之平民自营生计，不肯为洋匪所用者势必百倍于无赖。二是民意所向。无赖之徒勾结洋匪，突至村庄劫掠平民人口，恣意索取赎资。沿边居民无不痛恨。三是可得民心。平时村民未经官府允许，难以团练自卫。他们既怕无赖之徒加以报复，又恐胥无良役诬以仇杀，反而受累更大，因此虽怀杀贼之心，但不敢先发。严如熤认为，自古以来集众成事者，关键在于民心，当“乘民心愤怒，行团练之法”。其团练之法的主要内容为：沿海村庄各编户口，十家设一旗头，二三村设一团长，十数村设一正副团总，遴选老成乡绅充任。官府发给军火，按时操练，令其各自护卫地方，防守口岸。有能杀贼立功者，立加奖赏。有行迹可疑者，绑送到官。委派官员专司其事，时加鼓励。行团练之法，显以御侮，即阴以折奸。

　　严如熤认为团练一成，海防难题将迎刃而解。在他看来，凡筹海防者，无不苦于洋面阔而分布难周、海波险而巨舰易坏、汛地虚而奸宄易乘、私济通而盗源难塞，而“此数难者，惟团练则足以易之。”严如熤认为，以团练御洋匪，其功甚大。一是断其接应。前人称洋禁之严，有宜查其外出者，有宜查其内伏者。外出总由内伏，内伏不除，则根株难清。须知洋匪在海边劫掠，不过布帛米蔬，掳人勒赎。至于船上桅舵、所用器具，以及硝、磺之类，皆为内地无赖之徒接济，均须与粮食等加以严禁。这些人杂于商贩、渔户之中，与洋匪以小旗为号，“瞭见即为接应。其导贼此处登岸，而别至一村劫掠，踪迹诡秘，所以得行其奸。然以奸民之害良通贼，乡族岂无知觉？特以害未切己，与之为难，恐其伙贼报仇。”若委任试用知县，负责稽查海口，施行团练之法，并严定章程，凡能实力奉行拿获奸细者，立予优叙补用。绅士有功，亦据实上报。如此则知县顾惜功名，绅士自保身家，必然不肯贪图小利，买放纵奸。二是防守严密。堵截洋匪贼之方，以固海岸、御港口为上。一旦洋匪攻入内地，虽能予以擒杀，但我方伤损已多。现既委任试用知县负责团练，即不应单独追究地方官失事之罪。必须查明失事之处，所委之员是否进行堵截，根据实际情况量为处分。凡沿海文武官吏，有能及时奋力抵御，阻止洋匪上岸者，皆以奇功论。如此一来，巡堵严密，洋匪粮食、杠料等物资得不到内奸接济，而掳掠又一无所得，必然坐困孤岛。三是以绝协从。利于水者，不利于陆。洋匪久居船上，不利陆行。而陆地从匪奸细，未尝于陆不利。明之倭祸，多因此辈而成。施行团练之法，则可断其协从之助。四是可资防御。沿海居民习于风浪，如崇明、上海、太仓之沙民，宝山、南汇、象山、鄞县之亭民渔户，淮海各场之私贩，广东东莞等处之各鸟槽船子弟兵，潮州之乡民，与温、处、延、邵之矿徒，义乌之民兵，习性劲悍。明朝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用之征战，往往取胜。若在有事之时，招募沿海壮健之民，广行团练之法，即可使之为我所用，又无需远调客兵，糜晌劳众。

　　严如熤主张在沿海多筑寨堡。他在考察明代海防过程中，发现塞堡可资防御。严如熤称，明嘉靖年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之温州等地，凡依山傍海之处，多因筑寨堡得以保全。他分析后认为，洋匪铳炮火力虽能达百步以外，但无法洞穿坚墙厚壁。严如熤提出筑堡之法：堡壁用粗石砌成，中间填土四五尺。筑堡防御，其利有七：一是堡体坚厚，可遮蔽铳炮火力。二是洋匪常于村庄乘夜纵火，扰害居民。现在房屋皆在堡内，洋匪自无放火之所。三是以往居民散处乡间，形单势弱，难以守望相助。筑堡之后，聚族而居，少则数十家，多则数百户，声势益壮，即可在堡内施行保甲团练之法。四是平日散处难以防守，现有寨堡可凭，则闻警而动，百十人即资守御。五是将牲畜、粮食等物资均移入寨堡，堡长、堡副按时稽察，耳目众多，无赖之徒不能潜行接济洋匪。六是邻近村落，相度地势，互为犄角，一堡有警，各堡互应，或邀截，或夹攻，合力退敌。七是将筑寨取土之处挖成深濠，堡成而濠具。濠旁密栽棘刺丛竹，以为自然防守之具。严如熤考虑到民可乐成而难虑始、乡人吝工费而无远虑，建议地方官对民众进行劝谕奖励，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在沿海一带广筑寨堡，以资守御。

　　严如熤主张在沿海多建碉楼。他认为沿海数千里，虽然港汊很多，但沿岸沙滩坑洼所限，故洋匪出入往往有固定海口。康熙年间，政府曾饬令在沿海相度地势，修建炮台，此诚为扼要制胜之方。但沿海港汊数量众多，修造炮台费用高昂，难以处处修建。因此，“必得功多费省，始可多备无虞”，而碉楼正可补炮台防御之不足。其碉楼之法：高三四丈，每面宽一丈左右，洞门一层，铳炮眼三层。碉身用石或砖建成，较为牢固，难以攻破。凡港口陡岸曲湾之处，均可作建造碉楼。严如熤指出，碉楼防守其利有七：一是洋匪之船靠近口岸时，我兵从碉眼瞭望，远者放炮，近者枪击，而身藏碉中，不为所伤。二是碉楼高耸，方便远眺，一旦望见洋匪船只，立刻施放号炮，附近各碉楼次第响应，则百里内外村庄均能迅速加以戒备。三是每座碉楼设碉长一名、碉卒十名。紧要海口之处，只须修造数座，即能做到相互照应，则用兵不过数十人，颇能节省费用。四是碉楼形制坚固，守兵预先储备铳炮、器械、木柴、水和粮食。有警则闭门而守，不须临时运送物资。五是碉长负责严格约束碉兵，食宿均在其中，擅离碉楼者严加惩处。因防守严密，洋匪轻易不敢靠近碉楼，即使人多也不能逾越内犯。六是在无赖之徒经常接济洋匪的处所，多建数碉，命碉卒时常加以侦察监视。这样比兵丁日常巡逻，受风雨阻隔影响更小，而防范更为严密。七是堵剿机宜，关键在于侦探无误。而探卒之用，则因地而异。在山谷之间，机敏的兵卒可以假扮敌军混入敌营，伪装成乞丐候于道路；在平原旷野之处，侦察骑兵即可侦测敌营；在海洋上却很难，不能用马而用船，船穿行在大海中，小则易被大浪打沉，大则用橹用帆，须用多人。烟波浩茫，岛屿众多，洋匪船只往往无从侦探。即便偶然相遇，洋匪顺风而来，船大如飞，探船帆小落后，往往失事。而碉楼形制三四丈高，在近海岛屿选择空旷处各建数座，以为墩台瞭望之用。一旦发现洋匪船只，即传炮为号，较之探船入海侦察，更为方便得力。

　　严如熤指出，应因地制宜筑堡建碉。凡有炮台之处，不须建碉，碉主要用于弥补炮台空虚之处。松江以北沿海沙多土少，难以筑屯堡，只能建碉加以堵截，并挖濠沟栽荆棘进行防护。他认为，“论边防者以保聚为上。沿海官设碉楼，民修村堡，团练壮勇，均固本自强之计。次第施行，其利可数十年。非如一时战伐之功，兵撤而事变旋生也。”这种寓兵于民、官民结合、堡碉炮台互补的防守策略，体现了严如熤注重实效、放眼长远的海防思想。

　　（作者：张佐良，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