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我国航运历史悠久，原始社会，人们用石器“刳木为舟”，创造了最早水上交通工具。大禹治水时，传说有“陆行载车，水行载舟”之举。

　　春秋战国时期，为通航的需要，在河流两岸曾规定设“表”以示水的深浅。《荀子·富国》中记有“其政令一，其防表明”的文字，《荀子·天论》进一步解释：“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

　　隋初，十分重视漕运，先后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等较大的漕渠，形成了南北相连的大运河。从唐代起，运河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南北经济大动脉，围绕工程维修、航运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法规。

　　唐代的航运管理规定主要有：（一）“每年正月，发近县丁力，塞长茭，决沮淤”，及时对汴渠加以整治、疏浚。（二）实行分段运输。江南漕船运至黄河与汴河交汇口处即卸粮入仓而归，地方官再雇船根据黄河水情变化运至洛阳一带入仓，再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至关中。（三）《唐律疏议》记载“津济之处，应造桥、船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船人行船、茹船、写（泄）漏、安标宿止不如法”，“行船应各相回避而不回避”等情况造成损失者，分别论罪。

　　航运与灌溉争水，在唐代运河上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汴河、淮南运河都有类似情况。航运所关系的是整个国家运输运脉的畅通，牵掣全局利益，而农田灌溉只涉及一个地区的农业收成，因而，当水源不足、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水部式》规定，应首先满足通航要求。在社会安定，法律被尊重时期，可以依据《水部式》处理有关矛盾，但当社会动乱，法制削弱的唐代后期，则往往需要由政府下达行政命令，指派专门官吏处理此类矛盾。

　　汴河上航运与灌溉的矛盾最为突出。每当春夏灌溉季节，两岸广开斗门引水浇田，汴河因而断航。贞元二年（786）德宗皇帝亲自干预，指定汴、宋等州观察使选派清廉刚直官吏负责检查，并要求郑州、徐州、泗州也要照此执行。但汴河沿岸多系军阀割据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自然无法禁止他们从汴河开灌。此后不得不向藩镇妥协，正式允许开渠引水，致使汴河断航。每年四月至七月，漕船滞留汴河不得前进。为了解决运输的困难，元和九年（814）在盱眙都梁山修建转运仓库，存储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待灌溉季节过去以后，再由盱眙经汴河转运西进。

　　在主要航道上灌溉与航运争水的矛盾相当突出，尤其是在藩镇割据时期更是如此。这类问题甚至成为测验官吏行政能力和科考题目。例如，《文苑英华》中有一道试题是：“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船不通，请筑塞两岸斗门。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负责中央财政运输的要求关闭两岸引水灌溉闸门，集中水量保证运河通航；而地方节度使则以营田收成不好，军需供应有困难相要挟。《文苑英华》同时收入的答案则明确表示，航运涉及国家整体利益，地方应服从中央。

　　此外，这一时期重要的城市如长安、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对供水河道管理很严，历代有专门制度。

　　唐代文献中保存了两条有关城市排水的资料：一条是某甲宅中修排水渠将污水往宅外街道被吿发。另外一条是某乙将家中的污水排往邻街，被县令责杖六十不合法，请求“依法正断”，审理结果认为应该判乙胜诉。可见当时已有城市排水法细则。

　　宋代开始出现漕运专业管理机构，北宋在开封设排岸司和纲运司，将漕运分为两个系统：排岸司负责运河工程管理及漕粮验收、入仓；纲运司负责随船押运。两司下领指挥，属于武职系统。从管理上纲运司服从排岸司调度，验收、卸粮、入仓等重要环节均由排岸司主持，业务上两司之间有比较严格的交接制度。

　　宋代对汴河航运非常重视，由于汴河是从黄河引出的主要水道，黄河多沙善淤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也影响着汴河。为了确保汴河有适当的水深通航，“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由于黄河“向背不常”，“河口岁易”，因此，每到春天就征调大批民工重开汴口。而当黄河主溜顶冲时，汴河进水过多，又需要通过泄水闸坝泄洪。当河水位增至七尺五寸时，即派禁兵三千上堤防洪。对京师重地更强调：“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入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

　　元代，会通河及通惠河次第修成，京杭运河已全线开通。由于会通河水源规划布局的不完善，运河运输量极为有限。

　　此外，元代大都（今北京）金水河管理制度规定，洗手洗衣物要受鞭笞。但细节多已佚失。

　　（饶明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