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北宋对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很重视，天圣初年，宋仁宗下诏：“诏诸州长吏、令、佐能劝民修陂池沟洫之久废者，及垦辟荒田增税二十万以上，议赏；监司能督责部吏经画，赏亦如之。”成画于宋徽宗元年（1101年）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都城汴梁城郊结合部的繁华景象，其中舟楫往来繁忙、彩虹桥飞架两岸、河道水系畅通的汴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汴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而黄河水含沙量极大，边河清淤疏浚是一项重要任务。汴河是当时南北经济流通的大动脉，汴梁又是都城，以此为中心的汴河治理是北宋农田水利管理的重点。从汴河的畅通繁荣，可知北宋历朝水利管理制度化的水平。北宋农田水利法规的代表性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仁宗颁布《疏决利害八事》

　　天圣二年（1024年）宋仁宗又颁布《疏决利害八事》，主要内容如下：

　　（一）认真察看地形，按水势及传统沟洫走向疏浚，由州县计算所需人力，组织实施。（二）疏浚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如果和原规划标准相差较大，或者水流不畅危害民田，要对主管官员治罪，并令赔偿损失。（三）约束官员，不准以兴修水利之名敛财，“毋敛取夫众财货入己”。（四）把兴修水利绩效纳入州县各级官员政绩考评体系。“县令佐、州守卒，有令劝课部民自用工开始不致水害者，叙为劳绩，替日与家便官，功绩尤多，别议旌赏。（五）严禁百姓在灌溉河渠中修筑堰谒，截水取鱼，以致淤泥不能行水排涝。（六）完工后丈量工程量，开挖的土石料用于加固河堤。“开治工毕，按行新旧广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沟河岸一步外筑为堤埒。（七）开挖渠道要按规定标准。“凡沟洫上广（宽）一丈，则底广（宽）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有广狭不等处，折计之，则毕工之日，易于覆视。（八）如果沟洫原址现已淤平为田，现需重新开挖，应根据占地多少减免赋税。

　　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约束》

　　王安石变法前期，颁行的《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是全国性的促进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法令，颁布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某处应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工程的人，核实后有参考价值的要予以奖励或重用。其建议交付地方政府负责实施。（二）各县应上报应修浚的河流和灌溉工程，并做出预算和施工计划，若工程涉及数县，各县都要提出意见并上报主管官吏。（三）各县境内应修堤防和应开挖的排水沟渠都要提出预算和施工计划，报请上级复查，批准后实行。（四）对州县的报告，行政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和转运官吏核实、协商，再组织州县施工。（五）如果工程量大，涉及几个州，要报往中央批准。（六）工程较多的县，县官不能胜任的要调离，如果确系头绪太多忙不过来的，可添设助手。（七）私人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经费无力负担者，可向官府贷款。（八)凡出力出资兴办水利的，按效益大小，官府要给予奖励和录用。(九）不按计划施工的要罚款，罚款用作工程经费。（十）兴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员给予升赏，临时委派的官员也要奖励。

　　《农田水利约束》在实行过程中又不断完善。熙宁四年对其内容进一步具体化，规定对兴修农田水利有功的官员，按灌溉顷亩1000顷以上、500顷以上和100顷以上三等分别予以奖励。熙宁五年又补充兴修水利占用民田，应以官田补偿的办法以及对无力承办兴工者，由政府出资助的办法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

　　这部法规的颁布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建设高潮，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佑四年（1089年），宋哲宗下水利诏书：“濒河州县，积水胃田，在任官能为民经画疏导沟畎，退出良田自百顷至千顷，第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又下水利诏书：“熙宁、元丰中，诸路专置提举官，兼领农田水利，应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举。近多田循废弛，虑岁之日更隳坏，命典者以时检举推行。”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又下水利诏书：“立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在官三年，无隳坏堙者赏之”。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下水利诏书：“命官在任，兴修农田水利，依元丰赏格，千顷以上，该第一等，转一官，下至百顷，皆等第酬奖，……,缘政和续附常平格，千顷增立转两官，减磨勘三年，实为太优”。

　　三、“大放淤”及其成效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北宋的大放淤政策，对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黄河下游干流和河北岸的一些支流，以及汴河两岸，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放淤活动。在颁布《农田水利约束》的当年，秘书丞侯叔献上书说：汴河两岸活壤千里，公私废田达两万余顷，多为牧马之地。实际“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下余万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于行水。欲于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余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朝廷立即批准，派侯叔献和著作佐郎杨汲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熙宁五年闰七月，“程日方奏引漳、洛河淤地二千四百余顷”。六年八月，程日方又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为长利，须及冬乃可经画”；十月“阳武县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户言：田沙碱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以尺计亩输钱，以助兴修。”皇帝下诏同意淤灌，并免予输钱。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张景温建议“陈留等八县碱地，可引黄汴河水淤溉”，朝廷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诏次年差夫”兴办。

　　总之，北宋《农田水利约束》及有关诏令的颁行，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兴修。据近人统计，从熙宁三年至九年间，各地共兴修农田水利10793处，共灌溉田地361170顷，官地1915顷[(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

　　四、《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北宋农田水利法规的典型案例

　　北宋时期，在大兴水利的政策引导下，各地大力修建水利工程，或者对已有水利工程进行整修扩建，加强管理维护。千仓渠位于河南地区济水上游，修建于唐代，宋神宗熙宁年间受到大力整修，加强管理。熙宁三年制订的《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共十一项，详列千仓渠水利管理、使用等项目，代表了当时的管理水平。主要内容如下：

　　（一）灌溉优先。孟州怀州城市用水，如遇大旱，不得于千仓渠济水内分流。（二）水源保护。千仓渠的重要水源龙潭水不得引入别河，亦不准置水磨等分流水势，如水磨用水又回流至千仓渠者允许设置。（三)引济水补充水源。于济水上源置闸一座，每年正月十五日以后开闸放水入千仓渠，九月一日以后闭闸，水尽入济河，许水磨户使用。在闭闸期间，如遇洪水，可以开闸分洪，如遇闰月，至九月初稻米未熟尚需用水，也可视情况开闸放水。如果闸有损坏，要及时修理。每次开闸要派官员监督，此前各用水户应修好堤塘蓄余水。(四）不准随意扩大灌溉面积。千仓渠两岸不准随意增开稻田，首先保证原有稻田用水。如果还有余水，可允许农户上报计划，经管理机构核算可新增稻田亩数，按沿渠从上到下、从近至远的顺序开拓新稻田。（五）精准调度水量。按田亩多少，计算放水时间，上下闸之间密切协作。在何处设置闸门，要经过严格核算和商议。（六）选拔德才兼备者负责管理。沿渠人户分作上流、中流、下流三等，每等各置甲头一人，以本等内田地、物力多且热心公益者任之，负责本等内丈量土地、用水时间、开闭闸堰、上报各种材料等事务。甲头如有作弊及搜刮民财者，严加惩罚。（七）从严管理。州县官吏故意违犯以上各条，允许农户向转运提刑司提起诉讼。农户之间有纠纷，也以违犯制度处罚。

　　（饶明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