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在已知的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一脉相承，绵延至今，对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2023年是甲骨文被发现和研究的124周年，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了不起的甲骨文 · 专家谈》特别策划，邀请专家学者就如何做好甲骨文的传承发展工作建言献策。

摘  要：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形成了当今世界性的“绝学”“显学”——甲骨学，引起了对殷墟长期的考古发掘，重构了殷商历史，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坚实的支点，把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近千年，极大提振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意义十分重大。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绝非偶然，源于王懿荣所秉持的人文精神，即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清廉耿介的高尚气节和宁死不屈的爱国情怀。斯人已逝，其人文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永存。

关键词：甲骨文  王懿荣  人文精神

王懿荣是甲骨文的发现者，他既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问大家，又是一位耿介清廉的乱世好官，更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忠贞爱国者，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清末浊世的一股清流，国家危亡时的中流砥柱。

一、甲骨文发现的背景和意义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治上的昏暗、军事上的孱弱、经济上的贫困，导致文化上的自卑。西方学者鄙视中国，贬低中国文明，英国考古学家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断言：“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八、前七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起对仰韶村进行了首次发掘，仰韶文化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仰韶文化以彩陶闻名，又被称为“彩陶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接连在乌克兰以及土库曼斯坦等地发现了彩陶。安特生因此提出了仰韶彩陶来源于西方的假说，并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甘肃和青海的史前遗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彩陶文化，此后出版了《甘肃考古记》，认为“中国民族，当仰韶文化期自新疆迁入黄河河谷。”安特生进而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受西方的影响，我国学界兴起一股疑古之风，疑古派认为，夏代只是传说的堆积，殷商历史无征可信，西周以前的历史都不可靠。在这股疑古浪潮的影响下，胡适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跌到了谷底。

商代距今已有3000多年，相关文献史料很少，主要集中在《尚书》的《盘庚》（三篇）、《高宗肜日》、《微子》五篇和《史记·殷本纪》，总共不足5000字，所以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是商代留存下来的直接史料，迄今已发现15万片，以每片平均10字计算，就有150万字的无可置疑的商代文献，这是2500年前孔子也未曾寓目的珍贵文献，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商代历史为信史，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和古史辩派是一记当头棒喝和拨乱反正。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站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的高度对甲骨文的发现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甲骨文的发现，形成了当今世界性的“绝学”“显学”——甲骨学，引起了对殷墟长期的考古发掘，重构了殷商历史，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坚实的支点，把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近千年，极大提振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意义十分重大，而王懿荣这位甲骨文的发现者，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王懿荣这位文化先驱、甲骨文之父，不仅属于福山、属于烟台、属于山东，也属于整个中国，他的人文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永存！

二、王懿荣的人文精神

王懿荣身上蕴含的人文精神，可以从他的博大学问、高尚品格和爱国情怀三个维度予以提炼梳理。

（一）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

3000多年来，甲骨卜辞一直深埋于殷墟，长期被用作一种药材，无人发现辨识，默默等待王懿荣的出现。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绝非偶然，这与他学富五车的学问积淀和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密不可分。

一是王懿荣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根基坚实。明清时期，福山涌现出一大批科举入仕的精英人士，出现了一大批举人进士，形成了一大批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文化世家，王懿荣所在王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明清以来，王懿荣家族出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祭酒、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者多达140余人，“列翰林者先后五代（6人）”，600余年，科第继世、世泽绵绵、著述不断、簪缨不绝。王懿荣自小聪颖好学，在母亲的启蒙和家族硕学鸿儒的教诲下，进步神速，据《福山县志稿》记载：王懿荣“有过目不忘之誉，时誉神童”，“懿荣幼承家学，不屑于章句、帖括”，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韵学，广泛涉猎钻研，背诵熟读了大量古代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二是王懿荣有广博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王懿荣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经历了八次乡试才考取举人，而这一坎坷的过程也磨砺了他的意志，厚积了他的学问。清光绪五年（1879年）他考取举人后，次年就考取进士，入选翰林院，成为家族第五位翰林。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懿荣又被擢升为国子监祭酒。次年，因甲午战争爆发，王懿荣奉旨回乡办团练，中日议和后，王懿荣又返京补国子监祭酒，是为二任祭酒。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王懿荣因母亲病故丁忧三年后第三次担任国子监祭酒。又兼任《会典》馆总纂，授正二品顶戴。《清史稿》卷四十二《王懿荣传》中说：“为祭酒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三是王懿荣有强烈的金石嗜好，见多识广。清代盛行朴学，或称之为考据之学，涌现出一大批金石考据大家。王懿荣在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对金石文字考据与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爱好贯穿王懿荣一生，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名家，如陈介祺、赵之谦、潘祖荫、吴大澂、李佐贤、胡澍、缪荃孙、王瑾、张之洞、张佩纶、鲍康、李鸿藻、翁同龢等，都有密切交往，经常与这些金石名家讨论金石，因此撰写了许多金石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天壤阁杂记》《古泉选》《翠墨园语》《福山金石志》《求阙文斋文存》《晚清二十三家藏器目》《天壤阁瓦当》等等。《清史稿·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王文敏公年谱》（即王懿荣年谱）记：“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自称“好古成魔”，有“书痴”“墨痴”之称。

正是广博深厚的金石学积累，使王懿荣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看到“龙骨”上的刻画文字，就认识到不凡，“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

（二）清廉耿介的高尚气节

王懿荣一生清正廉洁，耿介不群。据李宝嘉《南亭笔记》记载：“王廉生祭酒，官翰林二十年，喜金石书画，一贫如洗，典衣绝粮不顾也。书法雄健尽脱楷气。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同官均侧目，有‘东怪’之称。”从中可以看出王懿荣清廉耿介的品性。

最能彰显王懿荣耿介个性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懿荣上书慈禧《吁请暂停点景但行朝贺疏》，此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慈禧仍大操大办“万寿庆典”，王懿荣忧国忧民，毅然上疏，显示了他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安危的高风亮节。

最能彰显王懿荣清廉的是他上缴户部团练专款的故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王懿荣回乡办理团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懿荣接到上谕：“和议已定，勿庸招募，著即回京供职。”他只好回福山安排家事，向母亲禀告，朝廷批准拨发省库银二万五千两，分文未动。户部拨银二千两已筹办团练花光，自己还倒贴五百余两。他认为虽然花了户部的拨款，但办团练没有成效，打算自己筹资，将户部的二千两拨银全部上缴。此举得到母亲大力支持，王懿荣母亲变卖祖上房产一处，并典当首饰细软，帮助儿子弥补银两，彰显了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

王懿荣是一位学问博大、品质高尚的人，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

（三）宁死不屈的爱国情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王懿荣接到圣旨后说：“此天与我以死所也！”已经立下以死报国的决心。王懿荣办理团练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往往夜晚漏三下，未即就眠，心力交瘁，殆难言喻”。当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预感时局危机，就亲率仆人将家院中老井的横石除去，并对家人说：“此吾之止水也。”8月15日凌晨，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王懿荣仰天长叹：“吾可以死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王懿荣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并写下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后投井自杀，为国殉难，夫人、长儿媳也相继投井殉国。王懿荣的忠烈气节后受到朝廷嘉奖，赠谥号为“文敏”。

三、小结

王懿荣作为一位大学问家，他广闻博识，发现甲骨文，是中华文脉忠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作为清末耿介的高官，他处浊世而独清，出淤泥而不染，是国家的脊梁；作为国家的股肱之臣，他宁死不屈，为国殉难，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34年，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王懿荣正是这样的“中国的脊梁”，他的光芒将永远烛照甲骨学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华民族精神史。

（作者：张莉，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