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体现出来的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

　　三皇五帝时期，华夏集团的炎帝部族、黄帝部族，以及以蚩尤为首的东夷部族，先后经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建立起包括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在内的空前部落联盟，实现了早期民族的一次大融合。黄帝部族地位的确立，主要靠的不是武力征讨，而是靠其包容精神，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但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却长期结为联盟；九黎族首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兴师擒杀了蚩尤，但从西周时还有“黎民”的名称的存在可以看出，蚩尤部族并没有被赶尽杀绝，而是融入了炎黄部族之中，《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时期“万国和”，反映的就是各部族融合后的和谐局面。

　　至尧舜时期，尧通过和睦九族实现了“协和万邦”的局面。舜帝对周边民族的宽容，收到了“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良好效果。禹依靠“施之以德”，实现了“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和“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的局面。此一时期，由于坚持了兼容并包为核心的包容精神，华夏族得以进一步壮大。

　　夏、商、周三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夏部族与生活在东部地区的商部族，以及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周部族在中原地区完成朝代更迭的同时，也完成了民族间的融合。与此同时，夏、商、周三族还与楚、越，以及周边的夷族、蛮族、戎族、狄族进行着民族融合。夏部族通过联姻东夷部族，建立夏朝，后又在东夷部族的支持下，实现了少康中兴。商王朝通过给予方国首领高官厚禄和联姻的方式，维持与周边民族的良好关系。西周分封时，对各部族实行的是求同存异、宽大包容的政策。成王将弟弟叔虞封于夏墟唐地时，告诫他在面对夏朝旧地百姓和戎人时，要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管理办法，而分封卫国于殷墟时，实行的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西周中期，周穆王对待犬戎推行的是“耀德不观兵”的德化怀柔政策。

　　西周末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出现了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局面，其间周边各族纷纷内迁，华夏族与其他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进行着更加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都采取包容态度。起初晋悼公主张出兵攻伐戎、狄之族，大臣魏绛认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提出应当采取“和戎”的政策。晋悼公采纳了魏绛的建议，并坚持实行“和戎”政策，“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收到了“戎翟和”的良好效果。为融洽与边地民族的关系，族间通婚也是常用方式，有周襄王“德狄人”，晋献公“娶二女于戎”等。

　　各民族依靠彼此间的包容，化解了彼此间的冲突，实现了民族间的融合，到春秋战国时民族间的差别已基本上消失，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促进了汉族的形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北拒匈奴，南征越族，统一岭南，海宇划一，同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为华夏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秦时，民族高度融合，以致境外各族称呼中国为China或支那、细纳、西奈等，都来自“秦”的音译。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间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在继续推行秦朝相关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统治版图，使更多的民族群体纳入汉朝大家庭之中。汉朝还采取羁縻政策，维系着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昭君出塞、细君和亲乌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实现了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加速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共同文化的形成，“汉人”作为族称被广泛使用。汉族取代华夏族虽然只是民族名称的变化，但反映的是民族共同体居住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以及内在联系的加强和汉民族基本特征的形成。

　　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密切程度、活动范围等方面都比之前有了更大的提升和扩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接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吕思勉就认为“兼容并苞，同仁一视”的胸怀是汉族得以壮大的原因：“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借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

三、中华文明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魏晋时期，中原汉族虽与北方胡族有冲突，但胡族之间发生战争或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中原汉族政权允许胡族人“内徙”以求生存，于是不少胡人进入内地与汉族杂居，从而实现了北方胡族与汉族的融合。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族纷纷南下，先后建立政权，各民族在相互矛盾、冲突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秉持“和戎之术”“夷狄应和”“夷夏之情，咸共推之”的态度，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的一系列汉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到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慕容等大多从史册中消失，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逐渐融入汉族，到隋朝统一时，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融入了汉族。

　　隋朝结束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局面，为大气恢宏、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与其他民族的联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各地各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结亲，成为永载史册的汉藏和亲佳话。民族称谓上，“中华”取代“汉族”“华夏”，成为中国民族的集体称谓。

　　从五代十国到北宋、南宋将近四百年时间，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金，先后与宋对峙，在争夺正统的同时，也实现了各民族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华夷同风”“混一中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由此得以壮大、巩固。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其疆域“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蒙古族和其他边疆民族又陆续内迁，在更大范围内与各族杂居，促进了各民族的进一步交融，原金国治下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在元朝大都已汉化，华夏认同与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强化。

　　明太祖虽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在建立明朝后，针对不同的边疆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管理政策，但“华夷一家”一直是明王朝贯彻的理念。朱元璋声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成祖也主张：“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在华夷一家、四海如一民族政策指导下，依靠“德威兼施”民族政策，明朝成功招抚了东北、西北、西南各地不同的民族，实现了各民族间的深度融合。

　　满族入关，为缓解民族矛盾，皇太极即位后便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后又称“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顺治帝提出“满汉一家”“满汉一体”思想，康熙、雍正、乾隆也都淡化“夷夏之分”，乾隆更是主张大清王朝统治下的民族都不是夷狄，主张国家大一统与各民族平等。清朝在民族关系上的大一统思想，使中华传统的华夷之辨最终落脚到了“夷夏一家”“华夷一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初步建立。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的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包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到巩固和完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不断巩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续写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历史。

　　（作者：李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