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唐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浑涵汪洋、包罗万象，有“集大成”之称，这与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并能化为己用是分不开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源头，自然也是杜甫师法的重要对象。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一中自述“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即出自《诗经》，《诗经》中有风、雅、颂三体，风即国风，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各诸侯国民间诗歌。雅是周代的正声雅乐，分为“大雅”和“小雅”，《诗·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认为“雅”的字义为“正”，由“正”联系到“政”，从“政”的小大来解释雅有小大之别。还有学者认为，大雅与小雅的划分依据主要是基于音乐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大体来说，雅的作者是中上层贵族，国风的作者是普通民众。所谓“风雅”，指的就是《诗经》所确立的具有中国文化、审美特色的诗歌创作原则。《诗经》是中国诗歌之祖，自汉代确立其经学地位以后，成为历代诗人学习的最高典范。而在这些诗人中，唯有杜甫一人的诗歌被认为可以和《诗经》一样列入六经的行列，诚如曾噩的《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这与杜甫对《诗经》的独特的接受方式有密切关系。

　　《诗经》被后人认为兼具文学与经学双重功能。在文学方面，人们看重的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二是温柔敦厚的诗风。在经学方面，人们看重的是《诗经》所传达出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忠君爱国、重人伦、仁爱等。因此，历代杜诗学著作在阐述杜诗与《诗经》的关系时也主要是寻找二者在这些方面的相似性。如果泛泛而论，这些方面几乎可以从绝大多数中国传统诗人的诗歌中寻找出来，并不能回答何以众人皆学《诗经》，却只有杜甫一人胜出的原因。杜甫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以诗人的敏锐直觉寻绎《诗经》与自身的契合之点，并巧妙地纳入自己的诗歌之中。杜甫对《诗经》的学习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经》中合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

　　虽然《诗经》是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而被纳入儒家经典，附加了不少本不属于《诗经》的儒家的伦理道德元素，后人每每在阐释时感到无法自圆其说而只能曲解附会。杜甫所处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因此杜甫在学习《诗经》时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普遍观念的影响。而且，杜甫的家族一直秉承“奉儒守官”的传统，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家族中多孝悌之人，他从小又得姑母怜爱，伦理道德可以说是从小就养成的。杜甫本性忠厚，又加上国运日衰，战乱后更是与普通百姓一样过了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穷困不堪的生活，在真切的人生体验中生发出对处于同样甚至更为恶劣的境遇中的广大民众一种悲悯仁爱之心，这种仁爱之心甚至延及有生命的万物生灵。同时也对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愤懑不平而不由得进行揭露和抨击。由此出发，杜甫对《诗经》中合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在情感上有着极高的认同度，正是由于情感的加持，杜甫将此纳入自己的诗歌中时自然也毫无违和之处。诗贵真，杜甫的儒家思想是与情感血肉相连的，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不作伪的本真状态，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已经为很多诗人所不及。其中杜甫接受的最多的是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讽喻。

　　《诗经》形成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其中从东周末年到春秋时期都是乱世，战乱频仍，经济衰退，因此其中的很多诗歌都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的忧虑和对无辜而多难的普通百姓表示深切的同情。最典型的是《黍离》，原文为：“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人将这种感慨国家残破，今非昔比的情感称为“黍离之悲”。杜甫的《哀江头》《春望》《九成宫》《玉华宫》《洞房》等诗，不少论者提及这些诗歌，认为与《黍离》有一定的联系。如浦起龙评《九成宫》《玉华宫》：“《九成宫》、《玉华宫》，用意各别，一为隋代所建，故明志来历，有借秦为喻之意；一为国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离行迈之思。又彼承荒主而踵事也，故由盛及衰，意存追感；此则俭德而终废也，故因衰起兴，泪洒当前。”（《读杜心解》卷一之一）王嗣奭评《洞房》：“洞房珮冷，当指马嵬事；而玉殿秋风，有黍离之感焉。”张戒评《哀江头》：“‘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其中《哀江头》《春望》二首不仅传达了类似的情感，而且在呈现形式上也极为相似。《黍离》之所以感人，是由于“禾黍”意象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空间，“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宗庙宫室是祥和繁华的都城的缩影，象征着国家的尊严、兴盛，而本应该生长在田野的“禾黍”的侵入，暗示宗庙宫室被摧毁成一片废墟，也就意味着“宗庙宫室”所承载的都市文明的坍塌和国家的衰亡，茁壮成长的青青“禾黍”与之恰恰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人类社会的衰败荒凉，一边是自然界生命力的旺盛，二者的一盛一衰因浓缩在同一空间而显得格外触目惊心。王国维曾将意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禾黍”意象也许不是作者有意的选择，而是途中的偶遇而信手拈来，但由于这一意象与作者的情感如此的异质同构，也就不经意间点染成最具典型性的“有我之境”。杜甫的《哀江头》《春望》的传达方式与此极为类似。《哀江头》中的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曲江公社，在唐代为都中第一胜景，“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侧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依映可爱”，唐玄宗与妃嫔们常到此地游乐，每到中和、上巳等节令更是游人如织，可以说是长安城乃至大唐帝国太平盛世的象征。杜甫诗中“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江水江花岂终极”也是将具有恒常的蓬勃生机的花柳作为一极，将永远消逝的贵妃游春景象作为另一极，两相比照，以永恒的自然反衬出大唐帝国繁盛的短暂，以传达自己的黍离之悲。他的名篇《春望》，首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意象组合也是如此——国家的短暂与山河的永恒、城市的荒凉衰颓与草木的郁郁葱葱，传递的也是类似的对文明的衰亡、国家秩序的崩塌的哀叹。从《诗经》的《黍离》和杜甫的《哀江头》《春望》中的意象呈现方式来看，《黍离》中的“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放在句首，是《诗经》中常见的以物起兴的方式，而杜甫的《哀江头》《春望》则将几种意象集中在一起，在意象的选择和呈现方式的构思上显然是有意识的安排，是在学习《黍离》的基础上的更上一层的艺术创新。在抒情方式上，梁启超将《黍离》的抒情方式说成是“回荡的表情法”，认为：“‘回荡的表情法’是一种极浓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他抽出来。这种表情法，看他专从热烈方面尽量发挥，和前一类正相同。所异者，前一类是直线式的表现，这一类是曲线式或多角式的表现。”并且认为杜甫的抒情方式与之一脉相承：“他的表情方法，可以说是《鸱鸮》诗或《黍离》诗那一路，不是《小弁》诗那一路，和楚辞更是不同。他向来不肯用语无伦次的表现法，他所表现的情，是越引越深，越拶越紧。我想这或是时代色彩。”①

　　《诗经》的功能被后人总结为“兴观群怨”，其中的“怨”指的是直言进谏，“怨刺上政”，也就是批评时政。有人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是“怨而不怒”，合乎“温柔敦厚”的美学特征，但并非真的如此，《相鼠》《硕鼠》《伐檀》《巧言》等都是带有强烈的愤怒的感情进行抨击。杜甫对《诗经》的这一方面是极为重视的，他在称赞元结《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时所写的《同元使君舂陵行有序》的序中说：“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委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堵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对现实的讽喻是杜甫诗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抨击社会的贫富不均，《兵车行》谴责朝廷穷兵黩武，《石壕吏》《新安吏》《垂老别》《无家别》指斥政府的野蛮征兵，《三绝句》谴责四川军阀及政府军队的凶狠残暴，《枯棕》《雷》等揭露政府的横征暴敛，都继承了《诗经》的敢于抨击时政的讽喻传统。

　　二、《诗经》所蕴含的人生百态与丰富真挚的情感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是众多诗人的合集，这些诗人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观念、人生经历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芸芸众生相，包孕了复杂多变的人性和丰富真挚的情感。从这一点看，《诗经》发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合奏。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先秦时代，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人们对群体利益的关切远远超出对个体的关注，这些呼声中有一己的悲欢，更多的则代表了国家、群体的共同的心声，也正与儒家思想相合。然而，在个体意识和文学观念都没有觉醒的先秦时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众多人共同完成的。杜甫生活的时代，由于国力的强盛，个体对群体的依附相对减小，个体意识得以张扬，而刚刚过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文学觉醒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杜甫才有可能有意识地用诗歌描绘复杂多变的人性，表现丰富真挚的情感。同时，杜甫一生的复杂经历也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从大的层面看，杜甫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整个历史过程；从个体层面看，杜甫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战乱、贫困、漂泊，尤其是足迹遍及半个中国的游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众生百态，体味到人生的各种滋味。在这种背景下，再读《诗经》，才能轻易地体悟其中包孕的人生百态和丰富真挚的情感，才能以一己之力而使诗歌具有地负海涵的容量：“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刘熙载《艺概·诗概》)从题材看，杜甫的诗歌和《诗经》相似，植根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大大拓宽了表现的疆域，正如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时局的变幻，个人的生活，兵士的悲欢，弃妇的傲骨，将领的功勋，叛将的残暴……就像一幅史诗级的长卷。从表现的情感来看，无论是自己的情感，还是为他人代言，喜怒悲欢，都真挚感人，毫无作伪之处，也酷似《诗经》所表现的情感的淳朴。

　　三、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以朱熹的阐释影响最大：“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而同为宋人的李仲蒙的阐释更注重“物”与“情”的关系，也最具文学性：“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杜甫的诗歌对这三种表现手法都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赋，不仅仅是敷陈事情原委，而是在叙事中传达情感。如《诗经》中的《七月》，叙述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反映出劳动者辛苦一年的劳苦和劳者不得食的辛酸；《氓》叙述一个女子的恋爱、婚姻、被遗弃的经历，表达对不良男子的怨恨等。《诗经》中还有不少被后人称作“史诗”的作品，如《生民》《绵》《公刘》等，叙述一个民族的成长史，总结历史经验，也传达了对祖先的敬意。杜甫诗歌中的大量鸿篇巨制，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都不是一味地平铺直叙，而是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他晚年创作的《八哀诗》《忆昔》等更类似《诗经》中的“史诗”，诗风庄严肃穆，如黄钟大吕，得《诗经》之精髓，且发扬光大之。

　　比兴观念在唐代的发展经历了由陈子昂等人的“兴寄”，到殷璠的“兴象”，经由杜甫的“比兴体制”再到新乐府的“兴讽”的过程，而杜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转折作用。如果说由“兴寄”到“兴象”，是唐代上升时期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文学上的投影的话，转向“比兴体制”进而“兴讽”则是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刺激下理想主义消退后，将汉代郑玄提出的“美刺”说与“比兴”说勾连起来以便发挥诗歌讽喻功能的理论结果。杜甫对元稹的赞语“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委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集中体现了杜甫重讽喻内容的“比兴”观。有学者高度评价杜甫的“比兴体制”：“如果说，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所努力倡导和实践的‘风骨’体制体现了唐诗第一次革新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果；那么，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后期及中唐诗人所努力倡导和实践的‘比兴’体制，则体现了唐诗第二次革新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唐诗的第二次革新运动有着从杜甫至元、白以及所有新乐府诗人的参与，而杜甫则是这一运动的先驱，他所首倡的‘比兴体制’，拉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②不过，杜甫的这种“比兴”观是他晚期才发展成熟的，他的诗歌中的比兴也随着他的“比兴”观的逐渐形成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理论与创作并不会完全同步，杜甫诗歌中比兴的运用远比理论丰富得多。

　　杜甫的咏物诗是最集中运用比兴手法的诗歌。有人对杜甫的咏物诗做过统计：“在杜甫204首咏物诗中，有寄托内容的就有198首，占到97%，从中可见杜甫咏物诗写作之动机，大多有为而作，绝少纯咏物之作。”③其中关键的手法就是比兴。有的是借物来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如《画鹰》《高都护骢马行》《房兵曹胡马》《朱凤行》，有的是自况自身的境遇，如《瘦马行》《病柏》《孤雁》《花鸭》，有的用来比君，如《杜鹃》《杜鹃行》，有的用来讽刺各种诡计多端、心怀叵测的小人，如《百舌》《鹦鹉》等。此外，如《佳人》《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秋兴八首》等大量诗歌也都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是营造氛围，更贴合《诗经》原有的用法，比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的“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营造出危机四伏的氛围。有的则是通体的象征，如上述提到的咏物诗等。而在具体运用时，杜甫又化合了《楚辞》等其他文学传统中的因素，形成所独有的比兴模式，相对于《诗经》来说，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综上所述，杜甫对《诗经》的接受不仅仅是技巧的沿用，更非借来做高言大语，而是他与《诗经》的深度的交流对话，目的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诗歌。因此，能以他独到的眼光寻绎出《诗经》中可以为己所用的因素，并在吸纳的基础上改造创新，来造就他千古不朽的诗篇。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194、207页。

　　②蒋长栋：《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求索》1997年第1期，第96页。

　　③郑大平：《略谈杜甫咏物诗比兴手法的运用方式》，《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1期，第7页。

　　（作者：孔令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