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思想。这是党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本文结合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谈点个人体悟。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夺得政权，却因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而不同。历史证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和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发展历程。

　　一、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和实践

　　1927年9月，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和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来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一开始由于我党领导的军队成分复杂，作战经验不足，敌我力量悬殊等，起义受到重挫，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改变作战计划，率领起义队伍来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水口建党”，改造了当地的绿林武装，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后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形成了武装割据局面。之后，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等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使得红色政权一天天巩固，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达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

　　这是我们党武装割据理论的初步实践和成功。这一实践与当时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早在1927年6月，毛泽东同志针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后的形势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军“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文件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上山’。”8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8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同志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乡村战略转变的开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思路和出发点。

　　而武装割据之所以能在井冈山取得成功，还与当时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深入调查研究密不可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理论考察中国社会，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以及白色政权长期混战的中国国情，对武装割据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有了深刻认识。他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回答，指出：第一，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这些地方发生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必须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同年11月底，为彻底纠正党内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他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对正在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全面总结，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说明了在当时条件下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正是对当时中国这种独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的深刻认识，使毛泽东同志坚定了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决心和信心。然而客观地说，尽管这一实践具有极其伟大的革命意义，但这一时期我们党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这一问题，这个实践也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而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要求的结果。

　　二、红色政权理论的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随着革命力量壮大，红军先后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开展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和军事建设，兴建了红军医院，成立了边界防务委员会等等，红色政权日益发展。由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在四面强敌的包围之下，当蒋介石及地方军阀意识到井冈山问题日益严重后，接连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加上当时我们内部指导思想的错误，一度导致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等严重局面。同时由于井冈山道路是从山沟里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人心存疑问。当革命形势出现严峻局面时，一些同志对这条道路就产生了怀疑，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9年末林彪给毛泽东同志的《新年贺信》就集中反映了这种疑虑。

　　针对一时间出现的这种思潮，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1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了林彪的疑问，并借以对全军进行了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关于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不仅尖锐地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错误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应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同时还明确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论的基本雏形。显然，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对红色政权理论的主要内容都作了基本论述，对“城市中心论”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初期，从我们党来说，“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当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还主要是为了配合城市的斗争。从毛泽东同志本人来说，他的思想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客观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他也是对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不足，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过于强调国内外各种阶级矛盾尖锐，强调反革命力量相对不足，以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全国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等，因此提出了“争取江西”的计划。这表明，对“城市中心论”的观点从怀疑到破除，需要一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也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

　　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

　　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至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党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终于完成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再升华，初步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具备至关重要。这一阶段，一是我们党在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吃够了“城市中心论”的苦头；二是这一时期我们党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指导，得以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三是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得正确的路线、理论为全党所接受；四是到陕北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条件清算“左”倾错误，总结革命经验；五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为这一理论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们党对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认识已经有了重大转变。但在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时刻，一味坚持同强大的敌人死拼硬打，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全面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认识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系统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这个时候，我们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基本形成，其标志是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发表。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将我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写入结论，并第一次作了明确阐述：“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政府，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和对象，由于敌强我弱，确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的主要方式方法，决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只有“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之后，到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结合抗日战争中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尤其是论持久战的思想理论，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理论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至此，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完全形成。在党的七大上，这一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和建设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可以说，这一思想理论的形成和丰富发展，是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她经历了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四个阶段，其内涵包括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理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理论、论持久战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六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正是依靠这一理论指导，我们党逐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农村到城市稳步发展，最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使遭受百年凌辱的中华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通过对这一思想诞生和形成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理论是先导、是旗帜、是灵魂，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党就发展、就前进；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党就停滞、就失败。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党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也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弘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进一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一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王喜成 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