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明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沟通南北经济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再加上运河与黄河、淮河互通相交，泥沙淤积和水源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运河正常运行的两大难题，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也较为具体。

　　一、运河河道管理

　　运河河道管理主要有河道疏浚、堤防修守两大部分，有定期维修和常规管理之分。

　　河道疏浚与堤防修筑同属挑浚之工，两者同时并举。例分小挑和大挑（或称小浚和大浚），小挑为每年一浚，即岁修，大挑或二三年五七年不等，视各段自然条件而异。小挑、大挑还有河段、工程量的区别。小挑指疏浚闸旁月河；大挑则为正河挑疏，隔年一次。大挑之年，筑坝断流，船由月河绕行。挑浚时间，明初无大小挑之别，定例正月十五兴工，二月中旬完工，万历四年开月河以后，遂有大小挑之制，时间改为九至十月。此例清代沿袭不变。大挑、小挑制度的建立，使运河工程维修期间可以通航，有利于回空漕船及商民船南返。

　　天然河道与运河相交段亦为挑浚重点。开泇河以前，在徐州——邳州段每年淤浅，特别是徐、吕二洪，上水需数百人牵挽，后加以开凿并修月河后，情况有所好转。明清泇河、月河次第开通后，疏浚集中在清口段，工程量大大减少。长江运河相交的仪真坝港、瓜洲坝港是淮河以南运河管理重点，这一段靠长江潮水济运，长江携带泥沙随潮入运河，“涌沙填淤”，河床抬高，以致“潮不登坝，船不得过”，疏浚和闸坝维修工程量较大，定例三年一浚，闸坝维修同时并举。

　　浅铺管理和堤防修守是河道常规管理的主要内容。浅铺管理例分捞浅和起驳两类。捞浅为局部河段进行不断流的疏浚工程。一为漕运期间，水量较小时，在通航间隙淘捞挖有碍船只通行的横浅；一为湖泊地区常年通航情况下的常规性质捞浅。《明史·河渠志》记载淮扬运河段仪真、江都、高邮、宝应、山阳有闸二十三，设浅五十一处，各处段捞浅船二，浅夫十，常事疏浚。这一湖段例有“但许深湖，不许高堤”的规定，通过疏浚维持深湖低堤，以满足防洪和蓄水多种需要。

　　起驳，为河道浅铺配置剥船，水位低浅时，漕粮至此改由剥船转运，沿河除过成外，过闸过洪亦要转到，剥船数千只，《清史稿·食货志》仅德州、武城、夏津、临清四处配有剥船300艘。明清通州至北京通惠河段因水源不足，水浅多淤，闸门多不开启，多用剥船运送漕粮，清初，设有红剥船600艘。漕船过浅，更多情况是由铺舍浅夫拉纤，“水涩舟胶，俾之导行。”

　　二、运河水量调度管理

　　由于运河地域降雨的差异，地形地势的变化以及枯丰水量年际不均，运河不得不依靠沿线湖泊、陂塘调节水量，维持通航。

　　自南而北京杭运河的主要济运水源有： 1.杭州至无锡，由太湖泄水河补水，水量丰沛。2.常州至镇江，由练湖补水，有奔牛、吕城、京口各闸调节，也靠江湖入运接济。3.仪真、瓜州至扬州，由扬州诸塘补水调蓄，有仪真、瓜州闸坝蓄纳，江潮接济。4.扬州至淮安，由邵伯、高邮诸湖调蓄，有黄淮水补水济运。5.会通河段，由南旺、昭阳、微山诸湖补水，主要水源有汶、洸、泗等河，上源汇集山东兖州府济南府兖济诸泉。水量季节变化大，是运河全段水源最缺乏的一段。6.临清至天津，由卫河、漳河济运、其上源有河南卫辉府境内苏门诸泉。水量季节变化大，水源亦较紧张。

　　济运的湖、塘，承纳泉水河流，调节水量，是运河重要设施。由国家管理，规定“可柜，不可田”，意思是可以储存起来，不能用于灌溉。山东济南、兖州、青州和河南卫辉诸泉是运河缺水地带补水的重要水源，亦分别设有湖夫、塘夫、泉夫，专门从事巡守防盗，疏浚淘挖，斗门开启等。一般以甲为单位，就地住宿，一甲5至10人不等，以老人或甲长具体负责。

　　明永乐九年（1411年）大运河重修后，便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湖泉水源管理法规，在《漕河禁例》中规定：“凡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流者，为首之人并遣从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弘治二年（1489年）重申：“重湖民盗决溉田之罚”。明末清初管理废驰，甚至济宁诸湖也大量占种芦苇，万历时山东巡抚李戴说其时诸湖蓄水能力只及宣德年间十之七，为了维持漕运，李戴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疏浚。泰昌元年（1620年）总河侍郎王佐建议：“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浅可利漕。请以水柜废兴为河官殿最”。将水源管理提到运河诸项管理中最重要的位置。

　　由于漕运的需要，运河沿线水源引入官湖官塘，影响灌溉用水，增加了湖塘下游防洪排涝负担。此外，湖塘滩地肥沃易于耕种，又引起了蓄水与耕地的矛盾。在确保漕运的前提下，为了平衡多种矛盾，满足不同需要，明代制定了湖塘滩地的管理制度。万历二年十二月，根据总理河道傅希挚建议，“湖地高者，准令田种分等征租；低者，照旧蓄水济漕，严禁佃户，不许曲为堤防，侵挪疆界”[（明）张惟贤 等：《明神宗实录》，卷三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卫河是临清以北运河的重要水源，其上源系河南卫辉百泉，一般情况官民合用，“倘值水浅涩，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漕艘早过，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民田”[（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明代，还有一些国家法律涉及到运河河道管理，如《大明律》中有关盗河防、圩岸及不应河防差役的量刑及处罚条款，具体内容基本沿袭前朝；《问刑条例》、《占夫条例》中也有对运河水源、河道管理方面的具体条文，具体规定与上述内容一致。

　　（作者：饶明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大河网学术中原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