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报告尝试深描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基于中国视角还原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生态，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判。

　　本报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为依据，选取了学科类目G2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G22（广播、电视事业）、H3/H9（外国语言）部分期刊和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相关的部分国内外学术期刊等①，尝试深描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基于中国视角还原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的生态，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判。

　　国际传播方法论探索：

　　历史“下探”方能发展“致远”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行而致远”，需要不断进行历史“下探”、深入溯源，在回顾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发展历程中，确立中国的全球文化定位，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凝聚国际新闻与传播的发展共识和动力，积聚发展“后劲”。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跻身世界舞台，国际传播全面迈进新的阶段。在中国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国际传播理念、理论的过程中，历史、知识考古的方法有助于为中国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理论体系、摆脱理论和实践依附“困局”形成方法论。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历史、知识考古研究的特点在于“深入”，从思想史、实践史两方面进行历史溯源，为探寻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通过一种科学方法——历史的方法，为现今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行而致远”的良性发展和理念初探形成科学规范的方法论。

　　（一）传播思想史溯源，建设主体实现“中国式”良性发展。从思想史的溯源来看，主要致力中国本土化理论和主体建设。相关研究呈现出对美欧传播学和对技术政治的深度关注。研究多以美欧为主体、以技术的发展史为依托，回溯传播的思想史，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外宣展开思考，落脚于中国发展。

　　部分研究聚焦美欧传播思想史溯源以厘清国际传播发展理论语境。美国是国际传播的“接生婆”[1]，考察美国传播学实践和研究的“发生学”对于中国传播思想的建构有重要参考作用。有学者提出，美国国际传播的语境，需要重返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探究美国传播学发展侧重和对宣传分析的回避[2]。美国的传播学方法，受到学科早期发展所奠定的结构和框架制约以及行政研究趋势日渐明显的影响，中国的国际传播发展需要批判去语境化的态度[3]。从技术和国际传播格局的发展规律上讲，英法凭借电报技术的突破，形成先发的国际传播格局，对后发国家形成国际传播格局下的技术宰制[4]。由此，美国未来学和发展传播话语也影响着中国知识界对信息社会愿景的想象与抉择。

　　沿此方向，有学者探寻中国共产党宣传发展史，结合早期中共影像，发现外宣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史的发端，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整体呈现“抗争—保守/激进—开放—融合”的变迁路径[5]，并最终被落实为制度设计，构成中国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特征，从历史层面为审视宣传与新技术互动提供了经验坐标[6]。中国共产党的外宣工作始终将讲求尊重事实、以理服人的“讲事实”的态度作为核心[7]。如今，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及原有的舆论格局，线上舆论工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齐头并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正在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前进趋势[8]。

　　（二）实践史“下探”，致力“重识自我，正本清源”。从实践史溯源而言，历史“下探”重塑中国国际传播更为广阔的起点，“通达”自我认识。历史考古实践不仅涵盖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的考察，还扩展至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对晚清时期中西交流活动的考察拓展了国际传播历史溯源的语境。

　　晚清时期中西交流活动的考察形成中西传播的“前语境”。部分研究以中西交流和外交为主要视点，形成对传播活动在国家、媒介组织等层面的历史性考察，其中包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包括中国对西方的借鉴。《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在报道“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日”庆典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背后蕴含着西侨在上海争夺城市未来话语权、控制权，进而加深经济掠夺的深意[9]。广东辕门报作为19世纪来华西人频繁接触的中国本土媒介，成为西人窥探中国的一扇窗口，更在中西媒介互动中推动了近代中国新式报刊的发展[10]。还有研究以晚清外交官曾纪泽为研究对象，探究晚清外交事业发展逻辑，发现中国该时期频繁参与欧洲新闻舆论塑造，积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的传播规律等[11]。

　　日本侵华宣传研究将国际传播从实践层面溯源到了国际宣传的前身中，不仅体现了对国际传播概念的重新思考，还体现了对国际传播诞生“前语境”的追溯意识。研究发现，日本形成了政治、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对华宣传系统，并将宣传与对华战略高度匹配，形成了从机构到人员的全面调动。近代日本侵华的殖民宣传，并非仅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是渗入整个宣传系统的“毛细管”，从机构到人员都成为日本殖民宣传的工具，日本宣传的侵略性体现在一整套的规制行动上[12]。其中，日本报人在对华宣传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思想根源展开分析，认为武士道传统、报人自我驯化、对外战争刺激等，造成了日本报人的志愿性和自我管理[13]。同时，还有学者将视野放大，发掘“东亚同文会系”报纸的报人来源、创办经历、地域扩散、版图流布与日本对华战略的紧密配合关系，总结出近代日本在华报人群体的聚合交融及“新陈代谢”现象[14]，全面剖析日本对华宣传战略。

　　中日文化交流实践的研究是跨文化传播历史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将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作文化层面的思考。有研究以四大名著为对象，指出其在明清时期起传至日本，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最终又传回中国，形成文化交流的闭环，互鉴互通[15]，为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提供了历史性借鉴。

　　总而言之，国际传播历史研究对旧有历史考古的方法具有一定的传承，同时对历史的“下探”更具深远性和典型性。这种探究能够以典型的主体、方法、概念等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媒介技术、国家形象、文化交流等具体实践，形成思想史和实践史辩证统一的研究趋势，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提供原动力。

　　国际传播研究的理念创新：

　　建立本土化理论迫在眉睫

　　基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发展理念作为理论源泉，重塑“中国式”国际传播理念、建立本土化理论成为紧迫要求。

　　（一）全人类视野下多元“共同体”理念指导国际传播发展互融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世界社会”对全球体系的审思，超越国家本位转向相互融通的整体价值观，将对世界的认识从历史结构定式转向作为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产生对话与共振[16]。但这一理念本身具有多维内涵，在不同国度和文化环境中的“再现、传播和文化转化”形式和内容必然会与该地区的语言、社会、文化碰撞和融合[17]。这就导致该理念在国际社会中既有漠视与误读，也有关注与肯定[18]。因此，如何突破群体或个体文化、语言、认知范围的边界从而达到“至效”，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要自我突破从而“致效”的关键。

　　同时，在这一理论下形成了众多延伸的范畴和实践观照。其中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有机结合应是民族议题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框架，中国应与其他国家建构“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下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主体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19]等新思考。

　　（二）“中国式现代化”承接文明内涵，指导国际传播的本土化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国际传播的角度呈现内涵和外延式的深入思考，并积极指导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上承人类文明内涵，践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理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目标[20]。具体到国际传播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与推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运用，也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应对全球传播体系转型的中国方案[21]，坚持思想引领、理论创新，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动能，坚持技术赋能、强化科技支撑，持续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面向未来新闻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继续推进的实践方略[22]。中国国际传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建构主要体现在转变传播理念、调整传播内容、改变传播形式、更新传播手段、培养传播人才等几个方面[23]。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充分挖掘中国和平发展历史、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和中西方和平发展价值观的对话，从共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共话三个维度理解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促成共同现代化发展格局[24]，可以“努力破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就现代性所创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识的交流藩篱，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和话语在全球南方落地，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态”[25]。

　　（三）“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指导中国国际传播融通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6]，是将国际传播理念落地的直接要求。而该指导下国际传播研究应拓宽时空维度，实现文化或者文明的转向[27]。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具备融合内外部视野的复杂思维：内部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识化的集体文化自信具备高度认知；外部需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并批判性认知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把握中国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贡献[28]。

　　中国国际传播理念探索与国家发展理念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而前者在这一张力的三类范畴下形成了整体、立体化的探索趋势和创新意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将中华文化、文明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相结合作国际传播的思考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国际传播创新理念呼之欲出。

　　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整合、阐发与纵深发展的实践支撑

　　在国际传播能力全面建设、发展背景下，整体化与差异化、典型化与多元化研究促进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整合、阐发与纵深发展。总体来说，要以世界一流媒体为镜鉴，打造中国国际传播的“三驾马车”新模式，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传播挑战，即建设视听融媒体国际传播航母、通讯社为主导的融媒体国际传播航母、纸质融媒体为根基的高端受众国际传播航母[29]。

　　（一）整体化与差异化研究促进国际传播的整合与阐发。整体化与差异化研究趋势有利于形成国际传播整体统一观照和针对性运用。整体化趋势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视角的整体化，即方法、思想、实践等内容的整体化研究，实现宏观与微观视角的整体化研究。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脉络和面向未来赖以立足的基点，应从政治地位、国际形势、内部机制、理论指导、文化建设、产业支撑、技术布局、人才储备八个方面寻求[30]。理解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要从传播的视角看待传播效果，而且要从制度研究、策略研究和过程研究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31]，实现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一体化。

　　国际传播能力整体化研究下形成了国家、组织、人际等主体的差异化和针对一国一策的差异化研究趋势，即对于不同国家的战略合作与文化传播并行。对于国际传播这个有很强主体性的传播行为来说，传播过程必然要考虑到传播者的目的性、传播渠道的高可控性以及内容的综合性[32]，注重传播主体研究。

　　研究不仅针对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探索世界代表性国家和组织如何推进政府与社会各部门协调联动，实现国家和组织的战略传播目标，还广泛涉及亚太地区、南亚、拉美、中东等区域、国家的战略与文化传播诸多方面。在实践层面，“国礼外交”的国际传播中“弱政治化”和“异质共存”的传播特征将“软性”“润性”“隐性”的内涵属性充分发挥，能够为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未来进路提供更多可能[33]。

　　（二）典型化与多元化研究促进国际传播的纵深发展。概念、范畴研究的典型化与各范畴内研究内容的多元化趋势有利于协助国际传播重点切入并细致展开。

　　典型化趋势体现在概念、范畴的研究上。首先，建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助力战略升级。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关键在于“中国特色”——我们要构建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完全不同于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以功利和霸权目标为核心的战略传播[34]。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既要推进战略传播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又要将战略传播与国家战略目标和发展需求相结合，明确战略传播理念，完善战略传播体制机制，协调战略传播执行机构，开展战略传播效果评估[35]。同时，升维对中国国际传播的认知，以战略传播理念为内涵、以中华文化为基石、以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为旨归，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36]。其次，全球传播促进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全球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话，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播价值创新。并且，全球传播生态的深度观测有助于进一步校准中国在全球传播生态系统中的定位，持续对具备传播“生态级”影响力的技术进行重点观察，不断阐明中国的传播价值观，促进平衡传播为导向的中国国际传播理论框架构建[37]。

　　典型化趋势还体现在具体实践范畴，体现在落实中国发展战略、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积极参与舆论建设等方面。其中包括对“一带一路”的南方转向、国家话语建设深入广泛、信息舆论战社交媒体化等重点关注，同时在战略传播和全球传播语境下，对各个范畴又具有多元化、细致化的研究内容和分野。

　　首先，落实中国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五通”的合作互利，也是基于“中和”的尊重共赢，更是团结“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38]，以来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媒体积极倡导的“替代性叙事”成为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重要表征[39]。其次，建设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建设深入众多领域，针对理论、策略和效果等均有研究。“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40]，也是突破西方国家话语屏障，建立融通中外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逻辑[41]。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在政治、法律、环境、航天等多个领域均有涉及。建构思路可探索从景观社会视角切入，厘清媒介、平台和受众的变迁对传播话语权框架和结构的修订规律，从全新的社会传播视角探索国际话语权的重构路径[42]。最后，规避舆论陷阱。信息舆论战社交媒体化主要涉及国际舆论博弈和涉华议题话语框架两方面。社交媒体时代“观念政治”超越生物政治和信息地缘政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是将思想、价值观、规范等要素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外交和信息战略工具[43]。国际舆论博弈伴随社交媒体的全球兴起，互联网以公众参与、群体在线、即刻互动、社会动员等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格局和权力结构[44]。社交媒体的武器化正在改变着现代战争和现代政治，它造成了“灰区冲突”的兴起、信息游击战的扩散和“我们与他们”叙事的强化这三重现代政治后果[45]。中国应当在网缘政治的视角下进一步理解平台基础设施在未来互联网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渠道、制度等方面推动多元化平台生态和共识性平台治理的形成[46]。

　　国际传播结构研究：

　　地方与全球视野中的融合发展

　　确立国际传播方法论、理念以及能力三个宏观因素后，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地方与全球视野，与国家形象、经济、文化和媒体高度融合，优化内部结构。目前，国际传播研究注重以“地方”为研究主体带动国家传播发展，包括“城市—国家”的影响力、文化、形象等方面，将“地方”的研究与经济、产业、品牌相结合，打造具有特色的地方形象，同时建设中国文化产业出海的“地方传播”，研究视野广泛，具有区域、领域带动国家，国家融入世界，世界塑造国家，国家影响区域、领域的视野张力。在地方、国家与全球的视野交融中，以“整体”作为主体的研究体现在中国形象建构策略研究；以“局部”作为主体的研究体现在地方、城市、区域传播研究和经济、产品、品牌传播研究；以“介质”作为主体的研究体现在主流媒体的地方、全球视野和海外媒介中国形象变迁的研究等。

　　（一）以“整体”作为主体，积极建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47]。从国际传播建构逻辑而言，应通过对中国国家形象真实、立体、全面的展示，让国际社会在心理上信任和信赖中国[48]。首先，国家形象建构要把握新技术，展现“可信”中国。在新媒体传播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要善于遵循国际传播的新规则和新形态，实现传播策略与方法的最优化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49]。其次，要注重文化与情感对话，展现“可爱”中国。可爱是一种情感策略，它通过建构具有可爱特征的传播主体或话语体系，引发传播客体的积极情绪，促成差异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情[50]。再次，要注重方法技巧，展现“可敬”中国。如国家形象宣传片《PRC》中就通过国际“范儿”制作，“全球化”传播和“立体式”引导打造恢宏大气、强大声势和大国形象的宣传片[51]。此外，还要注重环境治理展现“美丽”中国。提升中国形象可以以气候治理为突破口，相比强调经济和科技发展，提高国内的政治稳定形象及展示出积极承担气候责任的大国形象[52]，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建构更为有利。

　　（二）以“局部”作为主体，加强地方的经济、文化整合。国际传播的地方化实践成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突破口。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依托器物、文化或媒体资源，在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鲜活的案例，值得关注和研究[53]。随着国际社交媒体成为国际舆论传播的重要场域，做好小城市的国际传播功课已势在必行[54]。但中国城市传播自身也存在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南北差异显著、国际主流媒体报道显示度整体不高、网络传播水平普遍较低、媒介形态较单一、叙事话语不丰富等问题[55]。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经济信息因其公共性与客观性更易成为对外传播的突破口，中国经济形象也由之成为国际交往中的重要考量[56]。在国货出海发展迎来贸易政策红利的背景之下，更多更全的产业开始出海，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带出海”，而无论是新时代诞生的一批天生全球化品牌还是反向输出的中国品牌，都引领着世界品牌的发展方向[57]。品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国际传播媒介的品牌，有其他国际传播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既可以深入国际受众的日常生活，开展日常生活的国际传播[58]，还可以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从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打造中国新时代形象IP [59]，最后可以落实到产品上，如“中国天眼”FAST是向全世界开放的，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全世界最大单口径和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经济、品牌发展离不开可信赖的特色产品[60]。产业、品牌、产品成为地方经济依托信息发展建构中国经济形象的重要因素。

　　（三）以“介质”作为主体，加强媒体研究视野与世界同频共振。国际传播的地方实践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以主流媒体为主导的地方队伍正在融入主体多元、层次立体的大外宣格局。地方传播主体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国际传播的潜力，让中国声音传得更广更远[61]。现今，地方主流媒体叙事内容在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日趋立体，叙事结构由线性向时空交互延展，叙事表达在话语、情感、视角三个维度呈现共情趋势[62]。此外，研究还观照受众视角，研究海外受众透过媒介认识中国，如奥斯卡电影里百年中国形象经历了从“东方古国”到“落后中国”“摇摆中国”，再到“多元邻国”的嬗变，塑造的“球土化”中国形象表征着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拼贴与重组[63]；日本公众既普遍认可中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又将中国视为日本当前主要的威胁国之一[64]。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应发挥地方经济优势，强化地方主流媒体自觉意识，形成媒体文化融合等策略，在地方、国家、全球的研究主体和视野下观照经济、文化融合的多元整体趋势和研究侧重。

　　国际传播自主创新研究：

　　探求知识生产体系建设思考与实践

　　自主创新的知识生产能力是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与研究的本质能力。中国国际传播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专业的知识生产学科体系、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广泛且专精的业务交流等。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国际传播发展基础之上，以形成对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整体性促进。

　　首先，建设自主创新的专业知识生产学科体系，促进中国国际传播现代化。国际传播是一个充满多元学术传统的知识场域。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尊重历史逻辑，抱持全球视野，系统吸收多个学科的理论贡献，在借力时势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同时，着力塑造新时代的学术主体性[65]。从研究视角而言，关注思想性与开放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活动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更为紧要的面向[66]。从理论基础而言，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支撑。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正在探索构建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形成合力[67]。从理念观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能够作为国家发展理念指导国际传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之一的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诞生了新的历史使命，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特征[68]。

　　其次，培养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优化国际传播实践。国际传播专门人才是新闻传播从业者中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既拥有一般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还拥有更加鲜明而突出的服务国家的职责使命[69]。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应具备中国心、全球眼、马新观[70]的“三观”。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包括国际学者的学术规则与思想培养、海外留学生的思政培养、驻外记者的业务培养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留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会受到国际传播的深远影响[71]，应注重加强海外留学生的文化意识、爱国意识、安全意识、媒介素养、传播能力等的培养[72]。

　　最后，加强广泛且专精的业务交流，建立国际传播业务性基础。国际传播的业务交流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译介、出版与学术交流等方面。译介主要涉及影片、广告、专著等方面，专著译介、出版呈现历史溯源趋势并以经典著作的译入或译出研究为主。中国数据库、语料库走向国际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学术交流实践路径。还有研究分析荷兰数据库规模大、种类全，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等特点[73]，为中国数据库、语料库的发展提供借鉴。

　　国际传播文化内涵研究：

　　展开数字深思与文化反思

　　国际传播文化内涵研究聚焦数字深思、文化反思，深化平台文化内涵，促进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依托新媒体建构文化传播新形态。其中主要涵盖：在平台媒介的数字深思中，进行数字哲学性思考、探讨数字技术如何作用于国际传播，聚焦互联网规范治理，反思媒介平台如何促进并落实文化传播，同时探寻文化传播新方式等。

　　（一）平台媒介的数字深思深化平台文化内涵。数字时代蕴含了人类文明普遍交往的理想状态和内在的文明肌理，不仅是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迈向新形态的深层动力，也是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关键变量[74]。数字传播技术实现了人与物的连接，使得在线交往呈现出多元、流动而混杂的特征。理性对话与情绪性互动杂糅在一起，私域与公域的边界深度消融，社会精英与普罗大众皆为网络节点。而“数字共通”旨在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数字社会动力学，从宏观上延续了人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的哲学思考，从微观上为解释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提供了一种新路径[75]。数字新闻学不仅需要关注技术革命、业态转型和文化变迁，而且需要讨论日益丰富的国际传播维度，及其对国家话语创新的推动作用[76]。

　　但平台的数字化发展也会带来消极影响，西方数字平台利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空白，实现了内容治理层面跨境的“监管套利”，私治理的现实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愿景形成了直接的冲突[77]。随着平台化传播中数据驱动逻辑的演进，出现个体感知混乱与认同缺位，传统意义、情感、身份联结被持续弱化等现象，对当前国际传播提出全新挑战[78]。

　　因此，在治理主体方面，需要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需要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79]。

　　（二）全媒体、数字化逻辑下媒体文化反思激发文化传播新形态。全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媒体平台产生了文化层面的思考趋势，媒体平台的研究最终落在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上。而各类海外受众的文化接受成为研究的第一落点，并且研究视点广泛，受众、平台或内容等均有涉及。

　　就受众角度而言，身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现实物理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感受中美文化相遇的间距与关联，而网络媒介的使用均有助于提升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80]；韩国旅居者在社交媒体使用上呈现出自我表达缺乏的群体性特征，社交媒体对文化习俗和心理认知层面的作用不明显，这为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国际传播提供了空间和路径[81]。

　　就传播媒介平台角度而言，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国际上访问量最大的知识问答平台Quora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问”与“答”探讨多元主体的知识协作机制所带来的回声室效应、复调效应、失焦效应[82]。就传播内容角度而言，网络文学海外输出欣欣向荣，部分业界和学界人士认为这为IP改编作品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83]。借由平台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建构国际传播技术集成支持系统与数字化规范体系，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主体联动与场景融合，适应用户心理需求与观看习惯，促进国际传播文化内容生产全流程数字化[84]。

　　国际传播范式研究：

　　技术探索省思与价值思考

　　数智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是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破局”的新机遇，是传播中国发展理念的技术载体，但要警惕技术“迷思”的消极影响。在国际传播技术层面，人们依旧保持对新技术探索的热度。新技术也成为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实现全媒体纵深发展，抢占国际舆论高地的重要支撑。此外，AIGC、AI聊天机器人等新技术、新概念出现后，需要思考新技术对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带来的机遇，关注AI时代国际传播范式的重塑，反思消极影响，将技术研究与人的发展高度结合并提出应对策略，充分体现了研究的价值关怀。

　　（一）数智技术赋能媒体融合向全媒体纵深发展。主流媒体建设研究深入、多元，体现为媒体融合向全媒体的研究深入。媒体融合是一个社会复杂系统的演进历程，需要着眼于技术演进下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范式转变[85]。全媒体传播体系概念基本经历了从现代传播体系到媒体融合，到新型主流媒体，再到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86]。全媒体传播体系所具有的主体多元化、平台媒介化、内容一体化三大特点有助于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国际交往形式[87]。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新型主流媒体将深度融合思路嵌入实践，沿着新技术融合、新议题融汇、新文化融通三重进路实现叠加式跃升[88]。其一，主流媒体主动谋划布局，进一步数据联通，加强技术开放，强化跨界跨域合作以应对数智时代的技术冲击[89]。其二，主流媒体要引领主流舆论阵地，需坚守“权威声音、主流价值、清新表达”的传播定位，开辟出“新闻+创意”的媒体融合新阵地[90]，媒体融合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形态到机制层面的整合。其三，深度融合是一种文化底蕴、内在逻辑的融合。而全媒体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实现了传播关系的深刻变革，有利于促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二）AI技术驱动国际传播新范式促进研究“破局”。AI技术革命驱动着国际传播范式创新，对未来的国际传播秩序与生态格局带来引领性影响[91]。AI技术广泛应用于影视艺术、数字动漫、视频直播等领域，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对外传播[92]。其中，AIGC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数字赋能的重大机遇，有助于促进人机协同、讲好中国故事、增强用户体验，从而实现主体强化、叙事迭代和传播升级[93]。此外，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将激发传播领域的生态级变局[94]，ChatGPT作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和通用目的技术（GPTs）发展的里程碑是一次社会权力的再转移和再分配，将给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各个层面带来重大变革与巨大冲击[95]。

　　（三）技术的价值思考彰显“中国式”传播理念。技术的价值思考来自“中国式”传播理念的内涵。2023年，元宇宙对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改变可以描述为“沉浸式、开放式，临场感、多维感，无界性、永续性”等概念性的特征和基本样态[96]。元宇宙的Web3.0生态成为当下的另一研究创新。Web3.0技术作为元宇宙的基础设施，与元宇宙是“人—货（数字资产）—场（域）”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代表了数字媒介新生态[97]。Web3.0则能对海量数据进行集成并构建起全新的经济系统，基于Web3.0的去中心化的AIGC将成为元宇宙内容生产的新范式[98]。Web3.0媒介的“去中心化”价值观和平权结构设想为媒介进化注入了新的驱动力，也为媒介进化论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99]。

　　（四）技术警觉、省思迎接技术变革的新挑战。研究还围绕着警惕、省思新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与“迷思”。AIGC的发展将加剧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与偏见、信息污染与失序、技术依赖与专业失守、数字鸿沟与素养赤字[100]。ChatGPT时代，盎格鲁文化圈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始终占据实力优势；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拥有道义优势但容易受新技术宰制；国际传播格局呈现多孔性特征[101]。而“元宇宙”只是西方资本扩张所必须设立的一种虚假的支撑[102]，相关研究存在预测性较强、忽略不确定性、去政治化不足[103]等问题。

　　新一代AI技术革新与应用下，国际传播应坚守“持续危机”语境下的底线思维，回归价值理念下的智能思维，依从发展逻辑下的共生思维，以系统协同化的思路实现战略升维和效能提升[104]。AI技术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应以人文主义为认识论出发点，推动国际传播观念和伦理体系的革新[105]。把握好AI的技术系统逻辑，既要以智能技术驱动国际传播的精准协同运行，又要通过技术查验、技术纠偏等手段，认清传播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真正实现技术与国际传播的良性互动[106]。

　　国际传播主体研究：

　　身份、文化认同下的种族与民族

　　厘清身份、文化认同下的种族、民族和殖民主义批判等思想，能够刷新认识视角，优化传播实践、强化主体认识。该部分研究主要分为数字时代重塑身份、文化认同，对民族主义的全面反思以及种族研究下的殖民主义批判等三个方面。

　　（一）数字时代身份、文化认同的重塑与展现。研究深度聚焦数字媒体时代对身份认同的冲击，数字空间的兴起冲击了传统身份认同理论，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分化出传统身份认同和数字身份认同的冲突性融合。数字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流变，使得经典的想象共同体再难以复制[107]。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平台化和异质化，对身份认同的时空观形成了根本影响[108]。有关以色列媒体研究发现，在以色列文化、身份认同下能够产生四种与以色列公共媒体对抗的反框架[109]；有关印度媒体的研究发现，媒体以最有利于莫迪和印度教议程的方式报道事件，是印度教蓬勃发展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仅传播印度教意识形态，还构建起一个以印度教为中心的集体身份[110]。

　　（二）民族主义全面反思提供国际传播实践新方式。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呈现全面反思趋势。在全球化、数字化趋势下，民族主义被个人、社区和组织用来进行身份认同、竞争意识形态，并在无数的背景和环境中制造本土话语，形成消极、积极等多方面的影响[111]。就消极影响而言，在民族主义和单一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亚裔学生承受着“永远外国人”刻板印象的压力[112]；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使得全球南北方学者之间、拉丁美洲学者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而实现民族、文化身份平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113]。就积极影响而言，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形象建构，尼日利亚人通过民族主义、自我意识和努力工作，削弱了美国人对尼日利亚人和黑人消极的刻板印象[114]；民族主义促进学习动机，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动机有正面影响，而政治民族主义对中国日语学习者动机有双重影响[115]。因此，通过民族主义激发积极影响，规避消极影响是国际传播实践思考的重要方式。

　　（三）种族研究下的殖民主义批判提供国际传播的实践规避。关于种族的研究呈现出对种族殖民的全面批判。美国政府为中美洲人量身定制的反移民叙事，制造非白人人口扩张有关的种族化恐惧[116]。白人可以利用他们的种族身份来否定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的存在，同时唤起人人平等的美国信条[117]。但土著努力守护其文化标志着一种惊人的政治抵抗，如毛利人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反西方霸权，建立英语和毛利语之间微妙的转换策略[118]。南半球的一些大国对“美国式发展”提出控诉，提出“南方的愿景还必须包含一个关于发展最终意味着什么的概念”[119]。对于殖民主义批判的种族研究可以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实践规避。

　　国际传播研究的认知转向：

　　突破“最后一厘米”的下沉趋势

　　国际传播在认知层面的下沉能够明晰传播机制，促进形成文化规律和国际传播实践的新认识。目前研究已经呈现大众传播对人“最后一厘米”突破趋势，从以往对平台、受众的关注和研究已经下沉到对受众“认知”的研究之中，并通过哲学的视角分析个体和群体所在的文化、种族等，并发现其基于“间性”视角下的规律，深入探究国际传播在认知层面的相关机制。其中包括国际传播主体认知层面、国际传播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等。

　　（一）认知辩证观阐明国际传播认知机制。国际传播最终落点是改变人的认知，从而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结合实际，国际传播是为了获得国际理解、认可，进而赢得支持和朋友[120]。因而基于传播学原理中人内传播六要素（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的分析，增加“认知—态度—行为”后构成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探索“人内传播”到大众传播、从均质文化向异质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范式转换，国际传播的研究下沉到了主体的认知层面，并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个体、从均质文化向异质文化的双向“打通”，实现“入耳”“入脑”并传播至“入心”的“最后一厘米”的突破[121]。而“主体性”概念在知识与实践领域的图景能够解释一切事物并且为一切事物赋值。由于理性的行为都必然涉及他者，因此，所有的行为事实都具备主体间性[122]。

　　（二）主体间性视角促进文化规律新认识。基于国际传播在认知层面和主体间性上的深入，国际传播实践被赋予新的视角。对外传播体系建构过程中，从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语境间性等角度建构和调适媒介话语，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文化和认知差异导致的误解，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话语通约性，助力文化共同体建设[123]。对个体或种群在文化、认知层面上的深入并以更为细致的视角总结、归纳新的现象、关系和规律，成为国际传播更易致效的前提和方法论。“文化内生力”表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蕴含着文化与传播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可以被视为一张由文化符号及其产生的传播意义所织就的网[124]。“文化逆差现象”背后需要考虑文化随景观流动和散裂的逻辑及问题。中国的国际传播携带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景观进入全球旅途时，受众基于不同维度对景观散裂所获得的文化体验也不一样[125]。此外，还有针对各类人群文化身份进行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丰富了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向度。

　　对许多人来说，种族认同是他们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发现，印第安裔美国女性通过解构然后建立想象的简化种族叙事，将模范少数民族地位的特权导向社会变革的目的[126]。种族对于传播的影响很大，基于种族内部的文化、认知考察也是中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能忽视的要素，但目前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涉及某一特定种族的研究较少。

　　就主体间性本身而言，有研究基于交往理论对当今的国际社会做出反思、批判和改进。世界公民交往理念在历史层面表现为希腊化悖论、文明化悖论、精英化悖论，演绎出超越地方性边界同时又建构某种边界化世界的交往历史，构成跨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反思意义的问题，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包含一种建构的交往理性[127]。还有研究改造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并将其升级为跨主体性。这是理解跨文化想象的必要前提。跨主体性的可信基础来源于语言的共主体性，一种语言的重要词汇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发生了某种“文化再化”。“文化再化”触及了跨主体性的核心难题，只有通过增加普遍性的维度而非在不同的普遍性主张之间进行斗争，才能共同创造莱布尼茨式的“足够丰富而兼容”的可能世界。

　　国际传播研究的美学回归：

　　“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关注

　　对人与技术、人与人关系下“理性”与“情感”双重关注，实现超越边界的“美”的回归，是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新格局与新概念。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不仅注重反思新技术更迭下人与技术的关系，即“人机共生”的价值理性思考，同时注重“情感传播”“共情传播”的情感向度。“共情传播”的研究呈现出视角细化、文化深入、概念反思、实践多元的研究特点；最后“理性”与“情感”二者形成一定的互促和交融，最终实现运用技术服务于人的情感，以人本为内涵的美学回归。

　　（一）人机关系引发国际传播的价值理性思考。价值理性是国际传播发展下处理人与机器关系的核心视角。当前研究已经深入到基于技术之上的“理性”传播与人之关系的反思，人类创造智能机器人的过程既是身心延伸的过程，也是人与技术共生、丰富人类传播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理性存在于把人类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与一切“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的交往实践之中[128]。在国际社会，社交机器人在问题化、利益赋能、征召与动员的转译过程中可能引发泛政治化、话题失焦、扰乱议程与群体极化等问题。因此在人机共生的社交网络中，加深公众对社交机器人的认识并开展全球共治是使得国际传播场域走向舆论民主的可能道路[129]。人机共生既是国际传播的模式更迭，也将成为全球话语场的关键议题，这更需要世界各国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人机共生”的语境下创造超越西方中心论和欧美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30]。

　　（二）人人联系提升国际传播的情感重要性。“共情传播”是在国际传播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核心向度。目前相关研究形成对概念本身进行梳理和溯源的科学范式，并广泛且深入地运用到国际传播实践指导之中。中国国际传播应注重夯实共情基础，警惕共情的局限性，把握共情要素，建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31]。在国际传播媒体实践策略上，新闻传播从原有传统媒体时代偏重理性传播朝着情感传播方向深度融合发展。融媒体传播注重情感传播，但并非与理性传播相对立，而是在媒介技术进步的支持下，形成共存互补的共融范式[132]。中国媒体为达成国际合作传播的共情目标，应以对其他国家媒体和人民的深层次共情为传播动机、在合作传播过程中注重与合作媒体的共商共享、注重倾听国际受众反馈并适时给予共情回应[133]。就文化层面而言，国际传播中跨文化共情传播并非一蹴而就的单向构建，而需经历基于文化势能的双向跨越、基于文化融通的情感桥接、基于文化比较的认知升维等阶段，继而实现从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到联想共情的层级递升[134]。“共情传播”也需谨慎，我国国际新闻工作需重视情感在新闻实践中的“双刃剑”效应，正确认识数字平台时代与注意力经济消费背景下的情感极化、事实坍塌、新闻媒体失信等现实问题。以情感共通性为桥梁连接中外受众，有效提升我国新闻舆论的国际传播效果[135]。

　　（三）超越边界的“美”，国际传播的美学回归。“美”是国际传播中超越一切边界的“共通性”，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2021年就有学者提出“美的传播与传播美学”的议题[136]，并联合学界共同探讨将“传播美学”作为一个视角纳入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范畴，同时积极推动新文科的建设[137]。“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传播就是审美的传播[138]。在国际传播的美学研究中，融合了工具、价值理性思考与人的情感观照，最终将技术与人之间的矛盾统一于美的回归。而美学的终极内涵是人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国际传播现有的观念和伦理应全面革新，“人的价值”应始终占据至高无上的认识论地位[139]。技术通过实现符合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的通用智能体，通过人类共通的心理基模、道德基础和价值诉求，必将达到一个超越的层面，进而追求终极的共情与共通[140]。而这个“超越”正是“美”的体现。传播的“美”具有的审美性、艺术性、价值性、互动性、共享性和创造性特征，与中国国际传播的传播事业在内涵上相合相融[141]。在具体实践中，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学者们已意识到美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功能，但美学策略的自动化令国家形象的对外建设、全球传播面临新态势，甚至可能将人类的视觉审美、创作与传播活动推置于主体性危机之中[142]。而国际传播研究深入日常生活正是“美”自然而然地流露。诺曼·道格拉斯曾说：“通过广告，能够看到一个国家的理想。”如今，我们也可以说，通过品牌，能够看到一个国家的理想[143]。而这个理想，正是一个国家的美的所在，也是生活方式的美。

　　结语：

　　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23年全球国际传播研究的趋势呈现三个层面、五个范畴和十种规律。研究既有方法和思想上的创新，又有实践、业务上的探索；既有广泛性、多元化的研究视野和对象，又有深广性、本质性的深入趋势；既有解构思维与批判意识，又有创新策略与效果考察。

　　从宏观层面而言，中国国际传播发展需要建立历史的方法论、中国式的理念与理论和全面纵深发展的实践能力。从中观层面而言，内部结构优化、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文化逻辑深化成为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实践进路，同时还要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和把握，通过新技术突破现有的国际传播格局，从而“入局发声”。从微观层面而言，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应下沉至三个向度，即“文化与身份认同向度”“认知下沉与主体间性向度”“双重关注下的美学回归向度”，才能在突破“平均人”概念后，形成国际传播的对话。只有结合三个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在突破现有格局后，才可以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

　　在国际传播理念、理论研究范畴下，形成了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的意识探索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念、理论的研究趋势，具有“形散而神聚”的思考张力和创新发散思维。研究以思想史和实践史考古作为科学方法的继承，具有“下探”和“回溯”的“深入”特点，形成了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辩证统一研究规律。并基于科学的方法，形成了国际传播建设与中国发展理念张力下的创新思考意识，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国际传播理念的研究呈现出立体化、辩证性的探索趋势。

　　在国际传播实践的研究范畴下，形成了全面研究国际传播能力，积极探寻、建设国际传播动力的趋势，具有以自主创新为内涵，“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研究特点。当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位于世界前列时，自主创新的国际传播发展尤为关键，建立自主创新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行广泛专精的业务交流成为焦点。基于自主创新内涵，国际传播能力研究不仅在内容、视角上形成整体化趋势，还在整体视角下形成了主体、受众的差异化趋势；不仅形成概念、范畴、实践的典型化趋势，还涉及多元的实践内容。

　　在国际传播的主体研究范畴下，形成基于地方与全球视野，主体多元且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并与之融合的研究趋势，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特点。基于全球、国家、地区的视野，研究主体涉及国家、民族、种族、地域、领域、媒介等众多方面。同时，对多元主体的研究既包括基于身份、文化认同下种族、民族主义省思和殖民主义批判的研究侧重，也包括基于国家形象、地方传播、国内外媒体和媒介等研究主体下融合经济、文化的研究侧重。其中，“解构”与“建构”体现在新技术对文化、身份，对旧有传播模式，对地区发展模式的解构与建构；文化、身份对民族主义的解构与建构；种族、民族视域下对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的解构与对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建构等。

　　在国际传播的媒介、技术研究范畴下，形成在数字时代媒介与技术的深入与省思的研究趋势，既具有前沿性特点，又探索出媒介技术在文化、价值、伦理层面的深度和自觉性特点。平台媒介研究包括媒体融合向全媒体发展，平台媒介哲学性、实践性、规范性的深入与省思。而技术、算法研究包括，AI、计算传播、元宇宙的Web3.0生态等更新国际传播范式的深入与省思。而在媒介和技术的发展变迁下，研究进一步探讨文化、价值、伦理层面的问题与思考。

　　在国际传播的受众研究范畴下，形成了国际传播研究向受众认知层面下沉，并同时注重“理性”与“情感”的双重作用，回归美学、人学的研究趋势。具有“深潜入海，追寻主流”的深入性、人本性特点。国际传播的目的是改变受众的认知，受众认知研究不仅包括对受众认知方面的哲学分析，受众作为主体的文化、民族、种族、身份等分析，还有主体间性、文化间性思维的探索。基于认知层面，国际传播研究形成了人与技术共生的价值理性思考、基于情感共通性下“共情传播”的实践探索。而技术实现人发展至终极的共情、共通阶段时，“美”成为人类的终极追求，也成为国际传播“融汇贯通”的绝对理念。

　　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发展中，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第一，历史的方法作为研究的科学方法会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历史研究逐步形成广泛、全面、深入的研究范式。第二，国际传播理念初步探索完成并逐渐完善，进入实践应用阶段，中国进一步探索自主创新的国际传播理论。第三，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紧跟国际局势，更加关注战时传播、逐步完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丰富国别研究，国际学术业务交流更加频繁，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第四，国内研究出现少量将国别下沉至种族、民族的研究。第五，对地方媒体提出通过经济、品牌融合文化的策略从而带动国家形象的新要求。第六，对AI技术的分野进行深入探究，并对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正负面影响进行更为深刻的思考。第七，国际传播研究更注重人文主义，传播美学研究下沉至人的认知和日常生活层面。

　　综上，当中国建设完善的国际传播方法、理念、理论、能力，依托先进的媒介技术，深入至经济、社会等层面，下沉至受众认知、文化层面反思，并以人本主义进行“美”的国际传播时，才能建立起中国国际传播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将不断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注入新动能[144]。

　　注释

　　▼

　　①本研究所涉及的期刊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界》《当代传播》《青年记者》《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跨文化传播研究》《南京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编辑之友》《全球传媒学刊》《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外语界》，Journal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Research,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InternationalJournalofCross-CulturalManagement,QuarterlyJournalofSpeech,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andCriticalCulturalStudies,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参考文献

　　▼

　　[1]姜飞.全球传播新生态呼唤国际传播新思想[J].新闻记者,2020(10):80-86.

　　[2]丹娜·巴吾尔江，苏婧.重返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宣传远离传播学的原因和反思[J].国际新闻界,2023(07):114-136.

　　[3]胡翼青，王沐之.评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学的知识生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6):1-12.

　　[4]任孟山，李呈野.从电报到ChatGPT：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J].新闻与写作,2023(05):38-50.

　　[5]刘小燕，李静.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政策变迁及其逻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3):5-22+126.

　　[6]夏羿.中国共产党影像外宣的历史演进及其制度化[J].新闻大学,2023(02):78-88+120.

　　[7]张晓娴.“讲好中国故事”外宣话语的生成历程与演变逻辑[J].青年记者,2023(07):57-59.

　　[8]丁柏铨.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创新发展——基于对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前后舆论主阵地的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4):17-29.

　　[9]李美慧.“发明传统”的尝试：上海近代英文报刊与“开埠五十周年庆典”的制造[J].新闻记者,2023(08):86-96.

　　[10]操瑞青.嘉庆至同治年间广东辕门报诸史实考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30(06):106-125+128.

　　[11]胡箫白，张金牛.对话外洋：晚清外交官曾纪泽的欧洲舆论运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4):113-125+128.

　　[12]虞文俊.行动规制与精神驯化：日本对伪满新闻记者统制的考察[J].新闻大学,2023(06):47-59+118.

　　[13]俞凡，郝小书.规训与激励：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的思想根源[J].新闻记者,2023(04):73-83.

　　[14]王雪驹.代际交融与版图流布：“东亚同文会系”报纸的网络组织[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7):92-107+128.

　　[15]郝平，侯丁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日输出与文化交流路径研究——以四大名著为例[J].编辑之友,2023(06):41-46.

　　[16]方帆，段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话“世界社会”[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2):69-81.

　　[17]贾文山，王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多维内涵探析及跨文化传播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3(05):6-26.

　　[18]高金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18国媒体相关报道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3(03):6-25.

　　[19]匡文波，方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05):38-46.

　　[20]裴长洪.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J].南京社会科学,2023(05):1-12+20.

　　[21]邓绍根，游丹怡.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J].新闻界,2023(03):4-14.

　　[22]吴锋.新闻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内涵、历史逻辑与实践方略[J].编辑之友,2023(07):11-18.

　　[23]程曼丽.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战略构想[J].电视研究,2023(03):62-64.

　　[24]钟新，金圣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共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核心叙事[J].对外传播,2023(03):8-12.

　　[25]张毓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核心逻辑[J].对外传播,2023(02):72-76.

　　[26][74]邵培仁，陈江柳.丰富“中华”想象：数字时代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J].编辑之友,2023(09):5-12.

　　[27]苏婧，张镜，王浩旭.国际传播的文化转向：发掘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传播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3(05):91-98.

　　[28]姬德强，闫伯维.文化强国的内在理路与传播逻辑[J].南方传媒研究,2023(02):5-11.

　　[29]姜飞.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规划急需升级版[J].国际传播,2020(01):10-16.

　　[30]姜飞.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基础与未来[J].编辑之友,2023(03):6-14+57.

　　[31]周庆安.在多元语境下理解国际传播效能命题[J].新闻记者,2023(01):10-12.

　　[32]周庆安，刘勇亮.以中国为方法：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传播效能再探讨[J].中国出版,2023(13):13-18.

　　[33]申依婧.新时期“国礼外交”的国际传播特征——一种“关系”视角[J].青年记者,2023(16):104-106.

　　[34]虞鑫，刘钊宁.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与共享[J].新闻界,2023(03):15-25+76.

　　[35]吴瑛，乔丽娟.战略传播的概念、内涵与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36-48.

　　[36]陈虹，秦静.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建构框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1):55-59+65.

　　[37]姜飞，袁玥.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六大特征[J].南方传媒研究,2023(03):36-48.

　　[38]姬德强，闫伯维.主体性探寻：“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J].传媒观察,2023(09):28-35.

　　[39]史安斌，朱泓宇.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的扎根研究[J].传媒观察,2023(09):18-27.

　　[40]常江，狄丰琳.“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J].对外传播,2023(09):17-21.

　　[41]程曼丽.从元话语理论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逻辑[J].对外传播,2023(09):4-8.

　　[42]姜飞.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传播视角[J].全球传媒学刊,2023(04):6-17.

　　[43]赵永华，窦书棋，赵家琦.观念政治下的网络战：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战的观念更迭与范式转换[J].当代传播,2023(05):23-27+34.

　　[44]张志安，杨洋.互联网平台对国际舆论博弈的影响：机制与趋势[J].社会科学文摘,2023(06):60-62.

　　[45]胡泳，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6):131-150.

　　[46]王沛楠.TikTok听证会：国际传播中的跨境数据与网缘政治[J].青年记者,2023(09):101-103.

　　[47]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新论）[EB/OL].(2023-02-07).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02/07/nw.D110000renmrb_20230207_6-05.htm

　　[48][49]沈正赋.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逻辑建构与策略优化[J].南京社会科学,2023(02):96-106.

　　[50]钟新，沈静.从视觉吸引到情感凝聚：国家形象视角下可爱传播策略分析——以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为例[J].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3(01):128-142.

　　[51]余荣华，张世悬，王嵘.国家形象宣传片《PRC》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有效实现跨境破圈[J].中国记者,2023(04):42-44.

　　[52]潘野蘅，童桐,贾鹤鹏等.中国气候治理的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初探——基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3(02):128-141.

　　[53]贺欣怡，张毓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视野中的地方传播实践[J].对外传播,2023(07):63-67.

　　[54]詹新惠.小城市的国际传播功课更值得做[J].青年记者,2023(04):125.

　　[55]韦路，陈曦.2022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报告[J].对外传播,2023(01):30-34.

　　[56]周莉，范天汝.中国经济形象的全球塑造及其现实影响——基于70个中国主要贸易国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03):74-83.

　　[57]颜靖初，赵新利.国货出海与中国品牌国际传播[J].公共外交季刊,2023(01):38-47+126-127.

　　[58][139]赵新利，宫效喆.作为国际传播媒介的品牌：日常生活的国际传播[J].青年记者,2023(05):57-60.

　　[59]黄晓军，杨雅丽.海外基建视频中国家形象的建构[J].青年记者,2023(10):65-67.

　　[60]董婷，钟新.全球公共产品视域下“中国天眼”FAST的国际传播转向[J].青年记者,2023(08):50-52.

　　[61]姬德强，黄彬.“地方”国际传播：概念勘定与实践走向[J].全媒体探索,2023(06):4-7.

　　[62]李鲤，石琪隆.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叙事流变——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获奖作品分析[J].青年记者,2023(13):60-62.

　　[63]张昆，王臻.嬗变、驱动与表征：奥斯卡电影里中国形象的意指实践[J].编辑之友,2023(01):102-109.

　　[64]徐迪，彭思涵，凌洁.“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日本公众的群际接触、社会信任与对华形象认知[J].新闻界,2023(03):39-50+96.

　　[65]姬德强，张毓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边界拓展与自主性创新[J].对外传播,2023(06):71-75.

　　[66]胡正荣，王天瑞.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三重关系[J].新闻与写作,2023(03):14-23.

　　[67]姬德强，张毓强.哲学社会科学赋能国际传播：历史脉络与未来向度[J].对外传播,2023(08):66-70.

　　[68]胡正荣，樊子塽.新闻传播学历史使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特征[J].青年记者,2023(08):9-13+18.

　　[69][70]孙利军，高金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国际传播人才“三观”研究[J].当代传播,2023(05):72-75+80.

　　[71]KathyTannousW,GaffneyA,PrasadK.Short-termInternationalStudyProgramsandInterculturalMaturityDevelopment:DoesanEnhancedAppreciationforDifferingCulturalPerspectivesContinuetoProgressWhenStudentsReturnHome?[J].Journal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Research,2023,52(2):148-165.

　　[72]邓喆.中国留学生网络行为的特征、成因及引导路径——基于33名中国留学生的研究[J].思想战线,2023(05):158-165.

　　[73]裴永刚，索煜祺.荷兰学术数据库“走出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编辑之友,2023(03):107-112.

　　[75]吴飞，傅正科.“数字共通”: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新假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6):22-35+126-127.

　　[76]姬德强.国家话语视野内的数字新闻:基于国际传播场域的分析[J].新闻界,2023(08):33-39.

　　[77]王沛楠，彭修彬.西方数字平台的内容治理：理解互联网国际传播中的平台权力[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4):72-76.

　　[78]周庆安，李涵沁.平台化传播与共识再塑：中国国际传播路径探索[J].国际传播,2023(02):13-21.

　　[79]匡文波，方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38-46.

　　[80]莫莉，卢咏珊.文化间性与回归：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网络媒介使用、双文化认同整合与跨文化传播意愿[J].新闻大学,2023(06):18-31+116-117.

　　[81]林昱君.技术可供与情感缺位：社交媒体使用对在华韩国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2):151-159.

　　[82]邱凌，穆静.国际知识问答社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维度及协作生产——基于Quora平台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6):49-56.

　　[83]尤达.读者与观众：海外输出背景下受众跨媒介接受路径研究——网络文学与IP改编的序位效应考察[J].编辑之友,2023(08):56-63.

　　[84]匡文波，张晓妍，匡岳.变局中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及其数字化路径分析[J].对外传播,2023(04):62-65.

　　[85]方兴东，顾烨烨，钟祥铭.中国媒体融合30年研究[J].新闻大学,2023(01):87-100+122.

　　[86]胡正荣.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何谓？为何？[J].教育传媒研究,2023(05):1.

　　[87]郑亮，高同同.交往理论视角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研究[J].全球传媒学刊,2023(02):45-59.

　　[88]王博，曹漪那，蒋晓丽.数智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融合实践进路[J].新闻界,2023(07):55-63.

　　[89]闫桥，陈昌凤.数智化融合:逻辑、特征与未来战略[J].青年记者,2023(19):9-12+17.

　　[90]熊捷.“新闻+创意”开辟主流媒体融合新阵地——以人民日报新媒体的探索为例[J].青年记者,2023(17):12-16.

　　[91][140]相德宝，崔宸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国际传播范式创新[J].对外传播,2023(04):32-36.

　　[92]匡文波，王舒琦.论人工智能在赋能数字文化产业对外传播中的应用[J].对外传播,2023(07):8-11.

　　[93][100]韦路，陈曦.AIGC时代国际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J].中国出版,2023(17):13-20.

　　[94]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81-90.

　　[95]钟祥铭，方兴东,顾烨烨.ChatGPT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J].传媒观察,2023(03):25-35.

　　[96]杨新华，吴琼静，赵萱.元宇宙国际传播变革下中国主流媒体的使命[J].青年记者,2023(03):60-63.

　　[97]喻国明学术工作室.元宇宙视域下Web3.0重塑媒介发展新生态[J].江淮论坛,2022(05):128-133.

　　[98]郭全中，袁柏林.AIGC与WEB3.0有机融合:元宇宙内容生产的新范式[J].南方传媒研究,2023(01):36-47.

　　[99]唐俊.对媒介进化论的再认识：基于感知和权力的双重维度——兼论Web3.0媒介的平权结构[J].新闻界,2023(01):47-56.

　　[101]任孟山，李呈野.从电报到ChatGPT：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J].新闻与写作,2023(05):38-50.

　　[102]孔梓睿.反思“元宇宙”：中国数字时代交往逻辑探讨[J].青年记者,2023(10):45-47.

　　[103]何鸿婷，郑一卉.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元宇宙研究的反思[J].青年记者,2023(11):40-42.

　　[104]胡正荣，于成龙.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战略升维[J].对外传播,2023(04):4-8.

　　[105][139]常江，罗雅琴.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应用、趋势与反思[J].对外传播,2023(04):27-31+53.

　　[106]赵晗阳.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国际精准传播模式的构建[J].青年记者,2023(20):32-35.

　　[107]周庆安，朱虹旭.难以想象的共同体：全球数字空间的身份认同重构[J].新闻与写作,2023(06):43-51.

　　[108]李涵沁，周庆安.基于国家经验与身份认同的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建构研究[J].对外传播,2023(05):22-26.

　　[109]Sassoni-BarLevO,AvidarR.‘Godforbidwe’dbeinfected’:framingandcounter-framingofthe‘CoronaCruiseShip’inIsraelimedia[J].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2023,29(02):213-233.

　　[110]DeSouzaR,HussainSA.“HowdyModi!”:Mediatization,Hindutva,andlongdistanceethnonationalism[J].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16(2):138-161.

　　[111]TangeH,JenksCJ.Nationalism:threatoropportunitytocritical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J].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23(3):221-228.

　　[112]Zhang-WuQ.AsianstudentsinAmericanhighereducation:negotiatingmultilingualidentitiesintheeraofsuperdiversityandnationalism[J].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23(3):253-267.

　　[113]AngelA,ButterworthML,BarranqueroA.TowardadecolonialAmericanrhetoric:EmbracinganAnglo-LatinAmericandialogue[J].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16(4):358-377.

　　[114]AchemeDE.Stereotypedcommunication:TheascribedidentitiesofNigerianslivingintheUS[J].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16(1):56-73.

　　[115]WangZ,ZhangC,LiS.Doesnationalismmotivateordemotivate?Unpackingcomplexidentity-motivationnexusinthecontextofChineselearnersofJapanese[J].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23(3):308-320.

　　[116]LizamaJ.TheTrumpadministration’sframingoftheMS-13gang:narrowingthebordersofbelongingwithhomelandmaternity[J].CommunicationandCritical/CulturalStudies,2023,20(3):358-374.

　　[117]PutmanAL,KvamDS.“I’mgenerallyjustaWhiteEuropeanmutt”:CommunicationstrategiesforinterpretingandsharingDNA-basedancestrytestresul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16(1):36-55.

　　[118]MarrasTateJ,RapatahanaV.Māoriwaysofspeaking:Code-switchinginparliamentarydiscourse,Māoriandriveridentity,andthepowerofKaitiakitangaforconservation[J].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16(4):336-357.

　　[119]GuilhermeMMD.Globaldebates,localchallenges:theSouthtalksback[J].Language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23,23(1):7-22.

　　[120]李云芳.国际传播，“痛”在何处[J].青年记者,2023(13):110.

　　[121]姜飞，毛丽丽.传播九连环理论假设与国际传播致效可能[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23(07):45-56.

　　[122]赵汀阳.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J].思想战线,2023(01):42-53.

　　[123]惠东坡.对外传播体系建构的新向度及其实践意义——基于媒介话语间性的审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5):60-65.

　　[124]段鹏，宋芹.文化内生力语境下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的三点反思[J].现代出版,2023(01):1-7.

　　[125]张斌，叶祝君.论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流动的逆差现象与传播策略——基于纪录片和网络视频的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4):104-111.

　　[126]ShanmugarajN.Disidentifyingfromthe“modelminority”:HowIndianAmericanwomenrearticulatedominantracialrhetorics[J].QuarterlyJournalofSpeech,2023,109(2):109-131.

　　[127]单波，叶琼.世界公民交往理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矛盾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08):29-45+126.

　　[128]单波.传播的理性与理性的传播[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02):1.

　　[129]徐明华，代婉琦.国际传播中社交机器人的转译机制与网络治理启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分析[J].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2023(05):52-63.

　　[130]史安斌，俞雅芸.人机共生时代国际传播的理念升维与自主叙事体系构建[J].对外传播,2023(04):9-13.

　　[131]刘滢，冉育华.共情传播视域下中国核心术语国际影响力提升新思考[J].对外传播,2023(06):31-34.

　　[132]李晓鹏，范静涵.媒介深度融合下新闻传播的“理性-情感”共融范式[J].中国记者,2023(10):101-107.

　　[133]蒋贤成，钟新，金圣钧，等.国际合作传播的共情路径：基于对中国—亚非媒体合作传播多元主体的调研[J].新闻春秋,2023(01):23-35.

　　[134]钟新，蒋贤成.跨文化共情传播机制探新：基于孔子学院院长访谈的跨国比较研究[J].东岳论丛,2023(02):49-61+191.

　　[135]姬德强，李喆.国际新闻的情感逻辑：价值、平台与实践[J].中国出版,2023(12):3-10.

　　[136]姜飞.美的传播与传播美学——在‘三个一百年’意识下讲好中国故事[J].中国记者,2021(07):28-32.

　　[137]冯宪光等.传播美学：传播学的专业探索与学科延伸[J].编辑之友,2022(07):5-12.

　　[138]孙德宏.国际传播的理想标志、价值遵循和实现路径[J].中国记者,2023(05):31-35.

　　[141]甄铖.传播美学视域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探讨[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142]黄阳坤，陈昌凤.视觉传播的自动化与国家形象的美学建构——基于Twitter社交机器人的计算美学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8):96-104.

　　[143]赵新利，宫效喆.作为国际传播媒介的品牌：日常生活的国际传播[J].青年记者,2023(05):57-60.

　　[144]姜飞.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基础与未来[J].编辑之友,2023(03):6-14+57.

　　（姜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江浩：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