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个结合”对巩固和发展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主体性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双重内涵，二者的张力性关系既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动因，也是促成文化主体性巩固、发展的现实契机。“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既存在视域基础的融合性，也具备内容的契合性，其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辨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更高层次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第二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推进和巩固，既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根基，也表现为积极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第二个结合”回答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展现世界意义的问题，是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文化自我主张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

　　内蕴世界文明普遍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为20世纪初遭遇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强大理论武器。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如何在实践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命题。历史证明，这一“结合”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的“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2]如何把握“第二个结合”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内涵，这一问题值得深入发掘和系统思考。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意义。笔者认为，理解“第二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作用，需要厘清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回答文化主体性何以需要巩固，在此基础上探究“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可能性，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考察“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进而补充和深化对“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巩固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主体性及其为何需要巩固的问题

　　把握理论命题首先需要明晰其中的核心概念与问题，“第二个结合”巩固的对象是“文化主体性”，理解这一理论命题必须从理解“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入手。围绕“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可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般理解中，只有人或集体才构成主体，主体性是关于现实的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哲学话语，文化何以具有主体地位，文化何以表征主体性意味？第二，“第一个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进步，为何谈及“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时，却更加侧重于社会意识或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主体性？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如火如荼，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逐渐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在这一背景下为何需要巩固文化主体性？

　　关于“文化”何以具有主体性的问题。理解“文化主体性”，首先需要追问什么是“主体性”。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持续争论，就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主要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强调在主体与客体或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中理解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3]在“‘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这一理论命题中，“第二个结合”需要巩固的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当代中国正是命题所涉及的“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因此，当我们讲到“文化主体性”，不是以文化本身作为主体，而是意指在文化层面上彰显当代中国作为主体的特殊性质。

　　关于为何需要突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当代中国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凸显的“主体性”具有多重表现，如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在地理环境层面标识了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成就在经济基础层面标识了当代中国的主体性，等等。然而，这些表现尚且不能完全说明当代中国之为当代中国的特殊属性。自然地理层面上的边界或资源无法决定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特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经济基础虽然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走什么路”的问题，但也不能全然反映某一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唯有文化，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内容，而且文化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可以留存和反映那些不完全体现于经济基础的当代形态，并深刻影响着某一民族、国家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因和根脉。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最能够凸显自身鲜明特质、使自身区别于他者的主体性正是文化主体性。

　　关于“文化主体性”为什么需要巩固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强国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事业建设不断迎来新的发展。然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面对“文化主体性”存在哪些方面亟待巩固的问题，需要立足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双重内涵来加以分析。

　　处于当代中国语境之中的文化主体性具有双重内涵。在世界范围内，能将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主体性区分开来的因素首先是中国历史，而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只有通过文化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语境中文化主体性的第一重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文化和文明是历史的“活化石”，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历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都反映着特定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有些文化能够长期留存，有些文化由于不适合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泯于历史之中，有些文化在新的实践中转化了形式和内容并以新的形态传承下来。文化以复杂且包容的形式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影响着在历史中活动的现实的个人的最直接、最深切的“条件”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凸显、区别出“当代中国”特殊内涵的是“历史中国”，而“历史中国”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主体性的深层次依据，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首先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区别当代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第二重内涵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实然层面上，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以及党的领导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必然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早已将社会主义文化融入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应然层面上，面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的局势，在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背景下，“走出去”的当代中国文化愈发要求以社会主义文化宣扬自身的鲜明特质。

　　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包括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两种内涵之间存在着自发的张力。马克思主义是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理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历经汉代“独尊儒术”以至宋明之际理学的兴盛，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表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时间、空间、立场和方法等多个维度的显著差别，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6]中华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保留了部分落后的文化因素，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的“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在不断传播。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和张力。“第一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差距，但在“第一个结合”中，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理解前见而存在的，“第一个结合”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是对两种文化传统张力的缓和。然而，既然作为以文化方式表征出来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在各个层面交融、碰撞，在对当代中国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必然遇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的张力问题。海内外一些新儒家妄图主张“儒化共产党”，借马克思主义之“型”行尊孔复古之礼，当然是违背社会历史运动客观规律之举，但那种主张“全盘西化”、弃绝中华传统文化因素的观点也不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主体性的两个不同方面，究竟体现为何种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日益推进的今天，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可能性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两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确存在张力性的关系，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既越发凸显，又获得了转化的可能性。张力性关系意味着二者在思想文化维度上存在异质性，然而，两种异质性的思想文化的碰撞，却往往也能孕育更加具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有视域基础，也存在内容本身的契合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又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根基与思想源泉，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性意义的过程。“第二个结合”彰显了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承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间存在张力性关系，是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于文化主体性巩固作用这一命题的前提。在“第一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张力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传统文化只是作为“前因”和“背景”，并未被纳入“第一个结合”的问题核心。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和碰撞变得不可避免。“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对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重视，而且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宣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和处理这一张力性问题的积极态度，有助于全社会在更大范围内增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认同。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来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马克思的思想同样是伴随马克思对具体民族、国家特殊情况的深入关注而不断发展深化的。在青年时期，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注重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角度把握人类社会的运动状况，直至与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时，他仍鲜明地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关注到不同民族、国家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在对法国1848年革命以及1851年的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着重指出法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将其与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典型形式的英国相区分，尤其是注意到法国独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对于革命运动的影响。晚年马克思在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通信中，更是多次提出不能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9]指出俄国国情既不同于英国或西欧，也不同于作为殖民地的东印度地区，[9]对俄国现实道路的思考需要从其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可见，马克思愈发关注世界历史普遍性与具体民族、国家社会背景特殊性的关系。以往学术界论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趋向时，主要认定其为“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看，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趋向还蕴含着另一层意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使其成为科学；只有先把握具体的特殊性，才能上升到抽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增益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普遍真理性。

　　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深化对民族、国家特殊性视野的关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繁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传统相结合，聚焦“总体性”的哲学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则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传统的“弥赛亚”精神相结合，开创了弥赛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相结合，建立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主义与阿拉伯民族宗教思想相融合的“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思想相结合的“解放神学”理论，等等。这些“创新形态”虽未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色，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外乃至对立面，但其创见着实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乃至世界思想界提供了富有自身特色和生命力的理论架构。反观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镶嵌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思想都引介了学者自身所熟知的传统文化资源。他们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自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缘于他们各自依托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可以“返本”，如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发掘前人未曾关注到的概念、范畴或论述；也可以“开新”，即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文化传统碰撞融合以培育新的理论形态。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开新”最有可能加以运用且得心应手的文化传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人民生存和生活的基调和背景。在合理的程度和范围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理论界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条“阳关大道”。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张力存在转化的可能，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满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条件。

　　这种条件首先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代际嬗变和现时代形态。一方面，正如语言、概念本身在历史的传承中内涵可能嬗变一样，由于旧有（往往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消亡，传统文化也必然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流传中有所转变。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进步、发展的进程中必然受到其正向引力的作用，自觉扬弃不合时宜的成分。另一方面，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总是基于当下社会背景而展开的。无论是所谓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不是在当代人的理解和认定中成为“传统文化”或“优秀传统文化”，是站在当代中国立场上的“传统文化”或“优秀传统文化”。当然，文化的传承有赖于经济基础和物质载体等的遗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地基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承认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必然带有某种“进步”色彩。实际上，当今中国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并不是两千年前的中华文化，而是21世纪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两者得以“结合”的条件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契合之处。“‘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以及“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的态度等，[2]均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共鸣。“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2]其中，人民至上观念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话语的形式予以提出和论证的。正如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带有对当下社会背景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当代中国人理解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通具有时空叠加交汇下的双向性。

　　再次，“结合”并非是不加选择地将两种文化全盘融合，得以“结合”的条件还来自马克思主义在“结合”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巩固文化主体性，“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个“正”。[2]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决定矛盾双方转化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不是“文化复古”，而是强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优秀成分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只有明确和坚持“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立场和价值目的，才能完整把握“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真切内涵，真正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工作。

　　尽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能存在“理论风险”，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中既具有融合的视域基础，也存在汇通的内容契合性，使“第二个结合”具备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可能和现实根基。“第二个结合”的实质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辨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合中，推动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生成过程。

　　三、“第二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推进

　　如果说“第一个结合”重点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问题，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主要关注的是两种差异性理论的融合与创新问题。“第二个结合”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深刻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不仅切实巩固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而且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自我主张和文化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作斗争，牢牢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较具破坏力的错误思潮，不仅歪曲、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将矛头对准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假借“学术研究”的幌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开批评，往往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在政治维度上的影响力逐渐衰微。然而，在文化维度上，由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本身不直接关联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路线，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便呈现出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歪曲、解构之势。就其手段而言，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或是以看似公正、客观的“论证”引导受众进行所谓的“理性思考”，如片面、孤立地分析历史，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归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或是在对历史文化论题的讨论热潮中混淆视听，如歪曲历史事件、解构民族英雄形象等。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标识着中华民族来时的路，忘却自身的历史、解构传统文化无疑是自废武功、自掘坟墓。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文化乱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15]作出诸如设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国家版本馆等重大决策，提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四史”学习教育等，为维护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层面巩固、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根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着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的现实基础。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单位与核心纽带，这一“单位”和“纽带”从未发生断节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数千年赓续不绝的重要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建设，注重革命家风的培养和传承，注重维护家庭——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基本社会单位，以家庭家风文化建设铸牢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根基与社会根基，并积极宣扬革命家风，以革命家风建设涵养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社会关系基础。家风建设和革命家风传承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巩固、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创举。

　　中国共产党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助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推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突出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为其实践应用提供更具体化和现实化的策略。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了人类解放的实现目标、基本途径、主体动力等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对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包含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推动者地位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但并未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品质与独特价值体系等智识资源，助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设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的“和合共生”理念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最终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选择，是为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发展架构的现实通道和关键环节”。[16]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基础的理论依据，也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的结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体现，但要赋予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现实的、时代的新特征，不能仅仅从西方思想传统中寻求借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共同体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但这些共同体都是边界共同体，西方文明本身缺乏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因为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天下一体的包容性思想。”[17]与之相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存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推进提供了理论参考。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和现实的加剧趋势、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或零和博弈状况以及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各民族、国家忽视了自身命运归根结底是休戚与共的事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基于“和合”理念的文明共存观为协调各国之间冲突与矛盾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可行性提供了文化层面的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标识自身、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不同于“现代化在中国”，其着重在于对“中国”这一规定性的凸显，（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最具表现力的特质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无疑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自觉与自信。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困境，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结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思想贡献的成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建基于对工具理性的高度认同，马克斯·韦伯就将西式现代化的实质看作是工具理性对前现代性的祛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对价值理性的关怀，能够对西式现代化“起到濡化、矫正、加魅的作用，解决的是文化滋养与精神家园的问题”。[18]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接中国的“地气”，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要素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个结合”既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化，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深入贯彻“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两个方面不再彼此分立，而是统一于更高层次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中。“第一个结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引进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第二个结合”则回答了已扎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在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意味着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形态的历史性生成。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历史背景中，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向世界宣告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力量的时代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之无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居于世界进步力量之领先地位的历史前提。随着“第二个结合”的不断深入推进，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不再表现为遭遇外来文化主体性时的被动映衬，而是表现为主动走向世界，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成就的自我主张。作者简介：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刘同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