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慕到批判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持一种欣赏态度，对中华悠久历史文明表现出了极大的人文热情和敬重，中国古代的丝绸、造纸、印刷、火药等都引起了他们的很大兴趣。

　　如果说发现美洲是地理大发现，发现中国则是“历史大发现”。

　　一个比古希腊更加久远的古老文明展现在西方人面前，几乎要改变他们上帝创世的历史观念。尧帝诞生的年代要比《圣经》记载的历史起点——大洪水时代——还要早些，中国拥有的历史纪年已超过圣经纪年，哲学家们便以此证明圣经的荒谬性，教会内部出现了中国纪年和圣经纪年真实性的讨论，强大的世俗精神逐步打破了基督教的一统地位。

　　可以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现冲击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观念，启发了他们文化上的相对主义认识和启蒙批判精神，西方人基督教历史观由此转变为世俗的世界历史观。

　　文艺复兴时代的怀旧崇古思潮使西方人建立了世俗的历史观念，这种世俗历史观念在挑战基督教历史观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朝着一条直线前进的，进而在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怀疑古代历史的“现代”意识，他们发现，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好像一直是生活在过去的“辉煌”之中，那么，这种辉煌也意味着“停滞”。

　　现代性观念的确立，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也意味着西方人确立了“自我”意识，中国变成了“他者”的形象。此时，还有一些来华的传教士报道了中国百姓的赤贫状况。在各种因素的积累和渲染下，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在启蒙运动以后成了“停滞的”帝国形象，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的历史尚未开始，中华大地上表演的一切都是野蛮、专制的循环交替。这为西方殖民扩展提供了有效依据。

　　为免遭历史覆辙，西方人在意识到中国历史停滞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杜阁认为，亚洲或东方很早就掌握了理性精神，并且凭借一系列军事征服建立了庞大的专制帝国，但也因此缺少了竞争和探索精神，日趋保守和衰败，懒散和顺从，在和平安逸中停滞不前。欧洲没有统一，却在动荡中培养了自由探索精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崇古心态和语言障碍导致了中国的停滞不前，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东西满怀崇敬，把一切古老的东西看成尽善尽美；另一方面，汉语太难掌握了，哪还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科学？狄罗德认为是“东方精神”扼杀了中国民族的创造力，“东方精神”即一种安逸墨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的精神。另外还有思想家像孟德斯鸠、休谟等，提到了专制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总之，欧洲启蒙哲学家从精神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历史停滞的原因。

　　黑格尔把发展着的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形态——亚细亚式的、伊斯兰式的、基督教式的，或者说是四种形态——东方帝国、希腊王国、罗马帝国、日耳曼王国。世界历史向着绝对自由迈进，人类文明从东方推展到西方，东方是历史的过去，中国是历史的起点。把中国放置于历史的起点上，是因为黑格尔认为“自由精神”在中国文明中还没有萌发，中国历史一直停滞于起点上，或者干脆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历史，无所谓进步或停滞。中国、印度、波斯三大文明区域，即黑格尔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中国的家长专制和印度的村社制度都具有明显的政教特征。

　　否定他人意味着肯定自己，设定东方的落后暗含着认同西方的进步，西方人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需要虚构一个“进步”的观念。近代西方国家在对中国的否定中确立了自我，论证了亚洲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存在历史上的辉煌，而西方则是“现代性”的社会，就这样，中西差别被看成了“古今差别”。西方人在发现中国的同时，也在发明着一个欧洲观念的“中国”，中国的停滞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立一个“进步”的自我形象。

　　“停滞”和“专制”的中国形象

　　随着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进化”观念取代了“进步”观念，西方人开始从种族和人性中寻找中国停滞的原因，认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人种和民族性格造成的。他们不仅要确立自我形象，还要为殖民主义寻找依据，消灭“劣等民族”是西方拯救世界的“正义”之举，在种族主义掩护下，近代列强对自己的侵华行为并无羞耻之感。

　　由此，他们对中国的结论和态度一望便知：自古以来你为何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说明你没有进步；你为什么是落后的？——因为你的特质与我不同。你唯一的希望是告别过去，并向我学习。是我，把你引向“历史”的路上。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中国的停滞落后，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从农业到工业到商业的依次进步上，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损害了商业，也损害了农业本身。中国自然资源虽然富饶，但创造的财富极少，生产力低下，劳动者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亚当·斯密也谈到东方的土地国有制，以及相应的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工程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总之是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了解中国。

　　亚当·斯密的继承人老约翰·穆勒试图进一步批判东方的专制主义，指出是村社经济阻碍了东方社会的发展。理查·琼斯进一步完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路，由于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琼斯是以印度农民的地租为例说明东方专制主义的，认为君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人民是君主的佃户，君主是税收的主人，从而形成皇权的稳固统治。对于中国，琼斯认为了解得不够详细，不能确定是否与印度类似，但中国皇帝的权力和财富是和其他东方统治者一样的，这与其作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东方专制主义之论的新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包括的几方面的内容，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东方专制主义和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看法是有着很深的西方文化背景的，他对东方社会的一系列看法，受到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诸多理论的影响。东方社会（包括中国）专制形象的确立，不是马克思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马克思关注东方专制社会的看法不仅继承了亚当·斯密、理查·琼斯、约翰·穆勒的观点，也继承了孟德斯鸠、黑格尔的观点。这是分析中国停滞落后、专制主义的话语谱系中的两种传统：一种由道德而政治，一种由经济而政治；前者由孟德斯鸠开创，由黑格尔终结，后者由琼斯首创、由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终结。

　　西方人眼光的局限

　　随着中西方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变化，以及中西方文明的起落，西方人看中国的态度在不断变化，追索西方人是如何“看”我们的很有必要。以自身的经验和史实去“看”另一个世界，局限性不可避免。西方社会的概念、范畴从自身的史料中提取，用它去观照东方世界，更多的无知空间就会被遮挡在视野之外，根本无法体验和描述一个民族史诗般的文化进程。

　　商业在古代西方社会就占有重要地位，哥伦布等人冒险行为的商业动机显而易见，他成功地引导了欧洲诸国对外的投资和贸易。然而，事实并没有与预期达成协议，当他们制造的商品物闯进对外部需求不甚强烈的土壤时，像是遇到了一道防火墙，雄心勃勃的完美计划被拦截了，东方社会被西方视作一种无比强大的惰性力量。当直接的经济因素无能为力时，它们就动用超越经济的强制力量——武装干涉。这是西方近代对外所做的事。

　　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潜在力量此起彼伏的涌现使国际势力大为吃惊，认为沉睡千年的雄狮醒了。这种力量首先被俄国的列宁发现，一战之后他就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前景看好，认为中国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苏联的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被纳入他们的考察范围，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西方诸学者的著作里也不再是一笔带过了。

　　中华民族是个开放的民族，中华文明要比古埃及、印度文明至少晚两千年，各个文明古国像印度都曾出现过自己的辉煌，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中外文化的交锋，比如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锋，当然那也是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有人说中华文明属于外来文明，这虽有些偏颇，但也至少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

　　一种文明的诞生要受其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决定，然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就要突破这种决定和影响，这就要从文化传播学意义上看待一个民族的发展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学习和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关对中国历史的讨论和论战，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责难，说明了中国人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开放心态。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被视为落后、专制、封闭的代称，这是用西方标准观照中国历史的结论，西方理论家把这套话语体系传播到中华大地，影响到国人对自身历史的印象。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和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定会不断改变。

　　（作者：赵志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