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河南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为展示河南考古取得的巨大成就，聚焦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联合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编纂出版《河南考古亲历记——中华文明探源实证》一书，全书219篇考古亲历记详实印证了河南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的灿烂辉煌。该书主编——河南省政协常委、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李宏伟写作编撰记，记录在书籍编辑过程中的深切感受。大河网学术中原予以刊发，敬请关注。

　　“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剑”“华夏第一都”“最早紫禁城”——中华文明的古老印证

　　1987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濮阳市西水坡遗址有了重大发现，在墓葬中发现了“蚌塑龙”。在墓葬中部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有龙虎图案。蚌龙图案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虎头微低，双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形似下山猛虎。10月2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张忠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长寿一行10人来到濮阳考古发掘现场，当张忠培看到45号墓坑里的蚌龙后兴奋地说：“濮阳为北京故宫的7万条龙找到了祖先，这祖先就是濮阳的‘中华第一龙’”。从此“中华第一龙”的称谓在中国大地乃至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当月考古队到现场提取了骨架标本，送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证实墓葬的准确年代，考古研究所委托世界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比利时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究中心做碳-14测定。没有多久，考古所就通知了测定结果，墓葬遗骨是距今6465±45年的骨架。曾经率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西水坡遗址考古实习的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欣然题词：“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在濮阳召开的历次考古研讨会上，专家们的发言都表明濮阳西水坡的发现，把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西水坡重大考古发现为国家重大社科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

　　1990年至199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中出土珍贵文物1万多件。其中，玉茎铜芯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鉴定，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它的发现把中国的冶铁史向前推进了一个多世纪。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成武题词，称此剑为“中华第一剑”。驰名中外的玉茎铜芯铁剑，出在椁室东南角盗洞之下的车马堆上，幸亏尚差30厘米而未被盗墓者窃去。该剑的制法是把铜芯嵌入玉茎内，再与铁刃衔接。剑身长33厘米，柄上镶嵌有两组绿松石，应为墓主人的心爱之物。剑身用丝织物包裹，被装在用皮革精心制作的剑鞘内，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证明当时中国人已掌握了利用多种材料制作出精美兵器的特殊工艺，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值得一提的是，在9号墓外棺盖上置有一件保存较好，形似裙子一样的衣服，经国家纺织部门鉴定，该衣服属毛织品，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毛料服装。外棺盖上也放着许多精美的玉器，其中有10件用玉片做成的遣策尤为珍贵，遣策上的文字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醒目。这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遣策，也是研究我国早期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青台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青台村，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就发现了青台遗址，1934年河南古迹研究会会员郭宝钧先生对青台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此次发掘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针对当时学术界的文化分期混乱，尤其对仰韶文化混含文化说提出了明确异议，并得出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结论。1981年7月25日，青台遗址第11号探方负责人杨梅菊正在清理第6号文化层，她用铁铲切边划分地层时刮下一块土，并将一个上下扣合的夹砂罐磕了一个口，正在这时，现场突然冒出一股烟，吓得她大叫一声跑向一旁。考古队长张松林立即赶去查看，结果发现是一个瓮棺，揭开后发现瓮内未进一点淤土，一个婴儿骨架蹲坐其中，头上与四周保留有已钙化的纺织物，罐底有一层灰白色粟状物。首次从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纺织物，无疑是重大发现。经上海市纺织科学院纺织史研究室鉴定，不仅发现其中有麻布，而且还有帛有罗，这就把中国纺织史和丝绸史提前了2000多年，足见我们的祖先多么聪明。这距今约5300年的荥阳青台出土的丝绸碎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丝织物。更为惊奇的是，2016年在青台遗址发现了“北斗九星”天文遗址。2019年6月20日上午，工地迎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考察鉴定青台遗址仰韶文化天文遗迹。考古发掘队领队顾万发介绍了青台遗址发现过程，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然后带专家团到达天文遗址现场。专家们尤其是天文学家和天文史学家表现的比考古学家更激动，国家天文台研究员、LAMOST运行与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永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凤先指出：以前只在文献记载中见到，今天在考古发掘现场见到了中国最早的北斗实证。在20日下午召开的郑州仰韶文化青台遗址天文遗迹专家鉴定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青台遗址天文遗迹重要发现进行了认真讨论，赵永恒指出北斗九星的辅星应是“景星”，是黄帝时期的超新星，《开元占经》记载有“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向大家介绍了青台遗址北斗遗存与周围的祭祀遗迹构成整体，与文献中的“斗建”及冬至祭天相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遗址负责人何驽向大家介绍了山西陶寺遗址的天文观象台，肯定青台遗址天文遗存的意义和价值。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荥阳青台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的大小与实际亮度基本一致，为天文遗迹无疑。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北斗祭祀遗址，更为重要的是“七星陶罐”中间多出一个陶罐，在天空中的相应位置上没有肉眼可见的恒星，初步判断它是文献记载的黄帝时代出现在北斗中的“景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的超新星。该遗址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对研究早期天文学和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意义。青台北斗九星天文祭祀遗址一经科学证实，将中国“观相授时”的历史向前提了近千年。北斗九星天文遗址的发现，证实了5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先民已具备了天文知识，在“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时节，举行了隆重、成熟的祭祀仪式，祈祷来年丰收。更为重要的是仰韶时期是中国的始祖黄帝时期，在黄帝传说流传甚广的黄河流域，找到了对应的天文和人文相结合的实证，有力地证实了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新中国成立之前，夏代在考古学方面是个空白点。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涉及国家形成的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成为考古学的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史专家徐旭生为收集夏人活动和夏王朝建都地域的资料，于1959年夏季到河南禹县、登封一带勘察“夏墟”。由于禹县、登封地近洛阳，洛阳考古队委派方酋生随同调查，徐老考察禹县、登封之后，根据《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顺路到偃师洛河以北的高庄和辛寨考察，采集到一件陶鬲，之后过洛阳桥西行到达二里头村，采集许多标本后返回洛阳，并做了调查“夏墟”的学术报告。《周书·度邑》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洛阳平原是夏王朝最重要的活动地域，二里头遗址的位置与其相符，夏王朝自禹至桀传14世、17王，历时约500年。通常推测为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现在碳-14测定二里头遗址第1期至第4期标本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前三期在夏代纪年之内，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毁于第3期之末，与碳-14测定年代相符，根据上述论述，推断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都邑。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不断，至今已有60多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惊喜，有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铜铸铜作坊……这里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这一距今3000多年，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其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因其存在时间和所处的地域与古典文献中所载的夏商王朝大致对应，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也成为探索中国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对象，近年来又发掘出土了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殿、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官营手工作坊区、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堪称“超级国宝”的早期龙形象珍品——最大的绿松石龙形器。考古队员在探寻中心区道路网的同时，对宫殿区东部的大型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发现了最早的“紫禁城”。经发掘确认，属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宫殿区东部分布着一组数座南北排列的大型建筑基址，2号宫殿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组建筑基址的下面还分布着若干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大规模宫殿建筑，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2004年春，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揭示了出来，始建于距今3700年以前的这座宫城，形制方正规整，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1/7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由安金槐挂帅的探索夏文化考古队，以登封告城镇西八方村王城岗一带为重点，开展考古工作。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发掘现场召开了我国第一个研讨夏文化的盛会，安金槐在会上根据王城岗的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提出王城岗龙山城有可能成为“禹都阳城”。2004年至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分布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再次开展考古工作。2004年9月，北京大学刘绪教授和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方燕明研究员带领考古队在王城岗布探方，拟解决王城岗大城墙与城壕的结构和年代等问题，在遗址东部布探方拟了解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问题，在发掘的探方中发现了城墙，并发现龙山文化叠层压在城墙之上，在地层中出土很多龙山文化陶片。“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王城岗小城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较夏的始年略早，而王城岗大城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50年，已进入夏代的纪年，成为目前所知夏代最早的城址。依据考古新发现，方燕明提出王城岗小城可能为“夏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可能为“禹都阳城”。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为“禹都阳城”说提供了有力支持。

　　2002年12月的郑州，北风呼啸，雪花飞扬，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使这座喧嚣的都市一下子变得安静了许多。而在郑州西北郊大师姑村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工地上，却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一行正在这里考察刚刚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李伯谦在听取了工地发掘情况介绍，认真观察了新发现的城墙夯土的结构及其地层关系后，肯定地说：“没有问题，这里的确是一处二里头文化城址！”发掘工地顿时沸腾了起来。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地。今索河河道从城南向东，与城址南偏西部位折向北流，将城址分成东西两部分。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长度南墙西段为480米，南墙东段为110米，西墙北段为80米，北墙为980米，东墙北段为300米。大师姑夏代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年代和文化性质都十分明确的夏代城址。它的发现结束了我国夏代考古“夏代无城”的历史，填补了我国古代城址发展过程的阶段空白。古代城址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集中承载着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科学价值。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现，对深入探讨夏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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