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即中国农历新年，俗称新春、新岁、岁旦等，口头上又称过年、过大年。从词源角度来看，“春”代表的是春天，象征着一年的开始，生机勃勃，万物复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天被视为生命和希望的象征。“节”则意味着节日，即特定的、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人们会进行特殊的庆祝活动。因此，“春节”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春天的节日，或者说是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这也反映了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节日，更是一个象征着新生、希望和团圆的特殊时刻。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将春节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春节是传统与现代的复合体

　　春节从其源流来说，确实是中国传统节日，至迟可追溯到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5—公元前110），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为了纪念自己封禅泰山，改年号“元封”，公元前110年10月起为元封元年。不对呀，新年号不是应该从正月算起吗？这是因为，西汉初年沿用秦历，秦以十月为岁首。随着汉代生产力的恢复，秦朝历法越来越不适应汉朝社会发展，太史令司马迁谏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武帝诏准，于是在司马迁等人的主持下，汉朝编制了一套新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就成为新年的首日，我们所说的春节即由此而来。

　　根据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汉朝人这一天要“躬率妻孥，洁祀祖祢”，也就是祭祖，还要举行团年宴，为长辈敬献“椒酒”，全家老小“欣欣如也”。这景象与今天的大年初一已高度相似。从源头上看，说春节是中华传统节日，毫无疑义。汉朝春节不叫“春节”，叫“正旦”，宋朝称“元日”，如王安石那首著名的《元日》诗，都未提到“春节”。“春节”是个现代概念，出现于民国成立后的1913年。1913年1月21日，时任民国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给大总统袁世凯上了一道《四时节假呈》，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这便是“春节”名称的由来。

　　农历新年久已存在，民国政府为什么要改称“春节”？从根本上说是为阳历新年让路。1911年的“辛亥革命”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终结了皇帝的统治；二是取消了农历的指导地位。阳历新年才是“新年”，旧历新年怎么办？只好更名为“春节”。民国政府为什么改历？资产阶级革命派给出的改历理由是“进于世界大同”。什么叫做“进于世界大同”？就是与现代社会保持一致。资产阶级革命让中国从国体和政体上融入现代世界，改历让中国从时间制度上融入现代世界。由此可知，改历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转型后的国家尝试重建自己的节日体系，“春节”就是这次转型的产物。毫无疑问，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但由于它出现在中国新旧体制的交接点，天然带有现代性。

　　现代性对春节文化的影响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春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只是由于一开始转型的速度较慢，变化幅度和规模较小，不引人注意而已。最早发现问题的是作家老舍先生，他在一篇纪事散文中写道：“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看看，老舍先生家的春节就不是传统的喜庆祥和的春节，门外世界拥挤热闹，家里却清炉冷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老舍是公职人员，政府倡用阳历，不许他们过旧历新年。此时中国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春节：普通老百姓的春节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春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迭代发展，社会组织结构、思想观念也发生极大变化。春节文化与时俱进，屡屡出新意。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有“单位”，不再作为孤零零的个体存在。单位是大家的另一个家，婚丧嫁娶，无所不管，包括春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城里人所经历的春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打记事起，春节就与“祭灶”“守岁”“祭祖”等习俗无缘。许多部队大院，最常见的过年方式是“团拜会”，大年初一，大家各自从家里出来，到礼堂或会议室集合，领导讲话，送上新春祝福，大家互致节日问候，文工团献上拿手节目。春节“团拜”最早流行于明清时期官僚阶层，也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大家在异地为官，春节无法返乡，于是同乡或同年于春节自发聚会庆贺。新中国成立后，新春“团拜”之风尤盛。单位在新中国的春节文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人们过春节的方式带有鲜明的单位特征，于是，工人有工人的春节，农民有农民的春节，牧民有牧民的春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有大单位里，节日期间的吃喝拉撒是事关几万工人兄弟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为此企业专门设有正处级机构——工人福利处，专门负责为工人置办春节福利。从服装到酒水饮料，从东海带鱼到奶油瓜子，全由福利处采办好，春节时发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大家吃同样的食物，喝相同的饮料，去俱乐部看同样的电影，参加同样的新春游园会。甚至元宵节的花灯也是各工厂制作提供。在广大农村，春节同样是集体化的。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当地老人回忆当年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老乡们穿着新衣服集合，中午在集体食堂就餐，晚上在公社礼堂欣赏春节晚会或戏曲演出。农业集体化改造后的乡村，春节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有意思的是，人们并没有因为单位深度介入春节生活而感到不自在或受约束。相反，单位由于是超越家族和个体的实体，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拥有更加强大的实力，单位参与组织的春节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对传统春节文化的升级，每每想起，仍令人感到留恋与满足。这大概就是集体生活的魅力。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大集体的力量逐渐弱化，春节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走出更多的色彩，其经久不衰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激情浓郁地张罗春节？

　　春节文化的当代价值

　　春节文化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文化，千百年来备受国人珍惜。古人云“欲灭其国，先毁其史”，同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最佳方式就是摧毁其原有的文化。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春节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我们可以吸纳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决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

　　春节文化有两大核心：一是敬祖，二是祈福。敬祖的本质是寻找情感和文化上的“锚定物”，你之所以与这群人关系亲密，与那群人关系疏离，均由“祖”这个锚定物来决定。失去了锚定物，就会失去人生方向，陷入痛苦和迷惘，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曾写过一本小说《根》，反映美国黑人失去“祖先”的痛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也曾诞生过“寻根文学”，都是在寻找这样的锚定物。如果所敬之祖是血缘上的共祖，就会产生血缘层面的认同，表现在春节习俗上，就是“走亲戚”。如果所敬之祖是文化层面的祖先，就会产生文化认同，其表现就是“过大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我国有56个民族，在血缘上具有多元性，但在文化上具有统一性，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

　　春节文化的第二个核心是祈福。这里的“福”不能单纯理解为“幸福”，是指所有美好事物的集合。人活着目的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这是需求，更是动力。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做到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永不止步，就像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嫦娥奔月一样，这是民族性格养成的基础。

　　中国人所祈之“福”，不单是一人、一家之福，还包括家国天下之福。这里有历史上国破家亡的教训使然，也就儒家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让中国人很小就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具备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是借助迎春仪礼展开的家国教育活动。迎春礼在汉代就已成熟，《后汉书·祭祀志》云：“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汉代迎春礼是天子之礼，是由天子或天子委派的大臣主持的国家祀典。春代表着气温回升，天地万物从冰冻中苏醒过来，焕发生机，欣欣向荣。春代表希望，一年之计在于春，迎春，就是迎接希望，春节是中华民族迎接希望的节日。

　　全球化时代，春节还事关国家安全，事关文化生态多样性。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集大成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和发扬好春节文化，对于防范文化工业入侵，维护国家民族文化安全具有战略价值。

　　建设新时代春节文化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春节文化，新时代的春节文化既保持与传统春节的血脉联系，又必须根据时代发展需要，焕发出新的内容。

　　第一，强化春节的国家仪式感。古往今来，春节都是全民性节日。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莫不重之。隋唐春季，“每岁正月，万国来朝”。宋朝举行“正旦大朝会”，在大庆殿内举行，四角站镇殿将军，外国使节入贺殿庭。春节均具有很强的国家仪式感。现在的春节虽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仪式性不足，主要还是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节日来庆祝。作为中国人的神圣时间，春节的仪式性应当增强。应当利用这一契机，举行国家庆典，祭祀中华人文祖先，祭祀先贤和先烈，祝福国家繁荣昌盛，向全体国民贺岁，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与自豪感。

　　第二，加强对春节期间文化活动的动员和组织。全民性是春季的重要特点，全民参与的前提是动员和组织。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春节，过好春节。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民众确实是个问题。思路有二：一是充分动员、发动群众和社团组织力量。我国有工会、文联、妇联、学联、残联等各级各类社团组织，社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这是一笔宝贵的组织动员财富，可利用和激发起来，担负组织民众的职责。二是，充分调动发挥现代教育体系的力量，利用寒假闲暇时间，广泛开展春节文化活动，培养才艺，增进了解，培养下一代对传统节日的感情和兴趣。

　　第三，增加节日期间的文化产品供给。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14亿多人同时过节，对于社会公共服务和文化市场消费会产生不小的压力，对于被广为诟病的交通拥堵、餐饮购物旅游场所人满为患等问题，本质上是节日期间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导致的。要满足14亿多人的精神消费需求殊非易事。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增加产品供给，为民众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和服务，分散客流。从春节期间不少景点或冷或热的现象来看，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和景区都人满为患，还是集中在几个名气比较大、活动内容比较丰富的景区。不是游客数量太多，而是这样的产品数量太少，游客用脚投票，就会出现拥堵。这说明我们在节日文化产品供给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

　　第四，将弘扬春节文化与“非遗”传承保护相结合。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近万项，春节本身也是“非遗”。许多“非遗”项目，例如“泥咕咕”“打铁花”“麒麟舞”等，由于脱离了农耕文化环境，其生存和发展变得艰难，春节作为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季，为这些“非遗”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契机。“非遗”技艺和产品作为春节期间的表演项目，可以丰富民众的节日生活，增强节日体验。春节庙会和文化消费则为这些“非遗”提供了展示空间和消费市场。以春节为契机，以春节文化为载体，把“非遗”文化嵌入到春节——这一中国最大的“非遗”中去，对于“非遗”的传承保护意义重大。

　　春节文化伴随中国人已经两千多年，还将继续伴随下去。时代在发展，生活在进步，春节文化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我们只有在传承中创新春节文化，在创新中发展春节文化，才能真正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彭恒礼 单位：河南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延伸阅读：春节习俗

　　一、扫尘：

　　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称“扫屋”。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房屋庭院。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二、贴年红：

　　贴年红，即是贴春联、门神、年画、福字、横批、窗花等的统称，因这些是过年时贴的红色喜庆元素，所以统称为“贴年红”。贴年红是中华传统过年习俗，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并寄予着人们对新年新生活的美好期盼。

　　三、拜神祭祖：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终追远的传统，过节总不会忘记祭拜祖先。除夕，人们会摆上菜肴、倒上美酒，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此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并祈求祖先的庇佑，这一传统习俗代代相传。

　　四、年夜饭：

　　年夜饭，又称年晚饭、团年饭、团圆饭等，特指年尾除夕的合家聚餐。年夜饭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式，拜祭神灵与祖先后团圆聚餐。团年饭是年前的重头戏，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意头。

　　五、守岁：

　　守岁，又称守岁火、照岁等，其由来已久，中国汉族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的民俗主要表现为所有房子都点燃岁火，合家欢聚，并守着“岁火”不让熄灭，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迎接新年到来。

　　六、压岁钱：

　　压岁钱，又名“压祟钱”，一般在新年倒计时由长辈将钱装在红包内给晚辈。压岁钱有很好的寓意，通常认为可以辟邪驱鬼，保佑平安。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七、放爆竹：

　　放爆竹是中国传统民间风俗，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相传是为了驱赶一种叫做“年”的怪兽。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寓意旺气通天，兴隆繁华。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迎祥纳福的美好心愿。

　　八、拜年：

　　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等内容。遇到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网络拜年等。

　　九、闹元宵：

　　正月十五，又称元宵节，在这一天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会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热烈喜庆地逛灯会、猜灯谜，吃着寓意团团圆圆的元宵（也叫汤圆），是元宵节的重要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