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具有独特的实践价值，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理论的关辉篇章，是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在“四个自信”重要文化范畴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核心范畴。学习领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不仅对新发展阶段在认识论意义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义重大，而且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实践中具有方法论价值。

　　一、文化自觉是主体人的实践自觉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对主体性文化深入理解和真诚热爱前提下的一种坚定信念，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点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党以生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也从此确立起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但近代以来一度陷入低谷。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回顾过去几十年亚非国家发展的差异时指出，“亚洲（除日本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1]近代中国在求变图存的过程中，一大批仁人志士也看到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李鸿章将不断发展的中西交锋称为“西人之东来侵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王韬则称之为“四千年之大变局”，张之洞更冠之以“中国自上古以迄当代前所未经见的变局”。[2]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成果，一场甲午战争就拼光了家底；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一场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也一样变成了“百日维新”。一场在中国社会集聚的社会变革的巨大能量终于在1919年5月以“一把大火”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大幕，中国社会开始了文化反思，正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自称为“盗火者”——盗取西方文化的“火”“用来煮自己的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自我否定”中来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启蒙。中华文化怎么了？在世界历史文明长河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线的文明，怎么一遇“列强”就搞得遍体鳞伤？！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先进生产关系的开拓者。从诞生之日开天辟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与奋斗中，在与“左”和右的思想斗争中，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终于找到了“两个结合”的方法论瑰宝，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时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永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勃发出时代的活力，也使贫困落后、一穷二白的中国焕发出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面貌。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今日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征程上，这个百年大党仍将面临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比如现代化的话语，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抑或是西方的现代化，多年来在知识界还有不少争论和困惑。但是，理论的突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面对西方话语犯了“失语症”，甚至一度出现了“香蕉人”，即使一批有责任感的学者也痛感到，用西方学科知识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奇迹。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显然时不我待、箭在弦上。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想，文化自觉思想体现了“文化差异共生共美的语境”，在此语境涵盖下，其所表达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实质是“为适应不同时代需求而必须进行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3]改革开放后，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上，历史地看又好似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从根本上终结了这场争论。1979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出场，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的文化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是自信的表现。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标志着我们在理论话语建设上达到新高度，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实现新跨越。

　　二、文化自信矗立起文化思想的大厦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是“一个民族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自觉珍惜而形成的一种对其坚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取向”，是“一种文化类型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主体的自我担当的有机统一”。[4]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的大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从人类社会运行过程来看，文化是灵魂；从人类社会发展追求来看，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从中华民族自身历程来看，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来看，马克思主义是“魂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突出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首要地位。早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并行不悖的观点。同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讲话中对文化自信作了有力的阐释和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年7月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四个自信”是党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可以看出，其形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过程。从2002年开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一个自信”、十七大报告提出“两个自信”、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到2016年建党9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出“文化自信”，其语境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以及11月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文化自信”重要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要求“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他又一次提到文化自信，认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了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走自己的路”。文化自信作为核心范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三、实践探索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底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物质。有学者认为，政治学初始是政治经济学，包括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解释面要宽泛得多。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他在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之前写了《道德情操论》绝不是偶然的。[5]法国学者阿兰·蓓蕾菲特认为，在土地和劳动（泛指一切物质生产要素）之外，存在着第三种生产要素——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深切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唯物史观，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既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又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和继承性。[6]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化发展思想。但由于“左”倾错误，一场“文化大革命”在“破旧”中传统文化遭到全盘否定，许多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文化事业遭受摧残，教训十分深刻。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第一次提出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又有进一步深化，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党的文化建设。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仅“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就有11.6万余字，关涉诸多文化领域，尤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系统性的建树。习近平文化思想思域宏阔，十分关注中华文化赓续与发展，建立了新概念新范畴。在中华文明形态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推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形态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安全、和平、发展之困局，倡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理念”“倡议”有力彰显中华文明鲜明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精神底色，反映了新时代中国鲜明的全球治理观，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的深思与回应。在政党文化学说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创新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两个结合”思想是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成果，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开创了方法论指导；“第二个结合”思想的进一步提出，是党的理论建设中又一次思想解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九个坚持”的思想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18年8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要求“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十四个强调”则鲜明提出了文化的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观点，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2023年6月）；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七个着力”的要求内在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有总有分，内外相系，上下贯通，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2023年10月）。

　　四、“文化自信”激发中华文化活力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党的生命。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兴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寻求民族复兴的终极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血与火洗礼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纵观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皆以西方为模板、效仿西方现代化进路来选择本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其结果反被西方现代化普遍模式所反噬。今天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诸多遭到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精英与大众的分裂，陷入“有民主无稳定”“有民主无发展”“有自由无发展”的困境，从而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断裂”。[8]这种断裂不只是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在文化上，由于殖民统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被西方化，标准是西方的，解释的理论模型也是西方的，自身理论建构也往往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价值诉求往往表现为表层的、简单的争取平等地位，而恰恰忽略了深嵌在自身内部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传统，从而使西方文化水土不服，现代化也往往在“水土不服”中凋谢，更何况有“资本”的劣根性在作怪。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立意义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打脸，但在资本主义输出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断裂”是不是也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断裂”，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错误认知或分裂性的解读导致其国家无法形成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后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积极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不仅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点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此，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民族救亡复兴的使命，在文化意义上最根本的是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文化自信的现代化道路上找到了“自我”。一方面，“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9]另一方面，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世界，要说自信，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最有理由自信。这份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曾出现较长时间的拉锯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常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从近代的“放眼看世界”开始，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再次走向世界舞台（前有东学西渐），尽管相当长一段时间充满了屈辱与悲伤。但其间，理论话语权的争夺和精神家园的保卫在中国有识之士之中从来都是警醒与清醒的。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意蕴深刻，引人深思。早在2011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阐明了中华文明这一独有的内涵和特色：“古老的中华文明早已闻名于世，它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启蒙，那么，在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历史上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过激批判的学者中，更多的只是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咬文嚼字”“儒冠儒服”“三叩九拜”，而没有看到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背后能够与时代互动的强大力量，这正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文化品质。“如果无法觉察古人如何与他们的时代互动，如果只能模仿一些古人遗留的外在行迹，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中华文化真正的潜力是问题意识，回应历史的能力！[10]

　　中华文化浩如烟海、门类博大，一批饱学之士始终孜孜矻矻、专心致志地从事整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特别当人类世界不能够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现代化的普遍模式时，当世界今天的知识不能够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时，我们只能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找回我们的“主体性”，回到历史文化中找到我们自己。“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一些学者指出，对待传统文化的重视，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应和对过度“反传统”的纠偏，试图照搬一种传统“精华”来包治百病，说轻了是懒汉思想，说重了是复古主义。[11]文化学者王学典一语中的，他说：“传统的复兴表面上是走向古代，但本质上是创造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的、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并进一步认为，“在观念层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挖掘中华文化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深入阐释这些价值理念中的丰厚内涵和时代意义，使它们成为指导实践的力量；在实践层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锻造一个与传统文化可对接、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西方生活方式相媲美的生活方式。”[12]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对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到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和考古大省，河南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视察河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深入推进“河南兴文化工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以文化铸魂凝聚奋进伟力，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河南实践之路。

　　参考文献：

　　[1]张春.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必要性[N].人民日报，2015-10-15（7）.

　　[2]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M].南宁：广西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4-75.

　　[3]孙墨，周琳.论中国近代思想的文化自觉理路.理论探讨[J].2022（5）：102-107.

　　[4]2017年度文献研究个人课题成果集: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4-65.

　　[5]于春晖.从经济发展视角看文化建设[N].人民日报，2012-02-09（7）.

　　[6]赵剑英.“第二次结合”是有一次的思想解放[N].光明日报，2023-10-23（15）.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9.

　　[8]张春.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N].人民日报，2015-10-15（7）.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516.

　　[10]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N].人民日报，2016-10-13（24）.

　　[11]刘维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进力量[N].人民日报，2014-12-03（20）.

　　[12]郭海瑾.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政协报，2023-12-04（9）.

　　【作者：张志强，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原总编辑 基金项目：河南省“中原英才计划”——中原文化名家资金支持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