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自夏到北宋，河南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华文明的核心，拥有深厚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上孕育诞生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主体、主干、主轴、主流。在河南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众多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见证了河南作为中原文化发源地的重要地位。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来定位、发掘、研究、利用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下推进中原学建设。

　　一、什么是中原学

　　中原学实际上就是对中原历史文化、黄河文化的学问化、学术化、学科化、学派化表达。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然而，河南是文化资源大省却不是文化强省，关于中原历史文化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分散性的特点，缺乏研究主题、主线，缺乏对中原文化的学科化、系统化研究和梳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上升到中原学的高度，走学科化发展之路。不同于“特色学科”“骨干学科”的定位，中原学的定位是“一流学科”。

　　201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充足的文化条件”，明确提出要“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中原学由此萌发。从2013年开始酝酿，到2016年，中原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标志性成果即“大家小书系列丛书”之首部著作《中原学》出版。

　　（一）中原学的概念

　　顾名思义，中原学就是研究中原的学问。它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以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为使命，以中原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原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以继承和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指向，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以总结中原发展规律、引领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包括“中”、“原”（本原、起源）、“学”（学问、学术、学科、学派）三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原学是在中原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仅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研究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推动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解决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还要研究河南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梳理总结中原发展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与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互动，解决中原地区高质量发展和更加出彩的问题。中原学从“老家河南”出发，在“中原崛起”的起点上开启“出彩河南”的发展历程，努力实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在这个意义上，中原应该有学，中原必须有学，中原开始有学。

　　（二）中原学的学科定位

　　第一，对于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学应新时代而生，与新时代同步伐，站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对中原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致力于做新时代的真学问、大学问、暖学问，着力体现原创性、主体性和引领性，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其逻辑起点在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文化发展哲学的要求，在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

　　第二，对于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文科。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与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的产生、新国情的要求有关，其具有打破学科边界、实现多学科联合攻关，突出应用性、更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着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的新特点。近年来，中原学不断融入新文科建设，依托高校学科建设进程，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坚持跨界融合，与科技结合，与实践结合，注重技术化、跨学科性及应用性；以中原为学科标识，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推动中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原之学、中国之学、世界之学，在河南的“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第三，对于河南省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地方学是以特定的地域或范围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挖掘、整理、研究该地域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或非物质遗产，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的一门学问。河南作为全国人口大省，应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一般而言，地方学指的是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研究地方、地域的学问源远流长，以地名命名的学问，最早见于清末民初以地域划分的经学流派，如鲁学、齐学、晋学等，而中原学则是中原的地方学。中原学对于河南的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第四，对于学科群来说，中原学是五方之学。河南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东边，有河南大学的“黄河学”“新宋学”；西边，有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的“河洛学”；南边，有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北边，有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学”。另外，还有商丘师范学院的“殷商学”，南阳师范学院的“冯友兰新理学”。中原学就像一面旗帜插在高地上，把河南的学科群统领起来。所以说，中原学是五方之学。

　　（三）中原学的研究对象

　　中原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历史等多个领域，而从研究框架来看，重点是研究中原文化之源、之根、之脉，中原文化之形、之干、之体，中原文化之魂、之神、之彩。具体来说，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根性研究。就是要研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通过对中华根系的研究，研究“早期中国”，研究中华文明这棵大树是如何做到根深叶茂的，讲清楚“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的关系，讲清楚“鼎立中原”“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祖，研究羲皇、炎黄文化；二是根亲，研究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姓氏文化等；三是根系，研究地域文化，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第二，谱系研究。研究中原文化的文脉，特别是学脉。对中原文脉的总体概括，是既波澜壮阔、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生生不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河南有3000多年居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早期中国到王朝中国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一波三折体现在：首先，春秋战国时代，从礼乐文明到礼法文明的转折；其次，北宋之后，大宋南迁，中原文化发生“南转北移”，这是一个转移的过程；最后，近代以来，围绕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又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

　　学脉是文脉的灵魂。在中原文化所经历的既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把中原的学脉梳理清楚。从河图洛书到易经，到中原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冯友兰新理学，再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从中原到中国的完整中原学脉。

　　第三，基因研究。基因研究也叫价值研究。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共经历了7次思想重构，先是诸子百家，然后是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是宋明理学，再之后是冯友兰的新理学，然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向世界贡献了“易、道、仁、理、心”“诚、谦、中、生、和”十大哲学价值。这是中华民族最高的哲学智慧，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为世界贡献的中国价值。

　　中原学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精华讲清楚，探寻中国思想的价值。要通过研究中华民族“老祖先”和马克思“老祖宗”的关系，做到“四个讲清楚”：讲清楚中国式民主，讲清楚如何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清楚中国价值，讲清楚如何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第四，精神研究。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新时代，我们更加重视精神的力量。我们有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从中原历史文化、黄河文化中孕育出了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南水北调精神、二七精神、任长霞精神、新乡先进群体精神等绚烂的精神之花。中原学要对以八大精神为代表的新时代河南精神进行系统研究，聚焦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河南实践。

　　二、什么是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

　　“中国学”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概念。进入21世纪，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投入到中国问题研究中，以多种方式积极开拓中国学研究事业，形成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中国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追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讲清楚，阐明蕴藏在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背后的道理、哲理、学理。以研究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学术方向的新时代中国学与世界中国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中国，叫新时代中国学；面向世界，叫世界中国学。

　　（一）世界中国学的概念

　　对于“中国学”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存在多种提法和解读，如“国学”“汉学”“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等，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这里面重点要厘清两对概念。

　　1.国学与汉学

　　所谓国学，即国内学者对中国经史典籍之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国学泛指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学术研究，狭义上的国学则指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汉学是指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或者说，指的是海外偏重于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研究，着眼于观照“历史中国”。“汉学”与“国学”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研究主体不同，“国学”是国内学者做的研究，“汉学”是国外学者做的研究。

　　2.海外中国学与世界中国学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学”，又被称为“海外中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产生、建构的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哲学、经济等众多研究领域的统称，即国外中国研究。它着眼于观照“现实中国”，以区别于汉学所呈现的“历史中国”。世界中国学，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具有新时代新内涵的新概念。这个概念2004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正式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简而言之，是外国和我们自己对共同感兴趣但尚未有共识的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这是自我视角和他者视角相互交织、比较平衡的一种观念。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中国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中国学研究逐渐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为主，向以“历史中国”观照“现实中国”、以“传统中国”理解“现当代中国”转变，更加关注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世界中国学应运而生。世界中国学联通世界与中国，聚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但尚未形成共识的中国问题，体现了一种贯通的大历史视角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1.世界中国学是对新文科的探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新文科建设应运而生。新文科之“新”，既在于使命之新、责任之新，也在于认识之新、理念之新。新文科十分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这种交叉不仅包括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包括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实现了学术追求的“可爱”与“可信”的结合。世界中国学立足中国，融通中外，致力于突破“西方中心论”框架下的西方中国学话语体系，以本土学术研究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一方面回溯历史，探索导致中西文化和社会分流的历史演进脉络；另一方面聚焦当下，诠释西方概念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发展现象，期望在学理逻辑层面探索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世界中国学学科体系，回应了新文科超越西学、进行话语创新和重构的本质特点，以及打破学科藩篱、致力于学科交融的内在要求。

　　2.世界中国学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解读

　　2012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联合国等国内外公共场合多次深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在各国社会的文化交融、经济共荣、价值认同、社会形态趋同等层面，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理念开始在全球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世界中国学即从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启示、世界未来的社会形态合流、“一带一路”倡议为后发国家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等层面展开理论探索，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及实践的内在要求。

　　3.世界中国学是国际传播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核心问题，即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为何由西方世界掌握的问题。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权力的产物。他认为，权力能够支配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揭示出西方话语的局限与谬误，诸如结合各种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材料，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起始年代、摩尔根“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等的有力质疑等。世界中国学研究旨在改变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来对西方话语亦步亦趋的自身“失语”状态，逐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构建世界中国学研究体系，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文明的性格及其变迁，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也是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中国学术为世界学术作贡献的现实要求，是立足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大探索，体现出来的是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到“世界向我”的学术演进路径。

　　4.构建“世界中国学”的开创性意义

　　构建“世界中国学”，一方面有助于破除海外中国学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认知迷思，在学理上重构世界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为本土的中国研究提供更深广的“他者”视角，有助于提升“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层次和水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进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的学术、学理支撑。

　　三、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下定位中原学

　　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社会转型是同步的。在古今中西激荡之中，近代中国学者立足不同主张，开始了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两个结合”作为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和更加明确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就是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探索。那么，中原学与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如何对标对表？中原学离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还有多远？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下定位中原学，要求我们确立两个研究方向，回答好四个核心问题，用好三个方法。

　　（一）确立两个研究方向

　　两个研究方向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面向国内，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面向国际，要解决“挨骂”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新时代，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而紧迫，我们必须重视精神生活的富足、精神家园的丰饶、精神境界的高远问题。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从河图洛书到儒墨并举，到阳儒阴法，再到儒释道互补，到马魂中体西用，再到本来、外来、未来，中原文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流变过程。今天我们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原学必须确立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另一个表达，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基础，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哪儿？相对于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是“新”；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它是“新”；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它是“新”。与西方文明所走的“串联式”道路不同，我们走的是一条“并联式”道路；与西方文明的单一要素不同，我们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种“新”，集中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五个“中国特色”。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解决“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问题。“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问题，从表象来看，是“挨骂”问题，深层次上则是文明互鉴问题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问题。

　　“挨骂”问题，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硬实力与文化上的软实力并不同步。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囿于西方的思想原则、学术体系、概念和方法，造成了与中国的文明传统、现实处境和实践需要严重脱节。抗美援朝之后，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就是“挨饿”问题；今天，在“强起来”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别人的不理解、不认同、妖魔化，也就是“挨骂”问题。

　　“挨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国际上的“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近500年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九大学说：“地球是圆的”（日心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与巧实力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这九大学说中充斥着三个核心观点：“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式现代化的成功与扩张、中华文明的衰落与转型，背后都有这“三论”的支撑和影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的影响十分广泛，也是造成我们“挨骂”的一个关键理论。

　　解决“挨骂”问题，关键是建设两个话语权：一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二是国际话语权。在西方话语霸权面前，我们讲不好故事，是因为说不清故事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话语权的问题首先是话语内容问题。如果没有能够超越西方文明而逻辑自洽的思想与话语体系，话语权丧失便一直存在。

　　进入新时代以来，首先是文明对话理论，然后是文明交流互鉴理论，最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文明话语权的问题在悄然扩大和升腾。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重视黄河文明话语体系建设。在黄河文明基础上生成的中华文明，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彰显出强烈的中国气派。这种中国气派于“内”，表现为坚定的文化自信，表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于“外”，表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秉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积极倡导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充分汲取、转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的产物。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推动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要特别重视复兴话语体系、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携手世界各国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坚定前行。

　　（二）回答好四个核心问题

　　第一，要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文化底蕴，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弘扬光大。这一思想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推动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新貌、焕发青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也是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关键是要正确看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关系，与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河南实践的关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第二，要深刻阐释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讲清楚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道路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背后，是中华文明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正是中华文明道路，决定了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阐明中国道路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本质上就是要讲清楚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道路的关系。从羲皇到炎黄到华夏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我们一路走来，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道路，如“共同体”“多元一体”和“大一统”理念，道统、治统和学统，合族机制、损益机制和一统机制，对中国道路的支撑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深化中原学研究。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正确处理文明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看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仅是国情使然，也是文化基调；从“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可以看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千百年来的治世良言；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以看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当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且也是传承千年的淳朴愿景；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可以看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道法自然的人文情怀；从“协和万邦”，可以看懂“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民族禀性的文以载道。然而，中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大河文明和礼乐文明、礼法文明，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要求中原学研究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聚焦“新现代性”研究。另外，我们还要研究现代化中的诗和远方，研究现代化中的新诗意、新诗性。就是说，要把所有研究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上。

　　第四，要坚持胸怀天下，推动中原学的国际化表达。如何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中，把中原学的影响放大，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围绕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来定位中国之中原、亚洲之中原、世界之中原。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动中研究三大话语，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让中原学成为中国之学、世界之学。

　　（三）用好三个方法

　　第一，运用好“两个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出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开了无限创新空间。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激活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价值、基因，具有无限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空间。

　　第二，运用好“两创”的方法。对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一方面要重视科学与技术的赋能。要努力实现颠覆式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

　　第三，运用好“两通”的方法。“两通”，一是“融通”，二是“贯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融通起来。在确立价值观自信的基础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确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文化、文明的最高结晶是知识体系的结晶。冯友兰的新理学（“冯学”）完成了“以西释中”的任务，但他没有完成“以马释中”的使命，没有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原学在“冯学”的基础上既“照着讲”，又“接着讲”，正在走出守正创新的路子，这体现的正是“为往圣继绝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下，在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的视野下，中原学一定能够实现对历史的最好继承，对人类文明的最大礼敬，成为中国之学、世界之学。

　　（作者：李庚香 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