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一些深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的明遗民，坚守民族气节，以绍往开来为己任，传道授徒，著书立说，成为传经守道之儒。河南孙奇逢与四川费密，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孙奇逢年高德劭、学养深厚，倡扬躬行实践、经世致用，折中孔子之道，会通程朱陆王，深造自得，开创夏峰学派，为清朝理学之大宗。费密少承家学，笃守古经，学问渊博；中年奉父遗命师事孙奇逢，得其悉心指授；晚年潜心著述，光大师说，重建道统论，创立道脉论，主张以“中实之道”明道行道，反对空谈性命，注重实学力行，开清代汉学风气之先，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清初著名思想家，孙奇逢与费密性格相同、品格相通、阅历相似、学问相近，师生相长，相得益彰，对促进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清初南北方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由豪杰而圣贤”：孙奇逢与费密的人生经历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岁寒老人，河北容城人。明清两朝征聘13次，坚辞不赴，人称孙征君。晚年移居河南辉县夏峰，著书授徒，世称夏峰先生。与浙江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而“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夏峰学案》）。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门人私谥中文先生。清初组织武装保卫家园，后知事不可为，随父费经虞流寓江淮，时人谓其有经邦济世之才。与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诗词雄西南，称‘三子’”（费密《燕峰诗钞》卷4《费中文先生家传》）。作为身处乱世而笃志于传经守道的明遗民，孙奇逢与费密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

　　事亲至孝。孙奇逢连居父母丧，一准古礼，偕兄弟庐墓六年，广为世人赞誉。晚年多病，遇两亲忌日，犹令子孙搀扶至祠祭拜。费密14岁时，其父病重，有医者称尝粪甘苦可决生死。他遂亲尝父粪，味苦，后父病果得痊愈。顺治三年（1646），其父任云南府同知，屡欲辞官而不获准。费密不避战乱，只身入滇省亲，人称孝子。康熙十年（1671），其父去世，费密居丧悉遵古礼，时人赞为秉礼君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费密得知清廷修明史，欲采辑明臣遗佚，认为其父“位虽卑，然经术著于锦江，惠政播于滇海。晚年弃官入道，高谢郑之节。虽无意于名，此为子之分也”（费天修《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遂不避北方大水，历尽艰难入都，将其父行状递交史馆，言辞恳切，涕泣沾襟，使在馆诸人皆为感动。后其父得入《明史列传》，名垂史册。

　　早取科第而长淡功名。孙奇逢17岁中举，后因父母相继去世，“形枯而神伤。自觉生气绝，耻事名利场”（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自崇祯初年起，朝廷多次征聘，孙奇逢皆以“国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应须甲第”（《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为辞。明清鼎革后，孙奇逢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折节丧志谋取富贵，屡辞清廷征召，自称“麋鹿之性，素不喜做官。人之所乐，己不胜其苦”（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6《与陈元礼》），一生未仕，终老山林。费密15岁举乡试，22岁入滇时，途经遵义府，居山中无壁竹房，大雪盈尺，夜起见群山如玉、月光如洗，清冷彻骨，“方就寝，忽闻鸡唱，胸中一空，如冰解冻释”（《费燕峰先生年谱》卷1），从此有悟道之志而淡功名之念，高隐于世。

　　文事能兼武备。孙奇逢颇有军事才干和组织才能。天启二年（1622），赴督师孙承宗军中，考察山海关形胜。崇祯二年（1629）、九年（1636），受容城知县相邀，帮助协守容城，谋划方略，抵御清兵。崇祯十一年（1638），率亲友数百家至易州五峰山结寨自保，制定《山居约》《严樵牧约》，修武备，兴文教，使烽火燕赵之地，能于“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诵之风”。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赞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备”（《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史称费密亦有经世之才。顺治元年（1644），他上书巡按御史刘之勃，建议练兵、守险、蜀王出军饷、停征钱粮。顺治三年（1646）正月，至什邡高定关八角庙，团聚豪杰，结寨拒守。五月，在茂州团练设伏退敌，“于是一方赖以安”（《费燕峰先生年谱》卷1）。顺治五年（1648），受明将杨展所聘至嘉定，献策屯田，救民练兵。次年七月，杨展为降将所害，费密发誓为其复仇，亲自披甲操矛，在战斗中左手被敌砍伤。时总兵杨璟新受禆将蒙蔽，欲檄讨花溪居民，经费密力争乃止，数百家乡民得以免遭屠戮。

　　广收门徒。孙奇逢早年庐墓之时，即有张果中从庐问业，后寓京师，受学者日众。自倡道苏门百泉，“德益劭而学益邃”，“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隐士”，下至“田氓野老”，皆来执礼问学。孙奇逢一律平等相待，“与臣言忠，与子言孝，鲑菜苦茗，常至更阑灯灺，犹娓娓弗倦。或千里书札问难，为之条分缕析，无不人人各得其所求”（汤斌《汤子遗书》卷3《征君孙先生九十寿序》）。孙奇逢一生桃李满天下，仅列名年谱者就有近200人。时人称，“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清儒学案》卷1《夏峰学案》）。费密31岁始在沔县授徒，人重其品，官员、士人多遣子执贽受业。康熙十二年（1673），费密从学孙奇逢，德业日进。“自是学者多请居讲下，称先生燕峰夫子”（《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时从游者约有200余人。

　　二、“问道入中原”：费密从学夏峰

　　早在顺治九年（1652）避乱崇庆州时，费密已有访道问学之意。其《过成都草堂寺》云：“西川文献久仳离”“我访遗文更向谁？”（《燕峰诗钞》卷1）费密在颠沛流离之际，尝试以自身体验摸索为学之道。顺治十三年（1656），因闻二程有叹人静坐善学之语，遂入静明寺静坐百日，入定后“所历之境甚多”，方悟“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费燕峰先生年谱》卷1）。自此有志古学，肆力读书，专意经史。康熙三年（1664），费密作诗感怀，自称“四十始传经”（《燕峰诗钞》卷2《四十感怀》）。

　　康熙九年（1670），费密游学京师，得孙奇逢《岁寒集》，遂携归。其父费经虞阅后，心颇有合，叹服孙奇逢学术纯正，便嘱咐费密，此为“圣门之道。汝虽徒步，必往事之”（《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后费密因父丧家居，遂精研周礼、易卦，定诸儒传道世系，作《中传论》。

　　康熙十二年（1673）正月，费密决定奉父遗命，前往夏峰兼山堂拜谒孙奇逢。好友于王栋赋诗壮行：“千里忽命驾，独为河北行。要存吾道在，不敢惮长征。学易成三绝，遗贤备五更。归来尊酒罢，细问鲁诸生。”（《燕峰诗钞》卷4《送燕峰先生往苏门山谒孙征君》）二月初一日，费密经过数千里跋涉，到达夏峰。他请孙奇逢门人魏一鳌、郭迓熙为介绍，执弟子礼于孙奇逢，复与孙奇逢之子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韵雅、尚雅等同拜相识。孙奇逢命诸人打扫兼山堂东侧“雪亭”，作为费密居停之所。

　　因孙奇逢年高耳背，费密就以手代口，以书面形式向孙奇逢求教，孙奇逢也常以手书答之。费密论朱陆异同，称“汉儒有功于圣人，且有功于宋人”，“汉唐诸儒，有功后世，不可泯灭”。孙奇逢“阅其著书，闻其持论”，特别是“阳明之效诤论于紫阳”之语，“大以为然”，认为费密的学术主张“确有所见，不随人口吻”，“然此皆往事，犹有人论说”。令孙奇逢更感惊异的是，费密“论目前人，谓其非谏官，持论亦不必太激；某某当国，而令小人溃决至此，亦未免不学无术”，而这些正是40年前他与好友鹿善继所谈论的看法，费密竟然“若习闻之”（《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两人又考论历代礼制之变，多有相合之处。

　　孙奇逢手书授道渊源以示费密，称王阳明之学，邹守益得之，传子邹美。其祖孙臣与邹美为同年，得闻邹守益著述学问，平生口无伪言，身无妄动，以躬行教子孙，传其叔孙丕基。其奉父命从学。良友鹿善继深得阳明之学，多有夹助之力、切磋之益。他告诫费密：“学问一事，原不在寻行数墨、校量字句之间。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虽不尽同，俱非立异。我辈只要眼阔心虚，实求自信，不必拾人颊吻，随人转移尔。”（《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

　　孙奇逢为费密《中传论》作序，称费密取子贡“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而兼取诸儒之说为辅，反复辨析，丰富详实。“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为喻，尤令人心折，可谓汉唐诸儒知己。”（《夏峰先生集》卷5《题费密〈中传论〉》）费密为孙奇逢介绍了父亲费经虞的一生忠孝之行，孙奇逢作《费孝贞先生实录》一则，将其编入《取节录续集》孝子一门。费密向孙奇逢请教除服之礼，孙奇逢称，“凡除服不得在家者，即于所次设位除服，俟到家再奠告”（《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费密曾连日语及茅元仪之诗与文，孙奇逢称此故友不独以诗文见长，且颇具远见卓识。一是每有先见。甲申之变前20年，茅元仪已预知天下所属，且言之凿凿。值李自成初起，即作《黄巢考》，所谓“非考黄巢也，考李自成也”。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二是素有大志。曾称“刘玄德卧陈元龙于百尺楼上。我亦有百尺楼，上当卧范少伯、张子房、李邺侯耳”（《日谱》卷33）。

　　费密在夏峰问学期间，读孙奇逢《取节录》，画阳明世系，录《北学编》姓名，阅冯从吾《关学编》，为郭迓熙跋罗洪先手迹，结识郝毓奇、李异干、耿介、刘源洁、许士标等人，与孙奇逢诸子切磋学术，结下深厚友谊，有诗云，“兼得从诸季，深观道大风”（《燕峰诗钞》卷3《苏门山别孙博雅兄弟》），并同魏一鳌、郭迓熙、孙立雅等人为白沟处士张果中立碑，赋诗相吊，“冷烟不尽往年悲，杨左诸公绝命时。三尺丰碑荒草陌，我来亦得吊要离”（《燕峰诗钞》卷2《同魏（一）鳌孙博雅诸君为张果中立碑辉县》）。

　　二月下旬，平乡令赵弼遣人持书来迎，费密遂以诗向孙奇逢辞行，“千里长征谒闭关，荒台旧迹古村间。远从夫子期闻道，老作征君不愧山。隐几自忘蕉叶梦，开门时见鹿群斑。巴人久失文翁化，却喜田何受易还”，表达了对恩师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孙奇逢答诗作别，“若翁遗命令从游，地北天南喜应求。闻所闻兮见所见，携将何物慰冥幽”，手书“从来聚首之难，然同此覆载照临，犹比屋而居也”相勉，并借孔子所赞言偃之语，书赠“吾道其南”（《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四字，对费密南还传道、光大师说寄予厚望。

　　三、“青出于蓝”：费密对夏峰北学的传承

　　陆御《燕峰先生谒容城孙征君受易还》诗云：“成都费夫子，问道入中原。秋水黄河注，寒沙白日昏。深心存礼乐，古学见渊源。自拜征君后，归来久闭门。”（《燕峰诗钞》卷4）南还后20余年间，费密潜心学术，勤于撰述，考诸儒传系，定《中传正纪》，尊儒学旧章，著《弘道书》等，取得一系列学术成就。

　　明清鼎革后，道统成为明遗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孙奇逢认为：“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国之统有正有闰，而学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孙奇逢《理学宗传·序》）他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为理学正宗，构建起合同朱陆的儒学道统。费密对孙奇逢道统论加以改造，尊汉唐诸儒之功，而斥宋儒“私立道统”之非，认为南宋以前尚无道统接传之说，朱熹为与陆九渊争胜门户，乃昌立道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统者，五六百年矣”。他指出，“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为治，其统则朝廷历代帝王因之，公卿将相辅焉；下之道在圣门，相授受而为脉，其传则胶序后世师儒弟子守之”，“王天下者之于道，本也；公卿行焉，师儒言焉，支也”（费密：《弘道书》卷上《统典论》），将王道传承视为道统、师儒授受作为道脉，建构起历代帝王道统谱系和传经之儒道脉谱系，批判和超越了程朱理学道统观。

　　晚明儒学经道分途，清初诸儒倡导经道合一。孙奇逢认为，道借经传，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若会得源头时，经书中任从何句下手，无不可理会全体，夫子所谓一贯也”。时人称其“《读易大旨》成而羲、文、周、孔之道传，《尚书近指》成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四书近指》成而孔孟之道传，《理学宗传》成而后世诸儒之道亦无不传”（《日谱》卷36）。费密亦高度重视经书的传道作用，认为“古经者，道之定，治所取，教所本也”（《弘道书》卷中《吾道述》），六经乃“先王以格上下，通神明，肃典章，施教育，和风俗而安民生之宝训”（《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欲闻圣人之道，必以经文为准”，“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凿空支蔓，儒无是也”（《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他揭露宋儒援佛入儒、贬抑汉唐诸儒、改经更注之害，主张从古经旧注中探寻“圣人之道”，发明儒学宗旨，以知道之源，以见道之实，称“古经之旨，皆教实以致用”，“而其传，亦皆学实以致用”（《弘道书》卷上《圣人取人定法论》），从而促进了考经证史、由虚向实学风的形成。

　　明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在主张“实学”“实用”“实行”的清初诸大儒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孙奇逢倡扬主敬躬行、经世致用，称“以经术经世务，正有用实学也”（《日谱》卷25），认为日用饮食之间可以证圣，所谓“道在日用饮食，谓日用饮食之合乎天则者是道，非日用饮食即道也”（《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要从具体生活实践中体验学问道理，做到知行并进。孙奇逢论中庸有言，“中元虚茫无把捉，庸庸平常确有持……庸莫庸于子臣弟友而尽分难，庸莫庸于喜怒哀乐而中节难，识庸则识中矣”，“行庸德，谨庸言，不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圣人之能事毕矣”（《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并经常以此劝诫子弟门人。费密秉承师说，认为“圣人之道”即“中实之道”，称“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别于诸子百家偏私一隅，而自以为道，不中不实也。中而不实，则掠虚足以害事；实而不中，过当亦可伤才。圣人慎言谨行，终身于恕，事不行怪，言不过高，既中且实，吾道事矣”，指出“三纲五常，饮食衣服，宫室器用，吉凶仪物，殊途同归。诗书礼乐所载，士农工贾遵守，此为吾道实事中庸”（《弘道书》卷下《王道久而渐变遂分表》），此道非“深而易惑”，“高而难行”，“求之身、求之家而已足，乃天下万世准绳也”（《弘道书》卷中《吾道述》）。费密与门人“论经术及古文诗辞，言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燕峰诗钞》卷4）。其“中实之道”，注重伦常日用，务求力行实践，正是“通人事以致用”（《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的经世之学。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孙奇逢与费密乱世流离，历尽艰难困苦，终成一代名儒。孙奇逢答友称，“日在患难中磨炼者，此是学问实际处”（《日谱》卷27）。费密教子弟云，“我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燕峰诗钞》卷4）。惟其有此阅历，是以有此学问。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二十九日，孙奇逢有诗怀生平良友、门人提携相助之益，于费密赞赏有加，称“此度博综备”（《日谱》卷33）。费密对孙奇逢也极为尊重，时常寄书闻问。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费密在泰州得知孙奇逢去世，“为之涕泣。设主圆通庵，受客吊。冠细麻，加粗麻一道横于上，衣用白布。二十一日，始焚所设主出庵，心丧未去怀也”（《费燕峰先生年谱》卷2）。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费密又拜送奠仪，遣人至容城祭奠孙奇逢，极尽弟子尊师之礼。

　　（作者：张佐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