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亲仁善邻”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和平相处的文化传统，它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既有性质差异性又高度契合，两者在当代中国相互结合、彼此成就，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地形成了“三大全球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亲仁善邻”最早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为与仁者亲近，与邻邦友好、包容和谐相处，是协调内外、安邦定国的宝贵举措。其中，“亲仁”是“善邻”的伦理基础，“善邻”是“亲仁”的交往方式。这一思想在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主张坚守“和而不同”的交往准则、秉持“守望相助”的交往之道、追求“协和万邦”的交往目标。其一，“亲仁善邻”要求坚守“和而不同”的交往准则。“和而不同”最早出自《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从伦理维度明确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交往之道（《论语·子路》）。这一思想在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和为贵”的尚和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其二，“亲仁善邻”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交往过程中要“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它要求帮扶弱者、患难相恤，通过“置而不较”而达到乡邻和睦。这一精神在对外邦交中，就是要救助贫弱、与邻为善。其三，“协和万邦”是“亲仁善邻”思想在邦交目标上的重要体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在尧舜时期，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从宗族和谐到社会和谐再到邦族和谐的理念，主张先使族人团结起来，然后明察有德行的官员治理社会，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进而达到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

　　“亲仁善邻”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性质相异”却“内容相通”，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一是同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交互交往理论具有契合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交往形成了人类积累、传递、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机制，从而使生产力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交往的不断扩大，实现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传递。这一思想与“守望相助”的交往之道相契合，起到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作用。二是同马克思主义文明交流互鉴理论具有契合性。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交融，推动文化的交流传播和融合互鉴。文化交往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能动地交换实践创造的精神财富，其本质是共享人类实践活动的精神成果。不同民族在生产交往的过程中进行文化的交换、利用和融合，吸收不同文明的优点，进而可以超越自身文化局限性。交往推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形成。这与“和而不同”交往准则具有契合性，“和而不同”内蕴着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智慧贡献。三是同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交往普遍化程度的提高，各个国家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从原来相互孤立的状态走向了统一，形成了彼此联系的世界性关系，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世界历史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普遍交往的形式而结成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而形成世界整体化的历史。“协和万邦”思想倡导通过邻邦间友好交往，打破邦国之间的封闭状态，使得各民族之间依赖性加强，构建“天下一家”的世界，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

　　“亲仁善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指导下，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三大全球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是创造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守望相助”是一种救助贫弱、与邻为善的交往之道，是邻邦之间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这一思想与物质生产交互交往理论具有相通的逻辑，两者在结合过程中形成了“全球发展倡议”这一中国智慧。全球发展倡议是对“救助贫弱”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倡议在面临世界经济发展低迷现象的背景下提出，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创造性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和而不同”的交往准则倡导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和谐，这一思想与精神文化交流交融理论相契合，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在二者结合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而不同”思想强调尊重事物差异性，认为多样性是文明的基本特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源泉，呼吁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实现良性互动。因此，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三是创造性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协和万邦”表明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和天下一家的愿景和强烈期盼，成为贯穿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宝贵财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全球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全球安全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展和平对话和平等协商，展现了中国维护全球安全，主动化解争端的大国担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仁善邻”思想，是在中国传统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有其一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所蕴含的大国邦交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亲仁善邻”思想的传承发展，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传统国际理论主要有多级结构论、两级稳定论和单级结构论等。多伊奇和辛格等提倡多极结构论，认为多极的不确定性为各国提供了更多的互动机会，更有利于维持权力结构的平衡；以华尔兹为代表的两极稳定论认为两极结构的确定性使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单极结构的倡导者认为在单极霸权主义的影响下，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大，世界越稳定。“亲仁善邻”思想强调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守望相助，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稳定理论。中国主张的世界多极化既不是两极制约，也不完全等同于多极稳定者主张的小国联合起来对抗大国，而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相互尊重，致力于践行多边主义。传承发展“亲仁善邻”思想，能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形成提供文化滋养。“守望相助”思想为“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文化基底，“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一表达生动体现了中国对与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期待和重视，体现了“守望相助”这一文化基底。“和而不同”处世态度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理念提供了文化基因，我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维护者和发展者，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现了中国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科学认识，蕴含着“以和为贵”的内在基因，是对传统“和”文化的延续和弘扬。“协和万邦”强调协同合作，蕴含着“协以成事”思想，为构建“一带一路”的外交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深化与沿途各国的合作，协调中国同沿途国家交往关系，促进各国之间的协调联动，携手应对风险挑战，谋求自身发展最大化的同时惠及其他国家，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作者：王新刚，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常洁，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培育正确党史观研究”（22FKSB03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