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根祖文化由来已久。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拜轩辕”的说法和习俗。传说“龙抬头”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因为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拜轩辕”则缘于农历三月初三，是轩辕黄帝诞辰的传说。这些说法和习俗所折射的是根祖文化。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寻中华民族之根，羲皇、炎黄是绕不开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说一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离不开盘古、有巢氏、燧人氏,那么一万年文化史的书写，就离不开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五千年文明史的书写，就离不开以黄帝为首的五帝。黄帝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它是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都是在黄帝文化的基础上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黄帝文化，核心人物是黄帝。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和传说考证，黄帝是少典部族之子。因少典部族以熊为图腾崇拜，又称有熊氏。黄帝以土德称王，土色为黄，故称作黄帝。我们对黄帝一般有两个印象：一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黄河流域，形成了当时最大的部落联盟，成为华夏民族的共主。二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蕴含丰富的治国方面的内容，黄帝通过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阐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道理，是古代“上医医国”观念的来源。

　　中国人常以“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称。闻一多先生在其所著的《龙凤考》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图腾和传说。相传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前，以熊为图腾。打败蚩尤，统一中原后，为了使各民族和部落能紧密团结，图腾兼取并融合其他民族的图腾合并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形象——龙。

　　黄帝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姓氏现在往往被连在一起用，但姓氏最早是分开的。姓产生于前，氏出现在后。据考证，在伏羲以前，人类是没有姓氏的，也没有婚嫁制度，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氏“定姓氏，制嫁娶”。同一个氏族的男女不能结婚，“姓”因而也起到了“别婚姻”的作用。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这即是《通志·氏族略》所云：“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在考古学上，仰韶文化时期是氏族社会变革，并逐步趋向稳定的阶段。黄帝文化是考古文化学上确定的仰韶文化的代表。关于黄帝的传说，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如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一个经过变革的氏族社会，这与黄帝时期，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社会出现了分工，且人们划分出了等级这一事实相印证。

　　“修德振兵”。修德为修养德行，振兵为整顿武力。这也是文武兼备，后世所谓文武之道的初萌。上古氏族之间有和平共处，同时也会有冲突和战争。《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黄帝“乃修德振兵”，即一方面修治德政，顺应四时五方的自然环境，种植五谷，抚慰千万民众，丈量四方土地使民众安居；另一方面，积极练兵备战，“习用干戈”对“侵凌诸侯”的炎帝，“三战，然后得其志”；对蚩尤则是“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但是，黄帝对炎帝族和蚩尤族的族民，不是赶尽杀绝，而是给予安抚，与他们联合，建立起华夏部落联盟。

　　昭示出中华文明

　　道路演进的三大机制

　　合族机制。从五帝到三代，不同族群经过合族，保持了连续性。五帝是族群建构；三代，是王国建构。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这是一个由多而一的过程，由分而合的过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演进路径，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分散着若干部落联盟。如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集团，长江流域的三苗集团，淮河流域的少昊、蚩尤集团。经过阪泉、涿鹿之战，促使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最终黄帝与各部落“釜山合符”，开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先河。从黄帝与炎帝、蚩尤三大族群的“合族”，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滚雪球式”的发展历程。从羲皇到炎黄，到华夏，到汉族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因为“共同体”和“大一统”而走向伟大。

　　损益机制。黄帝被认为是我国上古多数重要制度、器物与艺术行为的主要发明、创造者。尧舜禹时期施行“禅让制”，禹的儿子夏启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袭制。《论语·为政第二》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核心意思是说，天道礼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通，但其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那个朝代当政，规律都是一样。即便是百代以后的事情，我们照样可以看得清楚。这便是损益机制。比如，汉承秦制，只是把秦朝严刑苛法和使民无度，改变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而已。这样的扬弃，有变有不变，也就是有所“损益”，保留核心的、合理的制度，改革弊政，创造了西汉盛世。这就为中国制度奠立了价值根基和根本定向，是中华文明既久且大的内在原理。

　　一统机制。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中国上古“大一统”观念的萌芽自黄帝就已经被发明创造出来了。据《管子·地数》记载：“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其中，“陶天下为一家”正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观念形成的先声。黄帝又是中华“大一统”之最早实践者。古籍尤其《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败炎帝、诛蚩尤，“万战万胜”的过程，和设官、推历、治民等经世的努力与成就，无非是其“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的实践。

　　构建炎黄学

　　传承弘扬根祖文化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共祖，黄帝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凝聚作用。全球华人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文化基因溯源便可上溯于伏羲、黄帝。

　　中原学是研究中原的学问。在研究对象上，中原学就是研究中原历史文化之根、之脉、之魂、之神。其中，根性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祖，即羲皇、炎黄。二是根亲，即河洛文化、姓氏文化、客家文化。三是根系，即地域文化。围绕一万年文化史构筑伏羲学，围绕五千年文明史打造炎黄学，传承弘扬根祖文化，是中原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构筑伏羲学，特别是炎黄学，这既需要我们突出黄帝文化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需要彰显黄帝文化所蕴含的可供世界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独特价值，更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化的视野，在世界中国学的视野下，在中原学学科框架内，从学理的层面对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新时代，我们要推动黄帝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原大地书写黄帝文化新诗篇，书写从黄帝出发的“中华民族复兴曲”。

　　（作者系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