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中原学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转发推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新形势和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动向、新问题，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魂脉”，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有力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科界和广大社科工作者的重大政治任务。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从“真情实意”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到“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中国学”到“世界中国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在河南建设中原学的指导思想。借此机会，我想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全球视野与地方实践”，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关系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体现出全面建构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破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远见卓识。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命题，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文化主体性和自主知识体系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动力源泉和价值根基，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为赓续历史文脉，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载体，必将极大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与之伴随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遭遇了急转直下的惨痛经历，从而造成了文化主体性的丧失。面对“西学东渐”的背景，中国历史上“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凸显了出来。经历了“内圣外王”“公理战胜强权”“问题与主义”等争论，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从“超越”到“回归”的复杂历程。“超越”，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的学习和追赶上，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我们进行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的学习。从“以俄为师”到“赶英超美”，为了实现“超越”，我们不停地在追赶。如今，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追赶与超越的过程中，一步步实现了对文化主体性的“回归”。

　　文化主体性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依据，是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觉性、主动性，是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实现思想和文化的主动、文化意义上的自信自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离不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要坚持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二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叙述、全球视野：新时代中国学与世界中国学

　　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们首先是“做自己”，然后是“在一起”，最后是“做最好的自己”。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国家视野、全球眼光。

　　回望中国历史，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有“俯视”和“仰视”两种视角。自秦汉以降，特别是唐宋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一度领先世界，“天朝大国，四方来朝”既映射出历代王朝居高临下的心态，也流露出封建帝王“中国中心论”的自满自大；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逐渐崛起并对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力量对比之悬殊，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幻梦。这个时期的观世界也由“俯视”变为“仰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找回了失去的尊严，拥有了更加理性客观看待世界的视角，那就是“平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平视世界”短短四个字，彰显出今日中国的从容与自信。从“仰视”到“平视”，这是一个渐进和突变并存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面向世界，就要建构世界中国学；面向中国，就是要建构新时代中国学。

　　世界中国学是外国和我们自己对共同感兴趣但仍未有共识的中国问题的交互研究。世界中国学把中国问题置入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格局变化进程中加以考察，意义重大。世界中国学要求我们既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也要破除“中国中心论”的线性思维，注重“他者”的视角，并通过“交互主体性”，提升“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新时代中国学则主要研究新时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如何深化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学必须聚焦的重大时代课题。

　　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实践：地方学与中原学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和微观层面之分，正如中华文化与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实践，具体表现为地方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

　　地方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学科。在我国，研究地方、地域的学问源远流长。最早见于清末民初以地域划分的经学流派，如鲁学、齐学、晋学等。目前，国内以地方命名的学问大致有三种形态：

　　一是由于特定的发现而形成的专门学问，以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州学等为代表。敦煌学主要研究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书以及敦煌壁画，吐鲁番学主要是对出自西部中古寺院遗址与墓葬中的文书、墓砖墓志等进行研究，徽学以徽州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看出，这种形态的专门学问都以特定历史时段特定历史遗存或典籍为研究对象。

　　二是以洛学、关学、闽学等为代表的思想学派的哲学文化研究。洛学是以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阳学人所形成的儒家理学学派，关学则是由关中张载创立的，闽学是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学人所形成的儒家理学学派。这些学派主要侧重以思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研究。

　　三是以北京学、上海学、内蒙古学、浙学（良渚文明、浙东学派）、桂学等为代表的区域城市学研究。这类研究重点是为区域当代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与有效的对策思路。比如，北京学强调“融会北京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探讨”。

　　这里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各种地方学虽然萌芽出现的有早有晚，但学术体系大都形成于北宋之后。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实践，对于河南来说，就是要建设中原学，并实现与全国各地方学的同潮共涌与良性互动。中原学与以洛学、闽学等为代表的思想学派的哲学文化研究和以北京学为代表的区域城市学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是这两类地方学的结合，兼具这两类地方学研究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直以来，学界有“1000年文化看北京，3000年文化看西安，5000年文化看河南”的说法。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发展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0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作过精辟的概括：“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文化是河南的优势，也是河南的责任。我们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责任重大也责无旁贷。司马光说过，“学为化源”。张之洞说：“世运之晦明，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常说“逐鹿中原”“鼎立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但我们却说不清楚背后的道理、学理，特别是哲理。对于中原历史文化研究，我们有庞大的专家学者群，但是我们没有把中原历史文化研究上升到学术、学问、学科、学派的高度来进行。我们的研究缺乏体系化，缺乏主题主线，缺乏主体脉络，我们的研究是碎片化的、分散性的，缺乏对其深层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研究。然而，问题在于，中原应该有学，中原也必须有学的呼声十分强烈。

　　大家知道，我到河南省社科联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搞了一个学科，叫中原学。2023年初，我们在大河网发了一篇《中原学诞生记》的文章。这篇文章刊发之后，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纷纷予以全文转载。中原学的定义，就是文化发展哲学。我研究中原学的念头起始于2011年3月7日。当时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对河南文化建设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充足的文化条件”，并明确提出要“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当时，我担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物、文学、文艺、文化、文明工作，我就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个重点号。后来到2016年，我正式提出了中原学这个概念。中原学，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

　　有人说，既然是研究河南历史文化，或者说以研究河南历史文化为主题，那可以叫河南学，也可以叫中州学，为什么要选择“中原学”这么一个富有弹性的研究概念呢？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原有小中原的概念，也有大中原的概念，还有特指河南的中原概念。中州学、河南学，都是行政地理概念。但中原学，不仅是一个地理、地域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文明概念，是一个政府概念，是文化中原、政治中原。而且元代之前，虽然有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说法，但没有行政地理意义上的“河南”概念，只有“中州”“中原”的指称。它既是道，又是术；既是地域文化、流域文化，又是国家文化、民族文化；既是源，又是流；既是凝聚，又是辐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璀璨夺目、独一无二的中原历史文化来作为中原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原学突出的是新时代的时空方位。中原学既以中原历史文化为主，同时又兼顾当代河南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它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中原学术。在上述意义上，一言以蔽之，中原学就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实践或河南实践。

　　在学科定位上，中原学是对中原历史文化的学科化、学术化、学问化、学派化表达。具体有四个定位：第一，对于社科界来说，中原学是新时代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二，对于高校来说，中原学是新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第三，对于河南来说，中原学是地方学。第四，对于学科群来说，中原学是河南的五方之学。什么是五方之学呢？因为中原这个“中”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面旗帜插在高地上。目前，东边，有河南大学的“黄河学”“新宋学”；西边，有洛阳师范学院的“河洛学”；南边，有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南阳师范学院的“冯学”；北边，有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学”；中间是中原学，中原学就是要把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旗帜插在高地上，统领和辐射各方面的研究力量。

　　在研究对象上，中原学主要研究中原历史文化之根、之脉、之魂、之神，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根性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祖，即羲皇、炎黄。二是根亲，即河洛文化、姓氏文化、客家文化。三是根系，即地域文化，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第二，谱系研究。既要把中原文化的体系梳理清楚，又要把文脉，特别是学脉梳理清楚。对于文脉，我们总的概括是：波澜壮阔、一脉相承，一波三折、生生不息。一脉相承，很好理解。比如，“诚、谦、中、生、和”这些概念就一以贯之。那一波三折如何理解呢？在春秋战国时代，从礼乐文明到礼法文明，这是一个转折的过程。北宋之后，宋室南迁，中原文化发生南转北移，这是一个转移的过程。近代之后，围绕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又展开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在中原文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进程中，关键是要梳理清楚中原的学脉。学脉是文脉的灵魂。我们说从河图洛书（三皇五帝时代的总概括，讲的是宇宙观，即时间体系和空间体系）到《易经》（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讲的是宇宙观，即天人关系），从中原子学（轴心时代，人类对未来问题有了贡献）、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冯友兰新理学，再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八次思想重构也构成了中原深厚的学脉。

　　第三，基因研究，或叫价值研究。“根”和“魂”的“魂”，就是价值和精神研究。我们认为，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它的魂、它的价值观。中华民族向世界贡献了五个最重要的理念或者说最高智慧——“易、道、仁、理、心”，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最高的哲学智慧，是我们中国的价值观，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更是中华民族给世界贡献的最大的中国价值。

　　第四，精神研究。新时代与其他时代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特别重视制度和精神。我们现在有中国精神，有中华民族精神，有时代精神，有伟大建党精神，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从中原历史文化中产生的愚公移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南水北调精神、二七精神、任长霞精神、新乡先进群体精神等八朵绚烂的精神之花，是中原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当前，我们要重点研究愚公移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

　　在我们看来，各种地方学包括中原学，都应该放在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的视野下来定位、来研究。因为地方学、地域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化中国学研究。同时，如何实现地方学之间的沟通对话与良性互动，也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一步步讲清楚何以河南、何以中原、何以中部、何以黄河、何以华夏、何以中国、何以中华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相互交集的重大问题。

　　四、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与发展：中原学与中原学学科群

　　从2007年《中原文化精神》出版到2011年酝酿中原学，从2016年《中原学》小册子正式面世，到2023年《中原学概论》出版，经过“十年磨一剑”，经历“十年铸一学”，我们粗略勾勒出了中原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如今，中原学建设与发展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被列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要方向。河南兴文化工程专项研究第一批300个项目，就有10个与中原学相关的项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再出发”。2024年，《中原学通论》编撰工作正式启动。我们还将成立中原学研究会，筹办《中原学研究》内刊。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会议是一次初心的回望，也是一次砥砺前行的再出发。

　　中原学所观照的对象，涵盖了中原历史文化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整体，既有“老家河南”，又有“出彩河南”。在世界中国学的视野下建构中原学，要求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我们打造中原学学科群，打造中原专家学者群，形成中原学派。中原人文学者群、中原经济学家群、中原法学家群，是我们建构中原学学科群的核心力量，是中原学派形成的核心标志。

　　中原学的学科群，从时间轴来讲，包括伏羲学、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和冯友兰新理学；从空间轴来讲，包括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从新历史地理层面来说，如果说河洛学是地域学，黄河学是流域学，从中原到中国体现的是空间布局，是“辐射”；那么，从伏羲学到新宋学体现的则是“凝聚”。有了伏羲学，我们的研究视野就建立在了1万年文化史上；有了炎黄学，我们就有了5000多年文明史的视野；有了冯友兰新理学，就有了近代史的框架。可以说，没有伏羲学、炎黄学，就没有后来的新宋学、新时代黄河学，也就没有中原学。中原学学科群，是一个相互之间有交集、有逻辑的有机体系。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今天，放眼中华大地，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神州大地呈现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生动图景。建设中原学，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河南实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在中原大地掀起有组织地研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热潮，要求我们深入推进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做到以古文明，以中融通，以新出彩。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对于河南的概括，有摇篮、大树、花朵、漩涡、熔炉、缩影等多种样态。在我们心目中，中原学就像是一棵树、一棵中华民族念兹在兹的双槐树、大槐树，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推动中原学开枝散叶，在厚重奔流的黄河之畔，在热辣滚烫的中原大地上，加强与各个地方学、与世界中国学的良性互动，不断吸收阳光雨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长成一片森林，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李庚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原标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全球视野与地方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