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共识，但在落实国际环境保护责任时却遇到价值困境、利益困境和行动困境。中国呼吁世界各国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反思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重构全球生态正义。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为加强全球生态治理、重构全球生态正义、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思想：生态正义的理论依据

　　1.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入生产方式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第一，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第二，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的。当然，人类的能动性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第三，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虽然“自然是有缺陷的存在物”，但“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来源和精神食粮。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第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马克思早在其博士论文里就提到“有限的自然”，认为自然界不是无限的存在，自然资源不能被无限开采和利用。他指出，人类的原初状态以及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人类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不能超出自然规律的限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2.“两个和解”思想。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极价值追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了环境污染问题的经济根源及其对人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思考科学技术发展同自然演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问题，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影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844年2月，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经济学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这是“两个和解”思想的最初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两个和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无法离开自然界而单独存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只有人与人的矛盾复归于和谐，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真正实现和解，因此，“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社会条件。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强调，人类只有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自然界才不再作为人类异己的对象和力量而存在，人类才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从而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从而实现生态正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源泉，同时，也为重塑全球生态正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生态自觉和责任担当。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依然占优势地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球两制”的情况下，实现“两个和解”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重塑全球生态正义，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三个共同体”：重塑全球生态正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方式，绿色思潮和环境伦理学学派应运而生并提出种种生态治理的方案，但各种生态治理方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生态中心主义的治理方案陷入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人类中心主义的治理方案过分强调了人类的利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治理方案治标不治本，在实践中沦为生态治理的“绿色乌托邦”。

　　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重塑生态价值观、重构生态利益观、重建生态责任观，实现全球生态正义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生态正义价值观。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生态危机正是因为人类缺失正确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过度开发掠夺自然所致。为此，我们要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展全球生态治理。“人—自然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自然界所有的生命万物有着自身的内在价值，其本身就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应当以对待自身生命的严谨态度，平等对待自然界生命万物，尊重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利用自然资源取之有节、用之有度。在漫长的生命演化中，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已构成一条环环相扣的生态循环链条，不断进行着物质变换，两者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

　　坚持系统思维，统筹生态治理。自然界作为有机整体各个要素之间普遍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必须坚持系统化的思维和方法，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充分考虑人类实践活动对整个自然系统及其子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把人类的前途命运与自然界的兴衰有机联系起来，从“对象性”关系延伸到“共生”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深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各国共同难题。全球生态治理的本质是各国在生态领域的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的责任划分问题。资本逻辑“赢者通吃”的原则不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无法引领构建全球生态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新型价值观，主张生态治理要遵循生态平等和生态正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合理协调不同国家资源分配上的利益关系，公平公正地分配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与义务，符合人类共生共赢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全球生态治理，还是全球气候治理，出路都在于各国坚持多边主义和团结合作，切实承担应有的责任。世界各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重建全球生态责任观。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既为人类提供了发展文明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人类“诗意地栖居”的空间依托。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挑战，全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呼吁“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强化国际社会在生态治理上的共同责任。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为了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全人类应当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承担生态治理的责任与义务。发展中国家要克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要主动作为。中国坚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构建全球生态正义。

　　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地球是人类世界得以延续的基础，珍爱和呵护地球，共建绿色宜居的地球家园，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局外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履行国际生态保护职责，始终是全球生态治理的引领者、实践者，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

　　总之，“三个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只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故事，人类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

　　【作者：邬红梅，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杨卫军，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  项目基金：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2023-JCZD-03）；202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