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特别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造性历史实践有力证明了，“第二个结合”更有效地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之强有力的厚重文化支撑，必将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何谓“大变局”？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大变局”的根本诱因就是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为什么当年美苏之间的竞争没有导致如当前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的加剧？美国学者罗德里克认为，是因为苏联集团经济分量不重，其占全球GDP份额从未超过2%。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7%以上，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竞争如果管理不善，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大变局”之所以百年未有，是因为一百多年前那场大变局，最终以清王朝的落幕剧终。李鸿章当年在认识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后，发出感叹：“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李鸿章虽有此认知，但并没有考究出原因。

　　学者许纪霖对此概括如下：“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李鸿章当年所不明白的，恰恰是大清帝国在西方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了一场根本性的文明危机，因应对失据最终覆灭。当前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应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文明的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抓手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从容越过这段历史的险滩激流。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王国维早在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大声疾呼提倡西方哲学、特别是“深邃伟大之思想”。他深刻指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就笔者文献所及，王国维应该是近代以来较早谈及外国思想若要移植中国必须“中国化”的学者。

　　毛泽东则于1938年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数千年的珍贵历史遗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空气不浓厚，批评道：“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里，毛泽东把总结和承继中国自己的老祖宗思想资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之根。

　　1973年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纳入以“乌龟壳”所象征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待，这样一种大历史观，是有很深刻的含义在：就是要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进而带领中华民族持续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之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其文化合法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欧，但其理论实质的世界性、未来性，则体现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真正掌握世界不同民族、掌握不同国家的为更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民群众，就必须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其中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要同接受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同其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除自身科学性真理性外，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当是其最根本之原因。“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特点是“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之正，“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之“正”；“创”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新”，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历史逻辑特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未来的世界将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这里的“动荡”，既含有如今的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亦包括美国对我国的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芯片战等。如何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郑重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提了出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重大历史背景之下，开辟“两个结合”的全新道路，在新时代创造出中华文明新的历史；二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亦即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三十年前，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论”颇有影响，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理论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文明不分高下，历史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文明冲突”，其实质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对垒，而非不同地域、文化、政治等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不同文明特征之间的冲突。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源不绝绵延至今五千年，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怵惕警惧的忧患意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两个结合”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根主线，也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根本线索。“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开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三次启蒙运动。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或曰启蒙运动。第一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四运动”为标识，其特点是“救亡压倒启蒙”；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加入WTO为标识，其特点是“增长压倒启蒙”；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第二个结合”为标识，其特点是“守正创新”。

　　第三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要在物质发展和经济体量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破解高质量发展困境，提供更加厚重的历史性人文性基石。换句话说，就是要赓续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救亡压倒启蒙”而中断的对于现代民族精神的不懈探索，纠正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增长压倒启蒙”所造成的非均衡发展，重构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第二个结合”为主要标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铺展、实现，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亦给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决定了促其行稳致远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人类文明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郑重地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一提了出来。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第二个结合”再启新时代伟大启蒙运动，为构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全新选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