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

　　《诗经·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的商王朝晚期王都殷墟，也被称作“大邑商”。大邑商西依太行山东麓、东临古黄河，北面为低山丘陵地带，东面与南面则是平原地带，自然地理环境十分优越，殷墟近百年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把四方之极“大邑商”的面貌勾勒得越来越清晰。

　　千年积淀以集大成

　　龙山时代四方汇聚、问鼎中原的局面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结束，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并开启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新阶段。二里头夏都形成了网格状里坊式布局，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出土有粘嵌绿松石龙、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青铜、玉、漆等多材质礼器。在熔铸中华文明肇始阶段多元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二里头夏都形成了新的都城制度、宫室制度、器用制度、祭祀制度和墓葬制度等，建构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二里头夏都代表的文明成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商王朝早期王都郑州商城和副都偃师商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并进一步创新提升，如营造理念、城市布局、宫室制度、器用制度、祭祀制度、墓葬制度以及建筑技术、铸铜技术、制玉技术、髹漆技术等，也即文献中的“殷因于夏礼”。偃师商城小城纵横交错的水网、路网及围垣区划而成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总体上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营造理念，以发达的给排水系统与城内网格单元界限拟合配置，是一种创新。郑州商城因城市占压而无法揭示清楚其水系、路网及内城中的围垣，有迹象表明其应有与偃师商城类似的水系、路网和围垣。

　　安阳殷都继承了此前商王朝积累的政治遗产与文化遗产，重拾年代更古远的多源文化遗产，将商文明推向新高度。殷都王邑与众多族邑组成的大邑商呈现“葡萄串”式的布局模式，以水网和路网串联各族邑的方式继承了商王朝早期王都的营造理念。

　　殷都宫殿宗庙的建筑形制、营造技术继承了商王朝早期四合院式夯土台基殿堂的文化传统，铜器冶铸技术、陶器制作工艺、礼器组合、器类形制和器用制度等在继承商王朝早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风格。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原与海岱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此前区域文明的若干玉器种类和风格，重新成为殷都贵族珍视的贵重物品，比如龙形玉玦、玉琮、玉钺、玉凤、玉璇玑、玉柄形器等。陶寺古城贵族墓中随葬彩绘陶盘的内底饰蛇形蟠龙纹的传统，很好地体现在妇好墓等贵族墓随葬的蟠龙纹青铜盘上。

　　中华文明肇始阶段以来积淀两千年的文明成就和历史智慧，作为宝贵的政治和文化遗产被殷都吸纳，揭示了殷都从历史纵深的维度兼收并蓄的现象。商文明重塑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开启了中国古代核心文化和都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引领了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路向。

　　四方来聚用建大邑

　　商王武丁时期是殷都发展史上的关键阶段，大邑商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群和文化传统，复杂性和多样性远超同时期任何城邑。常怀颖以文化因素构成最复杂的陶器风格为例，指出晋中地区杏花类风格、燕山南麓围坊三期文化风格、陕北高原李家崖文化风格等在殷墟一期就在殷都出现，并与殷都的存续相始终；冀中地方商文化风格在殷墟二期在殷都出现，也与殷都的存续相始终（常怀颖：《殷墟出土晚商陶器所见晋陕冀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因素》，《文物》2021年7期）。牛世山等从殷墟出土陶鬲中辨识出郑州、豫东鲁西南、豫南、泰沂山脉北麓、鲁南、晋中、陕北高原、燕山南麓、江淮中游、鄂东、江汉平原等10多种地方风格，因这些地方风格的非典型陶器群组的主要器类是鬲，它们多应是人们从各地来到大邑商旅途中和居地的炊具，形成很多地方文化因素汇聚于商王都的现象（牛世山等：《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2019年5期）。

　　王后妇好早于武丁去世，妇好墓中随葬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海贝等珍贵物品。例如玉凤是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遗玉，可能是从江汉地区流入大邑商；龙形玉玦、勾云形玉佩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玉，可能是从燕山以北地区流入大邑商；铜镜是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遗物，可能是从西北地区流入大邑商；铜兽首刀是北方草原风格器物，可能通过黄土丘陵地带流入大邑商；1个阿拉伯绶贝、6820余个货贝更是来自遥远的海岸地带。妇好墓随葬品的多源性，足见武丁时期大邑商对远距离贵重物品的获取能力之强。

　　武丁时期北方的青铜工具、玉器、陶器和马车流入殷都，东方、南方和西方的各类物品都不同程度地流入到殷都，从外地输入殷都的往往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战争工具，这种输入与战争、贸易或资源流通关系巨大（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墓主亚长的锶同位素分析及葬俗研究表明，他来自南方豫南鄂北一带的楚地［何毓灵：《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墓主再研究》，《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殷墟平民墓墓主的头向、葬式、随葬陶器风格及组合等有多种文化传统，说明人群构成特别复杂、来自四面八方。王陵区的人祭坑中有随葬管銎斧的案例，体现的是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风格。从高级贵族到平民以及可能是战俘的人牲，殷都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群，而武丁时期的外来人员最为显著。

　　殷都对同时期的人群和社会进行了广域范围的整合与重组，文化面貌呈现出四方来聚的多元风格。武丁时期文化面貌特别多元、人群构成特别复杂的现象，表明四面八方的人群在一种共同理念的引领下，汇聚到殷都，以建设作为四方之极的大邑商。

　　汲古纳今熔铸出新

　　殷都从时间维度上汲取了此前两千年的文明积淀，从空间维度上吸纳了四面八方的人文资源，各类文化遗产、思想观念、工艺技术、物质资源汇聚到大邑商之后，并不是简单地流入，而是在新王都、新理念、新制度背景下经过的重新选择、重新组合、重新定位，逐渐熔铸成新的器用制度、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文明成就。

　　中华文明肇始阶段就盛行的祖先崇拜观念为殷都所继承，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祀活动在大邑商更加频繁、祭品牺牲更加丰富、祭祀程序更加复杂。《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墟甲骨卜辞记载有大量祭祀先公先王的活动，使用的牺牲有人、猪、牛、羊等，使用祭品还有五谷及其做成的食物、酒等。殷都宫殿宗庙建筑的奠基坑内往往使用婴儿祭祀。王陵区的王墓中有大量殉人和人牲，祭祀坑所用牺牲有人、猪、牛、羊、狗等。妇好墓、亚长墓这样的高级贵族墓，墓主两侧分别有一个殉人，随葬有铜器、玉器等标识贵族身份的贵重器物，充分说明对死去的祖先非常重视。从武丁时期开始，人殉、人祭现象逐渐在大邑商达到中华文明史上的高峰。从历史视角来看，大邑商作为一个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空前超大型都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凝聚了远距离的众多人群和大量资源，商王武丁力图熔铸一种各族群都认同的思想观念来凝聚不同血缘和地缘的广土众民，采用了以人为牺牲的极端方式，在当时至少是商王室及贵族阶层认可的一种观念。作为人殉侍奉主人于黄泉之下应是当时的一种规矩或待遇，作为牺牲献祭给祖先应是取悦祖先神的一种方式，长期维持着大邑商的社会秩序。这在当时非常残忍、在后世不可理喻，直到西周以“敬天保民”思想舍弃大邑商以人为牲的传统，人祭、人殉才从一种流行的传统变为偶然现象。将大邑商的人殉、人祭现象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来认识，才能理解这种现象何以流行长达200余年且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与西门豹治邺之前的“河伯娶妇”很相似，“邺”地恰在殷都之北附近的漳河岸边，为后世理解以人为牺牲的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

　　殷都继承了夏王朝以来的器用制度，对广域范围内的多材质礼器进行了取舍，形成了更为规范、更加复杂的多材质礼器组合配套的器用制度。青铜器的所有器类几乎全部出现，形成以觚、爵为核心的酒礼器组合，高级贵族的铜礼器体量显著增大、配置明显复杂。玉器选择了有领璧、柄形器等作为礼器，漆器往往以各种贝类作装饰，白陶器、原始瓷器等也被选作高规格礼器。陶觚、陶爵等可能充当了平民社会的礼器。妇好墓、亚长墓中成组的多材质礼器组合，彰显了大邑商贵族阶层复杂成熟的器用制度，商王的器用制度必定更加复杂。

　　殷都纵向汲取多源文化遗产、横向吸纳多元文化传统，在文化熔铸、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面貌、器用制度和文明成就，奠定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特质，其核心是汲古纳今、熔铸出新，目标是对广土众民的商王朝进行有效治理。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河文化遗产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