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清代防洪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在实践中基本得到了认真严肃地执行，一旦出了质量事故，他们的责任是终身的，不因官员的调离而免于追究责任。一旦出现了河堤冲毁、漫滩等事故，负责防守的官员必须立即组织抢修。如果该官员应该承担赔修责任，即便日后调离本岗位也必须完成赔偿任务。如果该官员在未出事故之前调离本岗位，事故发生以后也照样要按规定追究他的相关责任。如果事故发生时该官员已经致仕在家修养，或者已经死亡，也不能免于他的责任。如果负有赔偿责任的官员在未交清赔款之前死亡，其赔偿责任由其子女或近亲承担。

　　清初从顺治、康熙到雍正初年出台经济追配制度之前，对河工质量事故责任人一般采取革职、降级等行政处罚。由于吏治清明，质量事故较少，且当事人多自请处分。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河道总督靳辅奏称山阳、清河等五县河水冲决堤岸，自请严加处分，朝廷未加处分，仅令靳辅“将河堤决口即行修筑，俟工竣之日，遣大臣往阅，如修筑不坚固，另行议处”[清代宫廷档案 ,黄河档案馆，清1-9（3）1-2]。康熙二十一年（1680年）十一月，靳辅因修筑不坚固不如式堤工共一万五千余丈，漏水堤工四千余丈及减水坝二座不坚固。朝廷的处罚结果是“革职戴罪督修，修筑各官司俱著革职，动用公款抢修”[同上]。后河道总督靳辅自定三年内使黄河回归河道，至康熙二十年（1686年）五月限满未能完成任务，自请处分。朝廷同意继续给予他“革职戴罪督修”的处分[同上]。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河堤漫决，靳辅被革职，奉差阅河之尚书佛伦留其佐领以原品随旗行走，会勘河工之总督董纳降五级仍以翰林官用，奉差阅河之尚书熊一潇、总漕慕天颜革职，幕宾陈璜革职，解京监候[同上]。后康熙皇帝南巡，见江南淮安等地百姓皆称誉靳辅，且亲眼看到河堤坚固，又下令恢复靳辅原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靳辅病逝。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上谕认为，河道总督于成龙于河工事宜妄行陈奏，前后互异，决定“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同上]。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五月上谕认为，因将溜淮套地势并不确视，以不可开浚者题请开浚，造成损失，下令将“原江南江西总督现刑部尚书阿山革职留任，河道总督张鹏翮革去所加宫保，漕运总督桑额降五级，安徽巡抚刘光美、江苏巡抚于凖各降三级，俱从宽留任”[同上]。

　　实行经济追赔制度以后，行政、经济、刑事处罚常根据案情同时使用。河工质量事故责任追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工程验收时发现不合格而受到处罚。典型案例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黄河商虞通判朱文炤因承办土工观望迟延，工程不合标准，被“革职，留于河工，令其自备资斧效力行走，俟三年无过，始准回籍”[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3]。

　　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初八日上谕认为，运河杨河厅属县丞孔广桂、千总姚玉典、把总靳刚，及效用李大纯、高秉钧、祈德和等所办堤堰各工，虚松偷减，竟不行硪，并孔广桂、姚玉典、靳刚三人所办砖石各工仅用灰抿缝并未灌浆，其已成现做之工多系草率，决定“将该员等照例咨部斥革，分段枷号河干，俾各工员咸知儆戒，并追缴所领钱粮，另委妥员接手办理，依限完竣报验，俟各厅土工完毕再行疏枷，该厅通判潘礼、署守备赵仁，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5]。

　　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据江南河道总督张井、江南副总河潘锡恩奏称，根据“如坯头过厚，取土最近者则立时摘去顶戴，其次记过，其次存记以观后效，武弁则仍加棍责”的标准，对不按规定施工的人员分别给予不同处分：“计下游五厅，除候补丞倅稍知自爱仅予记过外，其余文武佐杂共拧顶（革职）者八员弁，记过者十五员弁，存记者十一员弁，棍责者三弁，仍责令将所挖土塘逐加填补，坯头过厚者按坯翻筑。上游土工…，硪不足者间段有之，亦经拧顶者一员，记过者七员，仍押按坯翻筑勒限早完”[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4）1-3河政、弊端]。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谕记载，“东河阳封县丞姚嘉惠、阳武主簿盛薰、阳封分防外委朱超承办工段，皆系顶土虚松，签试无锥不漏，又不遵饬翻筑，实有心玩视公事，令姚嘉惠、盛薰、朱超，均著革职，追取原估银两，由该管道另委干员接办”[《清代上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黄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黄河挑河工竣，验收时发现第三十五分段，宽深尺寸，尚有不敷，令“所有承挑此段工程之铜山县县丞陈保元，着即摘去顶戴，以示惩儆”[《清文宗实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种类型是在保固期内出了质量事故照例受到严厉处罚。典型案例如下：

　　乾隆三年，“河南淮庆府黄河同知吴廷清办工疏懈，将所管孟县小金堤工程并不实力修复，屡次申饬，全不悛改，以致将直堤二三段埽工塌陷漂失，重修多费”。被“革职，令赔修”[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2]。

　　乾隆十年，黄河陈家浦冲刷决口，南河总督白钟山自请处分。结果白钟山被“革职，交南河工程派用，不发给养廉银，并负责紧要工程，以观后效，所有虚费钱粮俱由白钟山赔补”。查超家产时发现家产并不多，但后来发现有约十万多两白银分存于多家商户，全部被追出抵缴赔补之数[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3]。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运河南岸尤家湾、萧家庄石闸二座，日渐损坏，应修理，据查承修官虽无偷工减料之处，但修建时间不过十年，仍有责任，修复需银七百三十余两、六百八十余两，决定“承修官原任桃源县知县郑毓贤、中河通判赵凤吉赔修经费，将河闸交中河厅管理”[《南河成案》转自《续行水金鉴》卷95运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九月，运河在周家沟、黑鱼塘二处决口，“由李世杰、李奉翰率厅营道各官昼夜赶办堵筑，用银十一万二千余两，已就近在运库支拨应用”。处理结果是，“按销六赔四定例，由李世杰、李奉翰与道将厅营等按股分赔”[《南河成案》转自《续行水金鉴》卷140，运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48页]。

　　嘉庆十年（1805年）发现，徒阳运河煞坝挑河各工，“上年甫经兴办，遽形浅阻”，处理结果是“将上年承挑各员罚赔六成，该管知府罚赔三成，督办道员罚赔一成，均令即日完缴归款，著严饬承挑督办各员遵照定限赶办”[（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7，(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二月，运河扬粮厅荷花塘漫工复塌，处理结果是“南河总督徐端被降为副职，副总河那彦成发配新疆，重修费用由所有相关人员按例照赔，有全赔，有按销四赔六例分赔者”[《南河成案续篇》转自《续行水金鉴》卷112，运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62页]。

　　嘉庆十五年（1810年）运河马港口堵闭挑挖正河各工程，次年发现“新挑之处三千余丈淤成平陆，而挑河之土汕垫河中。兴办大工用帑三百四十余万之多”。上谕认为，“在事各员苟简从事以致重费挑挖”，决定“将钦差马慧裕交部议处”。该案经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二十三日两江总督百龄补参，决定“徐州道单云、原任河北道今以员外用之张裕庆、捐纳道员张凤藻、并已革淮扬道叶观潮四人，将重修所用经费五十余万两分别由其按股认赔，其派令分段承挑之各文武员弁革职留任，三年无过方准开复”[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5]。

　　嘉庆十九年（1814年）五月，运河上河厅堂博汛魏家湾涵洞，屡堵屡蛰，处理结果是“将通判牛继祖、主簿程荣一并交部严加议处，赔缴经费”[《运河道册》转自《续行水金鉴》卷123，运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14页]。

　　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黄河原武县境娄庄堤刷塌，未满保固期，“将承修汛员分别革职并摘去顶戴，责令赔修”[《清代上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运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第三种类型是因筹划不力工程未交工就堤毁人亡而受到处罚。典型案例如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黄河曹仪厅张映枢等见河水陡涨高于拟挖引渠身三尺有余，希图侥幸成河，不待下唇裹护严密，辄将渠头公同开放而下唇未经裹护，已渐坍卸，不能兜溜上唇挂淤吸川。处理结果是，所用一千三百两令该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照例在于该员等名下分别勒限追赔归款，其十四堡引渠仍令该督严加督促如式开挑，依限完竣”[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3]。

　　嘉庆四年河南布政使王秉韬，“令于广武山对岸老滩之上挑东西引渠，复筑土坝一道，横亘滩西，直抵河唇，以致河势迁改，壅积漫溢，花费巨款得以修复”。后王秉韬去世，嘉庆十年（1805年）河东河道总督李亨特奏请是否于准销项下由其家属赔缴十分之四。嘉庆皇帝决定：“将此项准销银十四万八千三百两著落王秉韬家属赔缴十分之四，以为河臣贻误宣防办理不善者戒”[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5]。

　　道光七年（1827年）四月上谕记载，黄河倒漾，清口淤阻。经查，“系唐文睿狃于从前办法，轻率偾事，糜帑殃民，琦善急于奏功，泥于师古，轻听唐文睿一人之言，不加详察，以致数百万帑金，竟成虚掷，咎无可辞”。处理结果是：“琦善拔去花翎，唐文睿著革职，再枷号一个月，满日发往伊犂，充当苦差，张井、潘锡恩著革去顶戴，仍留河督之任，淮阳道邹锡淳、淮海道罗琦，俱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南河成案续编》转自《再续行水金鉴》，黄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黄河卫粮厅阳武汛十九堡因前月长水消落，沟口渐淤，即赶靠头道柳坝用料堵闭，以致河水漫涨，造成漫滩。处理结果是，“所有冒昧兴堵之阳封协备晏安，著撤任并革去顶戴，仍留工防守，卫粮厅通判吴茂楠，著撤回后补，所用堵坝银两，著落该厅营全数赔缴,不准开恩，以示惩儆”[《清宣宗实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黄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第四种类型是因风雨过大导致冲决或漫滩而受到处罚。这类情形虽然由于不可抗力所致，但因损失惨重，极易让人对修筑质量产生疑问，引起朝廷震怒，河官受到的处罚一般较重。典型案例如下:

　　乾隆五十年八月（1785年），黄河倒漾，清口淤平，决定“降南河总督李奉翰三品顶戴[（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十三日，南河总督徐端奏“高堰山旴两厅风暴掣塌石工兼仁义智三坝掣通过水”。据查当时详情是，“本年十月初二日突起西北风暴，初三日尚未止息，巨浪直涌如山，堤上官弁兵夫不能站立，水势鼓荡上堤，该处庙宇二座墙屋先被冲倒，义坝旧埽旋即掣通过水，迄是日酉刻，仁智两坝封土护埽亦皆打通，其高堰所属共塌砖石工凑长一千七百余丈，山盱所属掣塌砖石工共两千余丈”。上谕认为，此次堤坝冲溢非寻常疏失可比，将该督徐端交部严加议处。刑部议定，“照溺职例革职，责令办工”[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5]。

　　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十九日，运河山阳平桥汛三铺东岸瓦庙地方决口，未断流。现任南河总督吴璥、前任南河总督徐端奏请获准，将承修官兼防守官试用通判孙龄革职并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自领摊赔银。皇帝下令将孙龄革职并枷号示儆，工竣后仍革职，“吴璥、徐端交部严加议处”[《南河成案续篇》转自《续行水金鉴》卷114，运河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 2263至2267页]。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黄河仪封汛大堤坐蛰过水十一二丈，未掣动大溜而李亨特上报时并不自行请罪，工员等亦置之不议。结果，除其他人另行查处外，该河督李亨特被“降二级留任，并不能查级议抵，杖八十”[清代宫廷档案黄河档案馆清1—9（3）1—5]。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黄河睢州下汛漫口，“东河总督李亨特革职戴罪效力”[（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黄河南岸仪封、兰阳两汛漫口。东河总督叶观潮被革职留任效力，后因北岸马营漫口，奉旨在北岸工次枷号，工竣后又在南岸工次枷号，并令其按股赔缴工程费用。“吴璥革去太子少保衔，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署河东河道总督；那彦宝革去都统，降补内阁学士署河南巡抚。均撤加前得议叙，叶观潮革任留工效力，琦善革去巡抚赏给主事衔”[（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道光四年（1824年）十一月，因风暴洪泽湖决高堰厅十三堡周桥等处石工，钦差文孚、汪廷珍奏参，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被“革职枷号一个月，发配伊犁，不准以该督之父年逾八旬留养”。孙玉庭也因此案解任调用，有关人员按规定赔缴费用[（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三月，已革留工通判张慰祖，承办林家西坝，迨赔修之后，仍不认真，致该坝损坏情形更重，“张慰祖著在工枷号一个月，仍令赶紧赔修”[《清宣宗实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淮河十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269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初三，东河上河厅属堂博汛博平县境内朱家湾东岸堤漫溢过水，塌宽七丈一尺。“署上河通判方传谷，著摘去顶戴”[《清代上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运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祥符上汛漫口，东河总督文冲被“革职枷示河干，有关人员按股分赔”[（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黄河外厅决口。南河总督麟庆被“革职赔修”[（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至九月，黄河在中河厅九堡顶过水，夺溜南下，至十五日，河口宽至三百六十余丈，下游州县，较之上次祥符漫口，情形更为宽广，处理结果是“河东河道总督慧成着即革职，暂留河东河道总督之任。鄂顺安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中牟县知县高均着革职，开归东许道福敏，开封知府邹鸣鹤，均着改为革职留任”。“至十五日，将慧成枷号河干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一日，慧成着疏枷，加恩留于河工效力赎罪”[《清文宗实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黄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7页，第962页]。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河中牟下汛九堡漫口，东河总督慧成被革职，枷示河干[（清）周馥：《国朝河臣记》，民国11年刻本]。

　　（作者：饶明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新时代治水社会科学研究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大河网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