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2024年“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座谈交流会在临海召开，申遗项目所在城市代表围绕明清城墙保护与利用策略展开经验交流、探讨申遗工作推进情况，标志着“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距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又近了一步。

　　“归德府城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全有资格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之列，其一旦成为“中国明清城墙”项目成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只是时间问题；反之，若丧失此次机遇，再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恐怕还要苦等百年，甚至无缘于《世界遗产名录》。

　　一、“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迟早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6年12月，兴城、南京、西安3座城市的“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排序第7；2012年扩充至8城，新增了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凤阳等5座城市的明清城墙；2015年又扩至13城，新增了开封、正定、宣化、长汀、肇庆等5座城市的明清城墙；2024年已形成“8+6”联合申遗模式，其中“8”代表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8座城市（南京、西安、荆州、兴城、襄阳、临海、寿县、凤阳）的明清城墙；“6”代表积极申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6座城市（开封、正定、宣化、长汀、肇庆、歙县）的明清城墙。

　　当前，各成员单位努力开展城墙独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研究，抓好城墙有效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统筹协调，让古老的城墙焕发新活力，使城墙“活”起来；努力完善城墙保护的各项基础工作，并及时跟踪国际遗产保护的新理论、新方法，寻找合适的路径方法，汇智聚力，砥砺奋进，积极做好“中国明清城墙”的保护利用及申遗工作，为推动“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进程贡献力量。

　　按照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工作部署，“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近几年有可能迎接国际权威专家的最终考察与世界遗产大会的评审，也就是说，在没有意外的前提下，“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指日可待。

　　二、归德古城单独申遗面临极大挑战

　　当前，申遗已演变成一个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标准要求高、时间跨度大（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挑战不可谓不大。

　　（一）国际申遗环境方面面临的挑战

　　鉴于当前世界遗产类型、分布地区、缔约国拥有遗产数量等不平衡的现实，世界遗产委员会先后数次调整申遗规则，势必对申遗项目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1.世界遗产的“不均衡性”现状

　　当前世界遗产的不均衡性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遗产类型不均衡。文化遗产太多，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太少。文化遗产中代表古代文明的遗产较多、代表近现代文明的遗产较少，代表“静态”的遗产较多、代表“动态”“活态”的遗产较少等。（2）遗产数量分布不均衡。当前，《世界遗产名录》共收录1199项遗产，其中文化遗产933项，自然遗产227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9项，文化遗产已是自然遗产数量的4倍多。（3）遗产分布地区不平衡。当前，欧洲和北美地区565项，亚太地区289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49项，非洲103项，阿拉伯国家93项。（4）遗产“富国”与“贫国”极不均衡。《世界遗产公约》当前的195个缔约国中，27个缔约国还没有世界遗产被收录；与此相对应，遗产“富国”拥有数量惊人的世界遗产，如意大利59项、中国57项，分别位列遗产数量第一、第二。

　　为打破世界遗产的种种不均衡性，建立有代表性、可信性、平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构、工作组等，或对《世界遗产公约》进行深入研究，或讨论《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的核心概念，或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现实问题。如针对遗产数量不均衡、分布地区不均衡、遗产“富国”与“贫国”不均衡等问题，也为了抑制世界遗产继续不均衡发展，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每年最多审查每个缔约国的1个申报项目，每年审查申报项目总数不超过35项，并且鼓励更多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国项目的申报，同时向世界遗产数量过少的国家、新近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若干年内未申报的国家倾斜。如此，世界遗产申报必将对文化遗产“富国”等进行限制，这势必影响全球文化遗产的申报数量，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城类遗产申报将会变得难上加难。

　　2.世界遗产申报的历程与发展趋势

　　从世界遗产申报的历程来看，囿于特定的时代背景、遗产观念的发展以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遗产申报主题。（1）1978—1986：历史城镇体现复合与多元。古城类遗产申报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主题与热点，大量的城镇类遗产应运应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1987—1991：文化景观联系人与自然。这一阶段全球化进程开始，引发了对文化的新认识，文化与环境的联系受到重视，文化遗产则包括“艺术的、考古的、自然的财富”，文化景观类型在评定标准中开始出现。（3）1992—1999：人类学主题融合普遍与多样。伴随人类学理论被用于对“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包容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化政策。这一阶段识别了全球低代表性遗产类型，进行了“运河”“线路”遗产的主题研究。（4）2000—2005：整体价值贡献与可持续发展。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共识；“9·11”之后，文化多样性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议程的核心。这一阶段明确提出随全球战略和主题研究中新类型的增加而继续扩充。（5）2006—2016：文化与自然的丰富互动。这一阶段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评定标准进行了合并，以反映文化与自然的丰富互动关系。对“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价不再主要依据既定的10 条标准，而是依靠咨询机构包括缔约国进行的《世界遗产名录》分析找到的低代表性类型和空白，以及同类遗产之间的价值比较。

　　从全球遗产申报的发展趋势来看，不少缔约国顺势应时地调整了申报策略，申遗呈现出新趋势：（1）增加了扩展项目的申报；（2）大型综合性项目、跨国项目和强调自然与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景观等成为新的申报热点，联合申报、捆绑申报等申遗模式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倡的方式；（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的结合与相互促进，成为世界遗产新的发展趋势。

　　综上分析，世界遗产的发展趋势势必影响到传统遗产的申报，古城类遗产申遗已成“西风落叶”。

　　（二）国内申遗环境面临的挑战

　　从国内世界遗产的现状与申报发展趋势来审视，我国当前拥有世界遗产57项（其中文化遗产40项），是世界遗产大国也是世界遗产“富国”。遵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申遗规则及新要求，我国每年只能申报1项世界遗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申遗现象将会持续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为提高遗产申报质量，确保每次申报都成功，国家文物局在2019年重设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后的名单共有27项，项目“打包”申遗成常态。国内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背景下，古城类遗产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就一定要迥异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否则只能作罢。毕竟《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52段已经指明：“《世界遗产公约》不是旨在保护所有具有重大意义或价值的遗产，而只是保护那些从国际观点看具有最突出价值的遗产。不应该认为某项具有国家或地区重要性的遗产会自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前提下，归德古城走古城类遗产单独申遗，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遗产本体面临的挑战

　　归德古城的遗产现状与价值距离世界遗产的标准还有多远？根据世界遗产评定标准中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归德古城要想申遗必须恢复古城原貌，这是耗资耗力耗时的重大基础工作，此为其一。其二，世界遗产须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我们知道，一般遗产的价值认定方式多是基于遗产的一般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世界遗产的价值认定方式是基于一般性价值基础上的特殊价值认定，即概括出遗产对于全人类都很重要的象征性价值。对归德古城“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概括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困难就在于归德古城、平遥古城均为汉民族的明清古城，且平遥古城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换言之，归德古城若以古城类遗产申遗，那它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必须迥异于平遥古城，否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机会微乎其微。总之，无论是从归德古城的真实性、完整性等遗产物质本体而言，还是从归德古城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等遗产精神来讲，归德古城走古城类遗产申遗，从长时间来看，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四）地方政府、民众关心参与支持等面临的挑战

　　为保护古城，政府虽然出台了《商丘古城保护条例》，但仍没有充沛的资金对古城进行大规模的保护与修复，更无从顾及古城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况且这都是申遗工作必备的前提与基础。鉴于古城自身保护管理状况、对外宣传力度、立法保护力度以及民众的支持参与等存在很大不足，可以预见，归德古城单独申遗，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梦想。

　　三、“归德府城墙”完全具备申遗资格，应积极主动联合“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申遗

　　“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8+6”成员中，西安城墙是第一批（196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是第二批（1982）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城墙、兴城城墙是第三批（1988）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荆州城墙、开封城墙是第四批（1996）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海城墙、寿县城墙、襄阳城墙、肇庆城墙是第五批（200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宣化城墙是第六批（2006）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城墙、长汀城墙是第七批（20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歙县城墙是安徽省第八批（2019）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上述14座明清古城墙分别代表了明清时期的都城（南京城墙属于京师城池规格）、皇城（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府城（西安、荆州、襄阳、临海、开封、正定、肇庆、歙县）或州城（寿县、长汀）、卫所（兴城）和镇城（宣化）等城市体制。

　　“归德府城墙”作为第四批（1996）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14座城市的城墙相比，无论其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本身价值，还是权力象征、空间规划、军事防御、抗洪防灾等功能价值，乃至其规模、真实性、保存完整程度等个性价值，都极有资格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之列，况且“归德府城墙”的加入还能增加“中国明清城墙”的丰富内涵、彰显“中国明清城墙”的多彩风貌。

　　对归德古城而言，此次联合申遗，既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是一种相对简单、切实可行的申遗捷径，是归德古城申遗的上策。商丘方面应当仁不让地主动融入而非缺席，抢抓历史机遇，加大协调力度，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让“归德府城墙”早日进入“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之列；反之，若丧失此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归德古城再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预见的是，恐怕还要苦等百年，甚至无缘于《世界遗产名录》。

　　【作者：陈道山，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商丘古城“申遗”研究》（项目编号：2015-JCZD-012）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