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三过家门而不入”等故事更是为大家津津乐道。在史书记载中，大禹治洪水，征三苗，阳城建夏朝，涂山会诸侯。这些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在河南有哪些遗迹可以与传说相互印证？大禹治水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和故事？今日起，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禹迹 • 豫迹》特别策划，刊发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他最卓著的功绩是平治水土和划分九州，中原一带是大禹活动的核心区域。嵩山地区是我国上古时期夏部族的主要聚居地，《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韦昭注：“融，祝融也。夏居阳城，嵩高所近。”国语所说的“崇山”就是嵩山。据说登封境内太室山、少室山就是得名于大禹的两位妻子之名。禹都阳城，就是今天登封的告成镇一带。这里不仅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阳城遗址，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王城岗遗址，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登封不仅是大禹故里，大禹治水、祭天、建国、定都，以及家天下的历史都发生在登封，这里还存留着启母石、太室阙、王城岗城址等大禹文化遗迹70余处，大禹传说60余个。2008年，登封市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此外，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夏代都城遗址；禹州有“夏禹国”之称，这里是夏启即位、少康中兴的地方，有禹王庙和古钧台遗址等。大禹的神话传说在河南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是黄河区。以三门峡禹开三门传说为中心，其中尤以《大禹导黄河》神话为代表；二是嵩岳伊洛区。以嵩山为中心，具有代表性的是《启母石》和《禹王锁蛟》神话；三是桐柏淮源区。以禹王治水怪蛟龙和无支祁的神话为多，有代表性的是《玉井龙渊》神话。

　　兴起于晚清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潮，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达到极致，在发挥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造成了中国古史的空白，个别外国学者甚至以此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这种思潮，冯友兰先生提出“信古、疑古、释古”，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提出以地上、地下材料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进行释古，而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作为第三重证据。古人云：“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遂公盨铭文便是新发现的这样一件重要铭文。

　　一、遂公盨的时代及其铭文内容

　　2002年新发现的一件青铜器遂公盨，是西周中期，即周孝王、夷王前后的一件食具，距今约2900年。铭文中的“遂公”是西周时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的国君。器内底部铸有10行98个字的金文铭文，内容是“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在天下。用厥邵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大意是：大禹采用削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百姓安居乐业。大禹有恩德于民，百姓视他如同父母。而今上天生我为王，我的臣民都要像大禹那样，以德行事，对父母要孝敬，兄弟间要和睦，祭祀要隆重，夫妻要和谐。这样天必赐寿，神必降福，国家必长治久安。

　　二、遂公盨铭文证明“大禹治水”实有其事

　　大禹治水的故事被广泛记载于我国的正史和各类典籍中，在民间家喻户晓，以至于“禹迹”成为中国疆域的代称，大禹治水的精神也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然而，古史辨派根据《说文》的解释，论定禹的父亲鲧是一条“鱼”。“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并论定禹是一条“虫”，“兽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又被说成“是一个神”，“禹与夏没有关系”。“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当时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就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遂公盨的发现把“大禹治水”的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证明了大禹治水实有其事，是一件历史铁案。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和古文献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诸如《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遂公盨铭文不仅证明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性，还说明“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华夏”一说渊源有自。

　　三、遂公盨铭文证明大禹确为中国道统的一环

　　“遂公盨”98个字的铭文，“德”字一连出现六次：“降民监德”、“厥沫唯德”、“民好明德”、“益干懿德”、“心好德”、“民唯用兹德”，其主旨就是以大禹为典范论述“德”。倡导天人之间、君臣之间、官民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唯德”、“唯协”，以德行事。可与《尚书》之《虞书·大禹谟》篇中“德惟善政”的内容相印证。遂公盨铭文的发现，使我们看到早在西周时代，人们已把大禹治水的功绩，看作是“德”的源泉，“德”的化身，对之十分崇敬。《左传·昭公元年》载:“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遂公盨铭文不仅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正是对周人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即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儒家传承此道者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就是朱熹所说的“道统”，他还进而宣称儒家的道统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重要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遂公盨铭文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和道统思想的渊源，也让我们看到大禹在这一道统链条中确实占据着重要的一环。

　　（作者：李立新 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