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500岁的中国大运河是许多城市的“原点”，凝结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运河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何以承载半部华夏史？7月2日—3日是“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河南主题日，大河网学术中原邀约专家学者， 聚焦大运河的历史知识、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推出关于大运河的理论科普。今天推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张新斌的文章《中国运河水系源于大禹治水》。

中国大运河研究，随着大运河申遗而成为学术热点。有关大运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但是在中国运河水系的起源等关键问题上，至今仍没有取得重要进展。

一、中国大运河起始时期学界多有争议

中国运河的开启时间，多认为是东周时期。傅崇兰说，“邗沟，是从淮安河下镇的末口直达邗城的第一条运河。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开挖，疏通这条运河，只是为了运粮、运兵，北上伐齐。”（《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1985）郑民德也说：“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运河为邗沟，由春秋时期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开凿。”（《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功能及价值》，2014）所谓邗沟，就是吴王夫差为沟通江淮而开凿的运河。《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其时间为公元前486年，属春秋末年。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认为：“最初开凿运河的不是吴王夫差，而吴国第一条运河也不一定就是邗沟。最初开凿运河的是楚国，而不是吴国。”（《中国的运河》，1988）楚庄公时（前613—前591）孙叔敖在云梦泽畔“激沮水”，应该是最早的人工水道实践。孙叔敖是楚国最重要的水利专家，《淮南子·人间训》有“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期思、雩娄都在今河南淮滨、固始一带，应该是说孙叔敖对水系的整治，实际上包括了人工水道的开挖，而这无疑是早期的运河实践。程玉海认为“中国大运河最早开掘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其中最著名的是吴国开发的邗沟”，这里他对邗沟的定位是“最著名”。他接着说：“邗沟是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是后来经多次整修而成为大运河中最早，并基本保留至今的重要河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邗沟的挖掘，应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史念海先生对东周时期运河的认知无疑是正确的，他的研究至今还影响着当代学人，他对史料的把握，以及充分的考察与实践，使他的观点始终立足于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但是，东周末吴王夫差的运河实践，就文献所见，当时他并没有足够的挖掘时间，也没有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实际上吴王争霸中原之后很短的时间吴国就已灭亡。吴王不但由水路去了中原，而且邗沟对江淮的勾连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得不思考，在吴王之前东南与中原的水系是存在的，只是因为时间久远，有些水道已经淤塞，吴王夫差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淤塞水道的疏浚。

二、早期运河水系形成于大禹治水

中国的运河实践可以早到大禹治水时期。《尚书》中最重要篇章是《禹贡》，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战国时对当时区域地理的理想划分。《禹贡》中，九州的治理与水系通畅是连在一起的。如，冀州重点是从壶口治理开始，对梁山与岐山，以及太岳山、覃怀一带的水系进行治理，对太行山前的水系进行治理，反映这里是治理的重点地区。兖州，主要是治理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以及澭、沮与雷夏泽。青州，主要是疏浚潍水与淄水。徐州，重点是对淮水与沂水的治理，这里也形成了一个大的汇水区，就是大野泽。扬州，主要是对江水下游的治理，形成了三条入海的支津。荆州，主要是对沱水、潜水，以及汉水的治理，长江的畅通是关键。豫州，主要是对伊水、洛水、浐水、涧水以及黄河的治理，对荥泽、菏泽的疏通。梁州，疏理的结果是由潜水、沔水、渭水、黄河，水陆交替地前行。雍州，主要是疏通泾水、渭水、沣水、北洛水，使其与黄河勾连。九州的治理，核心在于水道的疏通。大禹治水不在堵，而在堵与疏的结合。从“导水”部分看其结果，就是江、河、济、淮、洛、渭、汉等水，形成了标志性的水道，改变了在平原地区的水系的漫流。

大禹治水所形成的平原水系，关键是形成了相互勾连的水网，实现了自然水道与人工水道的融合，标志就是将北流与东流的平原水道本土水系的济水，与最早东南流的河水，交织一块，形成了济水河水交叉，所谓济水“截河而南”，河水“穿济而北”的局面。大禹治水，不仅仅是对个别水道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对整个平原地区水系的治理，涉及“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庄子》），而且“所活者千八百国”（《吕氏春秋》）。洪水的治理，一是打破了氏族间原有的界线，而必须依托山水地形进行重新的界线划分，这样就为新的行政建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二是在治水过程中，必须形成氏族联盟之间的密切联系，氏族力量的调动需要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传承由圣贤间的禅让到父子兄弟之间的权力传承。家天下的出现，为新的权力形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平原地区水系网络的形成，人工水道的出现，是与新的权力出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平原水系的总体格局，直到东周时期吴王夫差北上中原争霸之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岑仲勉在他的经典著作《黄河变迁史》中并不看好吴王夫差在人工水道方面的作用，这是“因为江淮下游彼此相通的港汊，到春秋末年或旧迹保留，或部分淤塞，吴王夫差只按着这些故道，把它重新开浚以便利交通，并不是由他创始凿成”。吴王夫差争霸的历史主要是在江南地区，文献中并没有太多的开凿运河的记载，从江北到中原，并不在吴国的势力范围，大规模的修浚更不可能，吴王夫差可以乘船由江南到中原参加“黄池之会”，核心还是大禹时代形成的相互勾连的水系网络。尽管我们在文献中看到很多对大禹的赞誉之词，其实并不了解大禹所作对中国文明的含义意味着什么，对整个平原地区水系的改造对后人的影响意味着什么，大禹治水所形成的权威对中国国家的治理传统的形成意味着什么。大禹治水对河、济、淮、江四渎的改造，以及以河济为中心的自然水道与人工水道相结合水系网络的形成，无疑是有奠基意义。中国运河水系的肇始应该为大禹时代。

三、由鸿水向鸿沟的关键人物是大禹

鸿沟水系在东周时期已经十分知名。史念海认为：“鸿沟是人工引用黄河水凿成的水道，是在战国时期凿成的。”（《论济水和鸿沟》，1982）《史记·河渠书》言，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可见，在东周时鸿沟实际上起着勾连诸多水系的作用。鸿沟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更早。《吕氏春秋·爱类》有，“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这里提到了鸿水，值得注意的是在《淮南子·本经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值得注意的是，龙门，吕梁，伊阙，孟门，都是黄河峡谷河道的具体地名。鸿水的鸿有巨大之意，但并不是泛讲洪水。因为《淮南子》中洪水与鸿水并列，说明两者含义并不一样，鸿水很有可能讲的就是大禹之前黄河南泛在平原地区的主河道。因其滚滚洪流，所向披靡，因而将这一段河道称为鸿水。大禹治水之后，经过人工大规模改造而称之为“鸿沟”。虽然没有更早的文献讲大禹治水时将鸿水改造成鸿沟，但《水经注·河水》有，河水“（经云）又东过荥阳县，蒗荡渠出焉。（注云）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也”，这个蒗荡渠，有写作狼荡渠、狼汤渠，一般多认为就是鸿沟。从大禹治水到战国时魏国对此段河道进行多次的人为改造，于是鸿水就变成了鸿沟。文献中沟与水是有区别的，从《水经注》可知，水多为自然河流，沟则多与人工水道有关。《战国策·魏策》所谓“大王之地南有鸿沟……东有淮颍”，《史记·苏秦列传》有“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说明至少在战国魏襄王（？—前296）时已有鸿沟。从大禹时的鸿水，到魏襄王时的鸿沟，一字之差，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说明在东周时，由于人们对鸿水进行了较多的人工整治，鸿水也就成了鸿沟。据《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可知，战国时鸿沟又称为大沟，陈怀荃认为，“战国中期，魏国迁都大梁，初引河水入圃田，为大沟而引圃田；既又在大梁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此大沟即当时通称的鸿沟，由大梁北郛折而南流”（《大陆、鸿沟与南水北调》，2003）。鸿与大，含义相近，鸿为雅称，大为俗语，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一致的。

总之，中国的运河水系的形成是大禹治水的结果。大禹治水的目的是排泄洪水，所以他带领部族将平原各个水系勾连起来，其中最著名者便是对黄河在平原南流的河道——文献称之为“鸿水”者进行人工改造，以后多次改造后称之为鸿沟，鸿沟就是中国最早的运河水系。

【本文系河南“兴文化”工程委托项目（2022XWHWT16）《黄河流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