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一个世族门阀占据统治地位、充满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多元，儒释道思想并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儒家思想已不合时宜，进而转向了老庄思想，这促使了玄学的兴起。当时的玄学思想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为对“自然”和“名教”的冲突与调和，以及“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的出现，使得魏晋士人一方面从玄学思想中寻求保全身命之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向具有血缘、亲情的世家大族寻求现实庇护安稳之所。由此，魏晋时期家族兴亡与个人生存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即家族的壮大能够保全个人生命，个人生命的保全又能继续维持家族的强大。魏晋士人整治家族门风、培养个人德行、教导后辈子孙对于家族的稳固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家训典籍也就是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迅速发展，为后世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承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家训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世人追求独立个性和精神解放，但这一时期的家训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同时融合了部分道家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家训也是作者面向现实的自觉反思。作者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切身体悟和实证经验的总结，以家书的形式对家族内部子孙后辈进行教导，促使子孙早些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从而具备担负起家族兴旺发达的能力和维护家族荣誉的责任。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家训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泛，通过梳理总结可将其分为三部分：主体内得的为学修身、主体外求的承家治国、主体与他者交互的为人处世。第一部分是重视学习儒家典籍以修养个人德性，这一层面是家训的主体不断向内反思进行自我完善而求得，达到“人之为人”的境界。第二部分是其主体对自我与他者的交互对待中求得，探索为人处世之法，以教导子孙后辈学会明哲保身，从而“以显父母”；这一层面是其主体在前两个层面的基础之上，以个人的德性修养和能力践行的承家治国之道，从而为家族内部成员、家族乃至整个社会贡献力量，即“兼济天下”。

　　一、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为学修身

　　魏晋时期的家训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辩论，鼓励个体思想的发展和多元观点的交流，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时，勉励和告诫子孙后辈应当重视为学读书，修养自身德性，提高个人才能，以光耀门楣，维护世家大族的门风和名誉，进而保持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个人为学修身不仅关系着士人自身的前途，还关涉到世家大族的兴亡荣辱。

　　魏晋时期为学修身的内容是哪些？刘备在《遗诏敕后主》中告诫刘禅说“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李暠在《手令戒诸子》中，教导诸子“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典论·自叙》中曹丕云“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可见为学的内容多是具有治世之用的儒家经典文本，涉及史书、子书。在政权交替、生命无常的时代，魏晋士人希望子孙后辈能够博学多闻，览诸子百家之言，涵养自身学识，传承家学门风，甚至能够改变命运，仕途显达，治国安邦。除了规范学习的内容，魏晋家训中还强调为学的工夫，如《敕世子毗》言：“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型；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司马越以“学”和“体”对举，告诫儿子通过学习书本得来的知识终究是间接的、浅显的，只有通过自己躬身力行的实践才能获得深刻的体悟。再如诸葛亮在《诫子》中告诫儿子学习需要守静，潜心修学，不断积累，“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孔子曾告诫弟子“学而不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都非常重视“为学”，通过学习经典义理，一方面能够领悟先贤智慧，以修养自身德性，即内得于己的“为己之学”；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状态，即治国安邦的“为人之学”。魏晋时期的士人亦是如此。

　　二、以谦让谨慎原则的为人处世

　　在儒学独尊被打破，旧有礼教崩坏的情况下，魏晋时期士人任达放诞蔚然成风，而其家训内容却处处彰显着儒家之风，告诫子孙后辈要遵循儒家的伦理思想，如循礼谦让、谨言慎行等。可以说魏晋时期家训所蕴含的为人处世思想大致都遵循一个原则，即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结合家训作者个人处世的切身体验，形成为人处世之法，为家族内成员提供保全其身的避祸之道。

　　《左传·昭公十年》云：“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谦让，是德行的主体，谦让别人则可以称为美德。从尧舜的禅让天下到孔融让梨，儒家所强调的循礼谦让的伦理思想一直在传承。如羊祜《诫子书》讲“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恭敬为德行之首，是谦让的一种表现。再如王昶《诫子书》言：“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王昶告诫子孙为人处世应当谦逊、不自负，避免因争强好胜而引起祸端。李暠在《手令诫诸子》中亦告诫其子孙“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富贵而不骄是最难的事，要时刻修炼此心，“勿忘须臾”。谦让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知足，这一点从王昶《诫子书》中可以窥见一二，“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人生在世，若不知足不仅会导致灾祸的到来，甚至连之前所得到的也会失去。因此王昶希望子孙懂得知足的道理，少贪欲，知进退，避免受困辱灾祸的牵累。可以说，魏晋家训中为人处世之道既要保持态度上的谦让恭敬，在行为上也应当谨言慎行。嵇康《家诫》：“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他告诉儿子君子的态度能通过语言显示出来，而论是非的言论则会带来麻烦，一定要谨言慎行。李暠《手令诫诸子》曰：“节酒慎言，喜怒必思。”因为在魏晋时期，酒文化盛行，所以李暠告诫儿子饮酒要有所节制，言语应当谨慎。魏晋士人通过自己的体会和所见所闻教导子孙后辈只有“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才能避免陷入被人怨恨或责备的困境，才是乱世中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

　　三、以孝治为核心的承家治国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家族与家族之间存在着政治斗争和利益纠纷，而家族成员之间又荣辱与共、福祸相依，所以魏晋士人非常注重家族门风的建设，对子孙后辈的培养。因为在政治团体的斗争之中，个体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随时都可能成为政治牺牲品。魏晋士人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到只有家族的兴旺壮大，才能在这乱世之中为家族成员提供保全之法。关于如何接续继承和治理家族，王昶在《诫子书》中给子孙传递了一种观念，即“治家有二患：积财不能散和积财豪奢”，推崇“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的境界。他认为“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告诫子孙要通过孝敬、仁义使家族安定长久，名声显扬在外。《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孝”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文中认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治理家族内部亦是如此。因为魏晋时期家族势力的兴盛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孝”成为任人选官的一个重要考察指标，所以此时期的家训也多会教导子孙后辈重孝敬之行，传承祖先贤德操守，继承家族门风传统，从而能够入朝为官，进而保全家族荣誉。“孝”从殷商发展至魏晋时期，其内涵也在不断增加，从最开始的奉养父母、祭祀祖先逐渐丰富为孝顺父母、兄弟怡怡、以显父母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期面对政权争夺、生死无常的社会现实，士人对生死的体认逐渐深刻，贵生保身也成为他们的主流观念，也是孝的一个条目。当然，此种观念也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全身体，珍惜生命，才能奉养父母，并使父母安心。所以能够保重自身生命是孝的前提和条件。王昶在《诫子书》中也提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所谓“宝身全行”就是告诫子孙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外于身的功名利禄都是建立在自身生命的保全。

　　从魏晋家训中也可看到魏晋时期统治者如何教导其子孙治理国家，首先统治者希望继承人能够培养提高自身德性，以德服人，如此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刘备在去世时告诫其子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还有《张严程阚薛传》中记载了张紘曾谏孙权要“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他认为统治者要克制个人情感和欲望，追求道义和公正，割舍私欲。张紘对统治者“抑情损欲”的“克己”劝谏显然属于儒家的道德教化范畴。其次，告诫子孙任人选贤时，要选择持守孝敬之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在《手令诫诸子》中李暠让诸子治理国家要“远佞谀，近忠正”；西晋齐王司马攸向太子进谏也说，“夫亲仁者功成，迩侫者国倾。故保相之才，必择贤明。……辅弼不忠，祸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丧乃邦。”这些都是认为治理国家任才选人时选择贤明中正之臣，忠心之人，而要远离奸佞不忠的小人，如此才能稳固国家的统治，避免国家倾覆的祸端。

　　总而论之，尽管魏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魏晋士人也大倡老庄思想，但是在魏晋家训中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儒家伦理思想，且其教化功能显著，大部分也都被子孙后辈所践行。若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看，有学者认为魏晋家族用家训的方式守住了儒家规范的底线，其书写与其时代思潮相结合，将儒家思想中的“孝”“仁”“忠”等思想与道家思想相结合，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造，使得更贴合时代的需要，让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世俗化、时代化、具体化，自上而下，融入广大世族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之中，代代传承，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底蕴。当然，儒家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夫妇和睦”“兄弟怡怡”“朋友有信”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对培养个人品德、形成优良家风、塑造社会风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柳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