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500岁的中国大运河是许多城市的“原点”，凝结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运河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何以承载半部华夏史？7月2日—3日是“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河南主题日，大河网学术中原邀约专家学者， 聚焦大运河的历史知识、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推出关于大运河的理论科普。今天推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乔的文章《隋唐大运河上大型转运漕仓黎阳仓的修建》。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用途日益广泛，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漕仓作为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物资存储、转运、供给等任务，在保证市场供给、平抑物价、赈灾，以及支撑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历代王朝对于漕仓的选址都非常慎重。在隋初所置的四座大型漕仓中，隋文帝选择在远离都城，又位于黄河以北的黎阳修建漕仓，既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有关，也与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有密切关系。

一、粮食短缺的现实需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隋都长安地处关中，缺粮问题由来已久，自汉代开始便屡有关中饥民就食外地。随着周、隋两代“实关中”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凸显。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愈多，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仅仅依靠关中地区的土地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山东的粮食、物资调运至京师，才能解决关中粮食紧缺问题。为此，隋文帝决定开凿漕渠。

隋初主要是利用黄河、渭水等天然河流进行漕运的。大兴城至潼关间旧有汉代漕渠，但因年久失修，京城向东只能靠渭河天然河道水运，由于河宽水浅，泥沙又多，漕舟往来困难，隋文帝任命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开通漕渠，“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漕渠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京师粮食的运输问题，又使沿渠两岸百姓得到灌溉的实惠，因此被称为“富民渠”。但因工期紧张，渠道窄浅，漕运能力有限，“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隋文帝命宇文恺再次开凿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广通渠的开通，大大提高了漕运能力。

但横亘在黄河里的中砥柱，给隋文帝又出了一道难题。关于黄河砥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是这样描述的：“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为解决黄河中砥柱险阻，调动丁夫运粮积极性，隋朝出台政策，对将漕米从洛阳顺利运抵砥柱之西常平仓的丁夫，予以免除徭役的奖励，“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新政出台后，漕运能力得到了一定提高。

粮食储存难是摆在隋文帝面前的又一难题。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廪空虚，难以满足京城需要，分别在卫州、洛州、陕州、华州，设立黎阳、河阳、常平、广通等四大转运仓。这些漕仓都设置在位置重要的地区，便利运输，“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四大漕仓有着各自的吸引范围，其中黎阳仓主要依靠河北运河吸收仓粮，以河北地区为吸引范围，其虽然在卫州境内，但并不归卫州管辖，清嘉庆《浚县志》就说：“黎阳仓与洛口并重，此非一邑之仓，天下之仓也。”

二、修建粮仓的历史基础

中国仓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使用窖穴储藏粮食。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仓储就出现在今浚县境内。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浚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有人类居住，境内大赉店、鹿台等仰韶至商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质镰、刀、铲农具表明，商周以前该区域农业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殷商时期，青铜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加之对水资源的利用，浚县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最早的粮仓巨桥仓出现在这一地区，说明该地粮食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已有充足的粮食积蓄。宋高承《事物纪原·仓名》曰：“仓所以贮国储也。商有巨桥，汉有成皋、敖仓及常平，隋有黎阳……武王发巨桥之粟，孔安国以为纣所积之仓也。”这说明殷商时期的巨桥仓就是中国最早的粮仓。

关于巨桥仓的位置，明正德元年（1506年）《大名府志》载：“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商纣积粟之所。”明代学者何乔远也认为巨桥在浚县西，“鹿台、巨桥，皆在是县（浚县）之西”。明嘉靖《河南通志》认为，淇县东北吴里社即为殷纣聚敛粮食之所，和周武王克殷后散粟赈济灾民之地，“巨桥，在淇县东北吴里社，殷纣王于此置仓以积粟。按，《周书》‘发巨桥之粟’，即此地也”。实际上，浚县、淇县两说中，巨桥仓实为一地。顺治《淇县志》就说，巨桥仓原属淇县，行政区划调整后归入浚县：“巨桥，在县东北二十里，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按，《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今其地亦割入浚版矣。”清初曾参与修纂《河南通志》的汪价也认为，巨桥在浚县境内：“巨桥，在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今其地已割入浚版矣。”

从《史记》“盈巨桥之粟”引许慎曰“巨桥水之大桥，有漕粟也”来看，巨桥仓具有漕运仓储的性质。史念海根据许慎的说法，推测巨桥仓之“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的推过来的。巨桥仓正是利用了便利的水路运输粮食并加以存储，为商王朝的政权维持、军需开支、都城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最早的漕运仓储，对秦汉、隋唐时期的漕运与仓储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毫无疑问对黎阳仓的设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嘉庆《浚县志》称“巨桥为黎阳仓之滥觞”。

东汉末年，袁绍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储藏粮食。《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云：“（黎阳仓城），在（黎阳）县西南隅，袁绍聚粟之所。”曹操修建以邺城为中心的南通黄河，北达边塞的漕运系统使得黎阳仓吸收河北地区仓粮的能力大大加强，为黎阳仓的设置奠定了粮食储备的基础。北魏时，河北十三州已经成为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已得到普遍认可。隋统一全国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地区农业迅速发展，就连河北的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幽蓟桑叶暗川原”的景象。隋文帝重视粮食储备，广建粮仓，由于粮食连年增产，开皇十二年时，因国家府库皆满而消减赋役，诏令：“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因此，黎阳仓在隋代粮食储备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书·食货志》描述了开皇时期包括河北在内全国物资运送京师的繁忙景象：“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三、水路发达的交通优势

古代浚县水源丰富，境内有黄河、淇水、卫河等河流，水路交通发达。东汉建安九年（204）正月，曹操为北征邺城的袁绍，曾修建白沟水利工程以兴漕运，“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从《水经注·淇水》“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的记载可以看出，曹操是依靠大枋木筑堰堵水的方法，来增加白沟水量，保证白沟具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淇水被拦截后的水流从白沟下游与清水连接，船舶可循白沟进入洹水，即今天的安阳河，到达邺城。正是依靠白沟的军粮运输，曹操顺利拿下邺城。在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以邺城为根据地，多次通过白沟水行南下，曹丕随父自邺城南征，曾写有《于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诗。在修缮白沟、建造堰枋的同时，曹操还在黄河以北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等水利工程，将黄河、海河、滦河连成互为贯通的水路交通网，沟通了睢阳渠与河北诸渠的联系，大量黄河以南的物资得以通过睢阳渠、黄河、淇水、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运往北方，满足邺都消费及军事需求。

曹操使用大枋木筑堰堵水的地方被称为枋头，位于今浚县新镇西枋城村东北一带。在将淇水引入白沟、实现漕运之后，由于枋头在控扼白沟水运上的重要战略地位，随即发展为一个重要城市和军事重镇，成为黄河北侧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称枋头城。此后，围绕枋头城发生了众多战争。如，永嘉六年（312），后赵石勒与晋朝将领向冰为争夺枋头发生激烈战争，“勒使支雄、孔苌自文石津缚筏潜渡，取其（向冰军）船。勒引兵自棘津济河，击冰，大破之，尽得其资储，军势复振，遂长驱至邺”。石勒夺取枋头后，向北夺取邺城，并最后建立后赵政权。东晋太和四年（369），大司马桓温率领大军北伐前燕，循白沟北上，渡文石津次于枋头。前秦苻坚率师助前燕，大败桓温于枋头。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沟—清河一线作为水路要道，屡有修缮，但因北人擅长陆路运输，不喜水上运输，因而北方运河时通时阻，加之战争、水患及政权更迭等原因，隋朝初年已被弃用。尽管已经湮塞，原来的水道依然存在，只要稍加疏浚便可通航。隋大业四年（608），从增大北方漕运能力和北征高丽的需要出发，隋炀帝征发广大民众，在曹操所疏白沟故道的基础上开挖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从《元和郡县图志》魏州馆陶县下“白沟水，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亦名御河”，及相州内黄县下“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两条记载来看，永济渠就是在曹魏时期的白沟等旧有水道基础上开挖出来的。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其（大伾山）北麓为黎阳仓，自隋至唐宋，皆置仓于此，即仓城故址也”。将黎阳仓设置在黄河、永济渠之间的大伾山北麓，毫无疑问与此地具有极为便利的交通以及转运条件有关。

四、战略要地的优越区位

虽然隋文帝设置黎阳仓主要是为了转运山东粮食进入关中，但也有辅助经略河北的想法，“黎阳仓的选址、建筑、布局都有军事预设的色彩”。黎阳仓所在的卫州，东魏时为义州，后周改为卫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再改为汲郡。黎阳仓所在黎阳县为汲郡所领八县之一。隋时，黎阳襟山带河，黄河横贯境内，是黄河南北间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黄河折弯下游的黎阳津，更是历来兵家的必争战略要地，“黎阳汉以来尝置兵监，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唐咸列重镇焉”。东汉至北齐，围绕黎阳的战事不断，《读史方舆纪要》列举与黎阳津有关的战事就有：

后汉初平二年，袁绍并河北军于黎阳。建安四年，袁绍谋攻许，曹操闻之，进军黎阳。继而操屯官渡，绍军黎阳，遣兵围白马，为操所败。操军还，绍渡河追之。五年，绍为操所败，走至黎阳北岸。七年，绍殁。袁谭屯黎阳，操自官渡渡河攻谭，败之。晋太元十七年，慕容垂攻翟钊，军黎阳，临河欲济，钊列兵南岸以拒之。垂移营就西津，去黎阳西四十里，为牛皮船佯渡，钊亟引兵趣西津，垂潜遣慕容镇自黎阳津夜济，营于河南。钊还攻镇，不能拔。慕容农遂自西津济，夹击钊，钊大败。隆安初，慕容德自邺徙滑台，至黎阳津，冰合夜济，因改为天桥津。二年，慕容宝以兰汗等作乱，自龙城南奔至蓟，间道至邺。南至黎阳，伏于河西，欲赴慕容德于滑台。闻德已称制，惧而北走。……东魏武定六年，高澄南临黎阳，自虎牢济河至洛阳。高齐河清二年，自虎牢至滑台，如黎阳，还邺。武平四年，以陈人克淮南，命于黎阳临河筑城戍。

考古发掘证实，隋代黎阳仓位于今河南省浚县城关镇的大伾山北麓。大伾山，又名东山，“南荫黄河，左覆金城”，“峰巘秀拔，若倚屏障”，是黎阳城的重要屏障，而且漕仓修筑在大伾山上具有易守难攻的形势，是潜在的军事要塞。黎阳仓东临黄河故道，东北距黎阳城遗址约1公里，西距卫河（永济渠）约1.5公里，并自有巨大的仓城。考古报告显示，黎阳仓仓城系依山而建，其东、西及北面均留有夯土筑成的仓城城墙遗迹，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约300余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残宽5.5米，东墙东侧有护城壕，宽3.9米。

到隋炀帝开通永济渠后，黎阳仓因西靠永济渠，东临黄河，水运便利，又有高大的仓城为屏障，军事功能更加明显，特别是对高句丽战争发动后，包括来自江南以及中原地区的漕粮都要储备于此，然后北运，成为隋炀帝东征辽东的粮食和军用物资供给基地。大业七年（611），“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次年“八月，敕运黎阳、洛阳、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隋末群雄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等也都看重了黎阳仓的军事地位，把夺取黎阳仓作为战略目标。大业九年（613），杨玄感反隋，乃先据黎阳仓以为经济凭借。大业十三年（618），“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勣给李密出主意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于是，李密派徐世勣率五千人攻取黎阳仓，开仓放粮，兵力迅速得以增强，“兵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宇文化及于江都发动兵变，弑炀帝于彭城阁，后率众欲入关中，因粮食缺乏，“乃图北取黎阳仓，从白马津而渡”。李密深知黎阳仓重要，闻听宇文化及渡河来攻黎阳仓，“乃分兵遣别将徐世勣等屯黎阳拒守”，确保黎阳仓不失。隋末群雄对黎阳仓的争夺，无疑看重的就是黎阳仓交通要冲的战略地位。因此，《浚县志·兵防考》曰：“隋置仓廒，不惟近都近水，亦资兵卫也，故李密、王世充等争之。”

五、宜于置仓的自然环境

我国早期贮存粮食大都使用地窖，新郑裴李岗，郑州大河村，密县莪沟、马良沟，巩义铁生沟，陕州庙底沟，渑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等中原地区先秦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储粮的地窖，有的窖穴中还有碳化的小麦和粟。从考古发现来看，直到隋唐时期，地下储粮仍然是贮藏粮食的最重要方式。

相较于地上粮仓，地下仓窖具有结构简单，建造容易，投资少，维护成本较低的优势，以及具有防风雨、防鼠雀、防水火、防盗贼等优良性能，适合粮食的长期安全储存。元朝王祯就认为“深藏胜仓庾”，他在《农书》中说：“夫穴地为窖，小可数斛，大至数百斛，先投柴棘，烧令其土焦燥，然后周以糠稳，贮粟于内，五谷之中，惟粟耐陈，可历远年。……既无风雨、雀鼠之耗，又无水火、盗贼之虑，虽箧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诗云：作窖良有法，贮谷期不腐；焦确拟陶炉，穰籺亲壤土。厚瘗防水潦，深藏胜仓庾。”

此外，地下仓窖主要部分均在地面以下，在战乱火灾等天灾人祸事件中不容易被破坏，也是地下粮仓的优势。黎阳仓在历次战争中，尤其是隋末战乱时期都是争夺的焦点，但都完好地保存下来，直到北宋末年仍在使用，张舜民《画墁录》曰：“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布一山之上。”北宋政和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黎阳仓逐渐被废弃。明正德《大名府志》载：“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

但地窖储粮也有一些缺陷，地下潮湿容易使粮食发霉变质就是其中之一。在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粮食储存技术还不能有效解决防潮问题的情况下，选在地势较高、土质干燥的地方修建粮仓是重要措施。从天一阁所藏明抄本宋代《天圣令》中复原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仓库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对于地下仓窖的选址是有着严格要求的，《仓库令》第一条规定：“诸仓窖，皆于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空地不得种莳。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大概意思是说，粮仓应当建立在地势较高并且相对干燥的地方，还要在仓窖旁边开挖沟渠以便排水，仓窖周围空地上不得种植任何植物。地势低下且潮湿的地方是不适宜建造地窖的。宋令也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除规定仓窖周围种植榆、柳等树木，使形成树荫，与唐令有别外，其他内容均与唐令一致，也强调仓窖要选在“高燥”之地。所谓高燥，就是指地势较高，而干燥的地方。直到明清时期，还强调粮仓选址要在高燥之处，以防粮食发霉变质。王士禛《手镜录》曰：“常平仓米谷盛贮，须择高燥爽垲之地，以防浥烂。”阎敬铭《请兴办新疆屯田疏》云：“其余剩粮石择拣高燥之地，建仓存储，以免霉烂。”

黎阳仓所在大伾山北麓地势较为高亢，土质干燥纯净，完全满足仓窖选址对水文、地质条件的要求。主持黎阳仓遗址发掘的刘海旺在谈及黎阳仓的选址时说：“古代粮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选择建在干燥的缓坡地上，还要濒临水运通道，以便大规模集中和转运储藏粮食，仓城的布局也要有总体设计，功能区分布合理。黎阳仓所在的地方，土质为黄土，直立性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后将坑底夯实，窖壁也修整得光滑坚实，然后用火烘烤，除去湿气，再铺设木板、草、糠、席子，也是为了防潮。”

正是由于在漕仓选址时考虑到上述因素，黎阳仓成为收储黄河以北漕粮的国家粮仓，不仅在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在隋朝征伐高丽、赈济灾民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隋朝漕运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