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斐:中国共产党对“五年规划”的认知演进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从国际上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长期坚持不懈地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上,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与探讨中国共产党对“五年规划”的认知探索,既具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计划”认知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建设计划”。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共产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边制定,边修改,边实施”,在制定的过程中还专门派专家前往苏联学习五年计划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五年计划的过程中边摸索,边总结经验,并非对苏联的经验亦步亦趋。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弊端,1956年9月2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全国的计划工作》的报告,他强调,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总体上来看,同我国经济情况的发展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但也认识到计划体制和计划方法存在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多地集中于中央,地方的权限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因而提出给地方较大的灵活性,发挥各地方和各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在计划体制上也初步地提出要实行分级管理,分为三个层级,一是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统一下达;二是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因事、因地制宜地自行平衡和安排,同时应报国务院备案,以便经过综合,纳入国家计划;三是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
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对五年计划的探索,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代表着中国共产党虽以苏为师,但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五年计划的制定中,不断地摸索、总结经验。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虽然实施五年计划在过去的中国大地上是没有过实践的,但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一五”计划原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目标为8.6%,到1957年底时实际增长了10.9%,超额完成了经济计划。“一五”计划的广泛宣传,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增产节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是“一五”计划顺利并超额完成的“催化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由于国际冷战格局对峙,国际局势的紧张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中共八大上探索和总结五年计划的经验没有坚持下来,再加之国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主要关系比例失调,“二五”计划的经济目标定得过高,无法完成。为此,在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党中央及时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同时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国民经济在1962年底开始明显好转。“二五”计划时期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交通建设和医疗卫生领域,宝成铁路(全长668.5公里)、兰新铁路(全长1315公里)、鹰厦铁路(全长698公里)、包兰铁路(全长1000公里)、黔桂铁路(全长605公里)等西北、西南地区的铁路先后建成;医疗卫生领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麻风病、血吸虫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1963年至1965年没有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是恢复和调整时期。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在这一时期,由于“文革”,先是放弃了五年计划制度化、规范化的尝试,从1969年起形势相对稳定,“三五”计划建设得到迅速恢复,相继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湘渝铁路等西南地区铁路,建设了丹江口、葛洲坝、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这一时期布局的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工业空间布局情况,让西南、西北地区有了工业的建设。同时,国防科技成果显著,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均在“三五”计划时期发射成功。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并没有正式制定,只是一个草案,仍延续了“三五”计划的备战思路,计划目标定得过高,并未实现。但经济等各方面开始整顿,社会主义建设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领域开始破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恢复,中美、中日、中英等大国外交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
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并探索自己五年计划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计划”的认知更多重视的是计划经济指标,以及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计划”认知在这一时期并不成熟。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计划”认知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没有单独制定,而是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后的一个五年计划,指导思想不断变化,经历了多次修改。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到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活力逐渐恢复和释放,五年计划也开始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
从“六五”计划(1981—1985年)开始到“十五”计划(2001—2005年)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五年计划制定的理念逐渐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其制定和实施机制日益成熟。
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五年计划,也是继“一五”计划之后第二个完整的、符合程序的、正式公布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影响,重新重视商品经济的关系,肯定了多种经济形式,对地方给予了更多的权力、活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城乡人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安排城镇就业劳动力达到3500多万人。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中共中央进一步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力,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企业的活力进一步增强,逐渐形成了全国开放的格局,对五年计划的认知更为成熟。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逐渐找到了平衡,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发展。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工业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所有制结构取得重大进展。祖国的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外贸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上升至第三位,国内生产总值由“九五”期末的世界第六位上升为世界第四位,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
从“五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计划”的认知理念逐渐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等有了更科学的认识,“计划”更多是手段和杠杆,而并非结果和指标。
三、中国共产党五年规划时期的“规划”认知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2006—2010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标志着五年规划事业完全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体现了规划思想的转变,从具体的计划转向宏观的指导和规划,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由“十五”期末的世界第四位跃升至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五大方面进行了宏观的规划。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2011—2015年),五年规划进一步从顶层设计上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期(2016—2020年),首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布局,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对实践的新要求,反映了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对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方向的引领。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2021—2025),在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规划事业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从“五年计划”到“五年规划”的转变与延续,并非简单的名词变化和概念演进,而是中国共产党对五年规划事业的认知变化,一部五年规划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史,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不断成熟。
【作者:赵斐,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本文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校级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历次五年规划研究》(项目编号:ZX202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