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500岁的中国大运河是许多城市的“原点”，凝结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运河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何以承载半部华夏史？7月2日—3日是“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河南主题日，大河网学术中原邀约专家学者， 聚焦大运河的历史知识、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推出关于大运河的理论科普。今天推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研究员魏淑民的文章《隋唐大运河视野下的政治文化与中原古都》。

大运河虽然主要是为运输粮食等各类战略物资服务，并促进了沿线区域商贸的繁荣，本质上却是政治形势的产物，是历代王朝政治鼎革兴衰和大一统局面不断巩固的历史见证，更是古都文化生成的直接推手。

一、运河与王朝政治的兴衰

运河是王朝政治中心的生命线。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都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往往是分离的。政治中心所在的国都往往是最大的消费性城市，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宫女宦官、军兵仆役及游食之徒云集，而京畿物产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奢华需求，正所谓“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克用”，故而，往往需要从经济中心所在地转输大量物资，在古代中国交通条件之下，长距离、大规模的物资运输以水路最为便捷、经济。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天然河流因此多东西走向，需要开挖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因此运河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一国之都的生命线、给养线。

运河是建立、巩固王朝统治而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方式单一，大运河在南北交通运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控制了大运河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命脉。连南贯北的大运河关乎历代王朝的政治局势。隋唐以后运河之开凿与疏浚，更是围绕巩固、强化皇权统治展开。由于运河区域多处于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中心地位，经常成为历代皇朝着力争夺、控制的要地。同样，在王朝鼎革之际，运河区域发生的大量斗争（包括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往往数量最多而且程度激烈。质而言之，大运河是维系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

运河是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多集中于政治较为清明、国家相对富强时期，运河也对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兴盛繁荣发挥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国家政治腐败、积贫积弱时期，则少有开凿运河的壮举，而且前代已有之运河也多难以正常运转，甚至时有湮废。因此，中国古代运河不仅是关乎物资运输事宜、经济事宜，更是关系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是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

运河与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递嬗沿革息息相关。运河是联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桥梁和纽带，它们的区域空间转移往往决定着运河的走向与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变迁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春秋至隋朝是第一个阶段，运河多密布于中原一带，呈东西走向，而且其他区域的运道也多指向中原展开；继之，隋唐两宋时期。隋代以东都洛阳为中心，首次形成了辐射西北、东北以及东南等区域的全国性运河网络体系，是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运河”。唐宋两代基本沿用隋代运河，然而不同航段的命运却有所变化。唐宋尤其是北宋时期汴河受到高度重视，殆至北宋亡国、偏安临安（今杭州）后，汴河风光不再，多有淤塞。最后一个阶段是元明清时期，长期定都北京，离开了王朝政治长期徘徊、拉锯的东西轴线（从长安逐渐东移至洛阳、开封），经济中心继续南移，原有运河路线无法满足漕运需求，截弯取直、连南贯北的京杭大运河应运而生。

二、运河与大一统的巩固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的每次开凿和延伸，均极大促进了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推动了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大一统局面得以生成并不断强化。同时，密切了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与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除了有形的物资运输功能，运河文化更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生成。在中国历史上，因地理环境、经济水平以及生活习俗不同，长期以来存在着文化的多元化。而兼具开放性和凝聚性的运河文化，不仅加强了全国范围内中原地区与齐鲁地区、华北地区、江南地区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与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等各个区域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

河南大运河是自古以来中国大一统思想与观念的印证。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608），“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隋炀帝开永济渠的直接目的，是在通济渠已经开通、江南财赋可直达东都洛阳的前提下，为北上辽东征高丽做准备。隋唐大运河的确承担了这样的使命，隋唐两代用兵东北均倚重于此，隋唐大运河对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运河的主要职能是漕运粮食、军资和赋税、官盐等重要物资至隋唐东都，或至运河沿线的黎阳仓、洛口仓、含嘉仓、回洛仓等国家战略仓储地。作为庞大农业帝国的生命线，大运河在隋唐宋第一次大贯通时期，曾达到最高每年七八百万石的漕运能力，不仅为隋唐东都洛阳、北宋东京开封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也完成了国家的战略储备，对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鼎盛局面的形成，对维系国家的繁荣昌盛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运河与古都文化的生成

大运河体系虽因政治军事需要而生、围绕政治中心展开，同时也是古都兴衰、古都文化生成的重要推手。中国八大古几乎都分布在大运河沿线，城市布局、民风民俗多有明显的运河烙印。就隋唐大运河而言，洛阳、开封当属典型代表。

（一）大运河与十三朝古都洛阳

十三朝古都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核心。隋唐大运河因东都洛阳而生，同时也对洛阳以及后来北宋首都开封的都城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隋唐洛阳城开创了“洛水贯都”、漕渠穿城的运河都城格局，城内渠道如网，处处通漕，漕运物资经由漕渠可以直接到达含嘉仓和三市。洛水穿越全城东西，洛水之上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沟通两岸，加上瀍水、伊水，漕渠纵横，使得洛阳交通方便快捷，成为四方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城内通远（北市）、丰都（南市）和大同（西市）三个集市均设有码头，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船，“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塞满”。其中丰都市最大、最繁华，有12个出入口，临市店铺达400余家，“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漕运和陆路交通的便利，使东都洛阳的工商业更加繁荣，经济更加发达，商品琳琅满目、堆积如山。来自丝绸之路的西域胡人和沿运河自海上而来的外国商人、使者，常见于洛阳街头。史书中关于“船车贾贩，周于四方”的记载，就是当时洛阳航运发达的真实写照。江南粮棉、海外珍玩及其他商品，均可通过漕运直接输入洛阳或长安。来自国内外的使者、商贾、游人等也无不以洛阳为其首要目的地，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古都洛阳既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东汉初年班超对西域的经营，使得中断半个世纪之久的丝绸之路不仅再次畅通，而且进一步向西延伸。由此，洛阳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城内云集了不少西域诸国的使节和商人，西域乌孙、龟兹、疏勒、大宛、莎车、于阗等国的王子甚至以质子身份长居洛阳。东汉时期奉命出使大秦的甘英，经由丝绸之路虽然没有到达目的地，大秦的使团却于永元十二年（100）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洛阳，开启了中国与欧洲的直接交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正式交往也始于东汉，海上丝绸之路日渐活跃。柬埔寨、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使团先后到达洛阳进献礼物。洛阳对日本的影响更为深远，光武帝时赐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曹魏、西晋以至隋唐，不断有日本使团来到洛阳朝贡，将方方面面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带回日本国内。

隋以后的各个朝代，从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出发，相继使用并维持了大运河的航运功能。1289年，在著名天文、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的主持下，元朝开始了对大运河裁弯取直的大改道，改道后由杭州到北京无须绕道洛阳，漕船可由江南直达大都。由于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自元代起洛阳乃至河南境内的运河使用量逐年减少，逐渐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加之后来的黄河水患，至明代末期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已辉煌不再，基本失去了运输功能，空余运河遗迹供后人凭吊。

（二）汴河与八朝古都开封

开封位于江淮和洛阳、长安之间，是隋唐大运河的必经之地。运河中段通济渠系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来，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运河最主要的河段。隋朝开封又称汴州，位于汴河北岸，系隋王朝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沟通江淮的东大门，由于汴河之利，当时的汴州很快成了南北物资的汇聚之地。初唐时期通济渠更名广济渠，开封一带仍称汴河，系南来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经之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日益成为大唐王朝的生命航线，开封仍居汴河要冲，交通枢纽地位愈加凸显，被誉为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是两京之外规模最大的城池，也是文人墨客趋游之地。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开封从此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取代了自西周、秦汉以来长安、洛阳的都城地位，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古代都城“东渐北移”的一个重要节点。自东南沿海至开封，皆一马平川，江南物资通过运河运到开封相对方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东京（开封）以城内的相国寺桥为界，以东汴河上的桥梁皆如《清明上河图》所绘“虹桥”之制，形似飞虹，单孔无柱，可通大型舟楫，而自相国寺桥以西如州桥等则均为平桥。

北宋王朝为整治漕运，将当时开封周围的河流进行疏通整治。当时的开封被称为“四水贯都”，是为开放式运河都城的典型代表。所谓四水，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据时人记载，“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有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河上有桥十一。……中曰汴河，河上有桥十三。……东北曰五丈河……河上有桥五。西北曰金水河……河上有桥三”，它们环绕或者穿过开封城，使得城内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全国南北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集中到这里。其中汴河自然更加重要，几乎半个南中国的物资都由此河运来。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汴水横亘（东京城），首承大河（今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东京城之所以能成为“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更是与汴河漕运休戚相关，当时的汴河几乎是北宋王朝“建国之本”。

由于天下财物皆从汴河而来，使得北宋都城汴京的商业发展极为繁荣，汴河沿岸的商业气息更加浓郁，粮仓、码头、桥市、草市比比皆是，馆驿、茶楼、酒肆也多沿汴河岸边徐徐展开。东京城中由于汴河而出现的河市，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坊市壁垒，而且还突破了古代城市对时间的限制，例如位于东京城中心汴河岸边的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传统坊市制度下古代城市中的“宵禁”制度已不见踪影，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成为世界历史上一座著名的不夜城。总之，唐、宋之际的开封，先是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的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了过去“街坊”的结构。

北宋灭亡后，受战火影响汴河作用大减。靖康之后，“汴河上游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后来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汴河从此被双方分占。绍兴四年（1134），宋高宗为了“务要不通敌船”，下令开决汴河，并烧毁所流经地区的汴河诸堰。随着汴河的断流和废弃，金代之后开封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其作为主要都城的历史也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