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对比分析相关学者关于考古学概念定义的基础上，梳理出学界将“实物”作为考古学本质特征的共识。通过对1921年前后，学界将金石学作为考古学组成部分的共识，分析从金石学到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基因，得出了古代遗存即“实物”的研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结论。进而提出中国考古学史是由传统考古学、近代考古学与现代考古学三个阶段组成的观点。

　　关键词：考古；金石；考古学史

　　考古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1］。中国考古学已经经历了若干个发展的阶段［2］，然而时至今日有关考古学史，尤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考古学的研究中没有专门从事考古学史研究的队伍，没有系统地对考古学的本质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没有完整地阐释从古到今，中国考古学史的主要核心链条，没有讲清楚中国考古学和外国考古学的关系。考古学似乎是一个“天外来客”，似乎成为了无源之水。在隆重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这些问题如果说不清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派的建设，将无从谈起。本文提出中国考古学史的三阶段论，期望引起学术界对考古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认知。

　　一、从中国考古学的概念讨论中国考古学的本质

　　中国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史前考古学更多地借助地质学的方法研究考古对象反映的历史，历史考古学更多地利用文献对考古对象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进行解读。但从两者的内在逻辑来研究考古学的定义，学术界还是有共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实践在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考古界对“考古学”的权威认知。夏鼐、王仲殊提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他们在讨论考古学内涵时，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这一名词有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的历史知识，有时还可延申为记述这种知识的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考古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的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3］。在这里，所强调的核心是“实物”，最终目的是“研究历史”。学术界关于考古学定义的讨论，还有若干近似的认知。如安志敏认为，“考古学是以人类活动及其遗迹、实物作为研究的对象，统属于人类过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范畴”［4］。张忠培则强调，“考古学是研究古代遗存及其呈现的时、空差异矛盾，并据此揭示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历史科学”［5］。这里特别强调了考古学的“历史属性”。王巍认为，“考古学是以古代人们生活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去研究历史的”［6］。王先胜在谈到考古学定义时，也谈到“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土的人类文化遗存及其他相关出土文物来研究人类活动与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7］。以上讨论，“遗迹、实物”“实物遗存”及“遗存”“文物”，应该是前述“实物”的外衍，也仍然是考古学的核心。在考古学最终目的的认知上，仍然是“研究历史”，或属于“历史和文化的范畴”，以及“研究人类活动与社会历史”。张光直接受过传统的历史学和西方的考古学训练，他对中国考古学所特有的历史情结，体会至深。他说，“只有中国才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中国古代的礼器种类繁多，名目复杂，有些名称就铸在铜器上，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古代文献里”［8］。所以，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历史文献的作用不言而喻，考古学的证史与补史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至于学界对“考古学”概念的进一步认识，赵春青认为，“考古学是一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基础，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等考古学方法和相关学科的其他科学方法，研究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以及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9］。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考古学的方法，但落脚点仍然是“古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就是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性始终是存在的。曹兵武也强调，“考古学是一门通过调查、发掘和分析人类古代遗存认识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历程的科学”［10］。这里也是强调了“调查”与“发掘”的手段，研究的对象是“古代遗存”。考古学与历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过“实物”还是通过“文献”，而“研究历史”作为最终目标的本质属性始终没有改变。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都是研究历史，这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大背景下两者的共同点。历史学是依托文献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则是依托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实物”来研究历史。这个“实物”包括了地下“出土的器物”，也包括了古代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实际上考古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也就是最早考古定义中的“实物”。在通常的条件下，我们称之为“考古遗存”。通过对这些“无字天书”的研究，对古代历史进行一定的复原和解读。这样，我们再回头解读开头的命题，“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就是通过一定的科学手段，对古代人们所遗留的遗存（遗物和遗迹）进行研究，以尽可能复原历史为目标的一门学科”［11］。考古学的本质就是“实物”，以“实物”为线索，来探索为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的最初形态、考古学的演变轨迹、考古学的发展规律，从而探寻决定考古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因所在。

　　二、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基因”联系

　　（一）

　　考古学与金石学：从共识到争议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不但在中国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也让传统的古物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考古学（也即狭义的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初期，始终是学界的关注热点。

　　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就是中国考古学源远流长。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考古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始自北宋时期［12］。梁启超也明显地意识到，现代的考古学与传统的考古学相比，有了更为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发掘”，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进步”。在这里“发掘本身”就是科学考古的基本方法，也是传统考古学走向现代考古学的本质变化。而在器物研究的方法上，除了文字考释，以及纹饰的变化外，还有对材料质地与色泽的研究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利用到历史上去”［13］。傅斯年作为“史语所”的掌门人，在组建中国第一个考古机构的时候，十分清楚新旧考古的异同，但他仍将这一种以“人类文化”作标准的学问与宋代以来的金石学放在一块，反映了他与他那个时代的精英对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内在联系有着高度的认同。1929年，蔡元培在《安阳考古报告》（第一期）的“序言”中说，“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个新学问，宋朝人的中国古代文字器物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14］。反映他们对北宋开启的金石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种在当时的学界共识，成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史专著的主流观点，并将这种学术源头更向前进行了延展。1933年，卫聚贤在他的《中国考古小史》［15］，明确将中国考古史分为宝贵期（春秋战国）、祥瑞期（汉唐）、研究期（宋至近代）、发掘期。他在1937年的《中国考古学史》［16］，依然从东周讲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反映了他对金石学源头的认知。阎文儒在其后若干年讲授《中国考古学史》［17］，他也从东周的发现讲起，反映了学界对金石学源头的探索与收获。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国金石学刚刚与西方考古学接轨，在研究者的眼中，两者虽然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本质上金石学与考古学是一回事。

　　以上相关学者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不过他们似乎都不是专门的考古学者。但是，在同时代中被后人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过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人类学博士，他受命担任了“史语所”的考古组组长，并长期主持殷墟发掘。他在为《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说，“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最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要没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种殷勤，清代小学的研究，就不会有那种朴实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适在清代古文学隆兴之后，两相衔接，中国的一切旧学，因此就辟出来一个新的途径。由此而注意发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资料，只是向前进一步的事，可谓一种应有的趋势。再加以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化的考古就应运而生了”［18］。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中国考古学由传统的积累，而进入到近代的发展，加上自然科学的影响，从而促成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李济不仅具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人类学和考古的训练，应该说他也是中国考古学在重大转折时期的亲历者。他所描述的从宋代开始，直到近代和现代的考古学发展，是个十分自然的过程。只是到后来，他在对金石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多地强调了中国考古学西方源头［19］。这种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国家级考古机构中逐渐形成了权威性的认知，也就是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所强调的“史语所传统”［20］中的核心观点。

　　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仰韶村遗址发掘的标志性意义，在于诞生了中国考古学，还是诞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张忠培认为，“在考古学出现之前，中国已有着传统古老且发育相当完善的金石学。但是，金石学没有发展成考古学，中国的考古学，正像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是从西方传入来的”。他还认为，中国的金石学即使缓慢地发展，由于没有生物学与地质学的发展与传播，也很难转换为考古学。他说，“既然，中国的考古学是自国外引入的，那么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之说，就不切实际了”［21］。这种观点实际上基本否认了金石学与考古学的联系，彻底否定了“金石学是考古学前身的观点”［22］，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由古代和近代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观点［23］，更不可能了。但是，李济的“得意门生”，美籍华裔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有更为深远的看法，他认为“以考古学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标志：一个完成于公元1092年的吕大临的《考古图》，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古器物学的开始；再一个是1920年中国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确认，它揭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研究的序幕”［24］。他将中国考古学分为古器物学、科学考古学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考古学三个方面。他在学术访谈中也特别强调，“金石学历经千年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金石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科学发掘所得，但它的研究有许多合理的成分，所以当考古学从西方传入的时候，金石学的方法就自然转移到考古学中去。还有一点，金石学的分类，是继承史前陶器的分类，换句话说，史前陶器的分类也可从金石学的研究得到启发”［25］。张光直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研究，从国际的视角更能体会中国考古学的优势，“因为他的视野、经历和学识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学者，所以他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往往极其深刻独到”［26］。因此，他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和金石学关系的认识，不得不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了。

　　（二）

　　从考古学本质特征来研究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考古学与金石学关系的认识共有三个层面：第1个层面认为金石学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个层面认为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第3个层面认为考古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考古学诞生后金石学就衰落了。第1个层面的观点，恰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时的亲历者所形成的共识。第2个层面的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相关考古工作者所主要认可的观点。第3个层面的观点，在当代考古学界尤其是史前考古专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争论的核心是，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区别是本质性的还是渐进性的。

　　如果说现代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都是“西方考古”的训练，更倾向于中国考古学的西方传入说。但张光直教授实际上是那一代中国学者中接受美国全套考古学训练，并长期在美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华裔学者。他对中国考古学史观点的坚守，实际上是有着扎实的学术依据的。他认为，“假如没有考古学（即现代考古学），就根本没有中国的史前史，中国的上古史也不完全”。但是，他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指出，“金石学的分类是继承史前陶器的分类，换句话说，史前陶器的分类也可从金石学的研究得到启发。所以中国考古学家在史前陶器的研究上，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金石学的术语和分类进行处理”［27］。从北宋开始的中国考古学的最初阶段古器物学，无论是青铜器的名称和纹饰，都是依据文献进行命名。这些“器物的断代，依据其外观、铭文和纹饰，这些标准当然在古器物学里已经全部得到认可和应用，今天我们也还在这样做，尽管由于宋代以来知识的积累和扩充，使我们对这些标准的应用大大的复杂化了”［28］。中国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应该说青铜器的分类、铭文考证的研究，以及标准器的研究，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研究，在宋代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基本的命名与分类，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从青铜器的命名，借鉴到诸如龙山时代陶器的命名，如陶鬶、陶盉等，这也说明传统考古学实际上对现代考古学中的史前考古学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可以称之为史前考古类型学方面的源头之一。从以上情况我们回头研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他对这种观点长期坚守的用心所在了。

　　如果我们从前述专家们的考古学概念中的核心词汇“实物”，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本质特点，也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基因来看，从北宋开始直到现在，以古代实物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的发展脉络就十分清晰了，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考古研究的方法不断在进行着转化，如果说最早研究的“实物”对象是“金石”即青铜器和石刻，而称之为“金石学”。“随着西方近代考古思想的传播以及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20世纪初）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活动的开展，清朝自乾隆以来的在研究范围方面大大拓宽了的金石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金石学而古器物学而考古学，金石学最终汇入考古学中，成为近代科学考古学的一部分”［29］。实际上，考古、古器物、金石在宋代的著述中都已存在了，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宋仁宗下诏编撰的《皇祐三馆古器图》、赵明诚夫妇的《金石录》，就是这三种名称的代表。从这三部著作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金石、古器物、考古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以金石为代表的“实物”。在这里，“考古”是动词，讲的是研究方法和目的。“金石”“古器物”是名词，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金石”也就是“古器物”，讲的是研究对象。到了清代，除了传统的金石外，各种杂项、货币，甚至甲骨、简牍都纳入了考古的对象，“古器物”更加名符其实了，而“金石”的叫法更具有符号意义。无论是研究的对象的种类有多少，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实物”，只不过在现代考古学阶段，“实物”的概念又有了扩大，除了遗物也包括了遗迹，两者都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实物遗存。考古学就是将古代实物遗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的手段，来达到研究古代历史的目的这样一门科学。找到了“实物遗存”这一考古学基因，就找到了考古学的链条。从古到今，无论实物遗存的内容有何变化，考古的手段方法有何更新扩大，通过实物遗存来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变，中国考古学的前因后果也就脱颖而出了。

　　三、中国考古学史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

　　第一阶段——中国传统考古学（1092年—1898年）

　　中国传统考古学诞生的时间是公元1092年。在这一年，吕大临的《考古图》正式刊行，也标志着传统考古学的开端。

　　吕大临的《考古图》并不是中国第一本金石学著作，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为宋仁宗于1051年下诏编修的《皇祐三馆古器图》，但这部书已失传。欧阳修在担任翰林学士官职时，于1063年完成的《集古录》，这应该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吕大临《考古图》收录青铜器210件，玉器13件，器物有线图、铭文款识、尺寸大小、容量重量以及收藏家与地点。这是一部“现存年代最早的，且真正将古器物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30］。也是中国最早以考古命名的金石学著作。而他的另一部著作《考古图释文》，可以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典［31］。其他还有与之同名者，李公麟所著今已失传的《考古图》。1123年之后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以及两宋之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整理成书的《金石录》。

　　宋代金石学成为中国传统考古学的第一个高峰，其标志是有一批研究金石学的大家，以及一批代表性的成果。据统计，宋代以前的金石学家有156人，辽金元明时期的金石学家318人，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381人［32］。虽然金石的收集和著录早于北宋，但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兴盛于北宋时期，有其一定的原因。从外部的条件来说，有文化政策的诱导影响，人才资源的不断增长。从内部原因来说，有怀疑精神的普遍流行，知识阶层的精神追求和传拓技法的高度发展［33］。金石学研究的核心地区在当时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宋真宗不但组织当时的学者对新出土的铜鼎进行考订，也组织人员对朝廷以及京城重要藏家收藏的金石文物进行著录，所以当时的京城开封也就成了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发祥地［34］。

　　清代金石学是中国传统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据统计，清代的金石学家数量达到1505人，与宋代的381人相比，有了较大的增长［35］。清代的金石学经历了三个阶段，顺康时期的起步阶段，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朱彝尊、戴廷栻等大家，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等。乾嘉时期的发展阶段，有钱大昕、王昶、阮元、翁方纲、孙星衍等大家，有号称“西清四鉴”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以及《宁寿鉴古》等官修金石著作。还有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及孙星衍的《京畿金石考》等。道咸时期的鼎盛阶段，涌现了何绍基、包世臣、陈介祺、赵之琛、初尚龄等大家，有何绍基的《东洲草堂石跋》、陈介祺的《簠斋吉金录》等［36］。清代的金石学，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青铜器和石碑之外，画像石、墓志、度量衡、钱币、玉器、玺印、陶俑等都成为注录和研究的对象，金石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另一方面，金石学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古文字的研究为近代甲骨文的考释奠定了基础［37］。

　　（二）

　　第二阶段——中国近代考古学（1899年—1920年）

　　在传统考古学和现代考古学之间明显有一个过渡阶段，结合中国历史的分期，我们借用了“近代”这样的概念。在研究考古学史时，有的学者用近代考古学这样的概念，表示中西交流之后考古学发生的变化。如王宇信将近代考古学分为三个时期，即酝酿时期（1840年至五四运动），萌芽时期（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和形成时期（1931年—1934年）［38］。郑杰祥则认为，“中国考古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段考古学称为金石学，又称为传统考古学或古典考古学；后段考古学即现今仍在实践中的近现代考古学”［39］。曹兵武说，“一般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金石学或称古器物学，近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奠基时期和发展时期”［40］。但是对近代考古学的起始时间都没有说明。贺云翱则提出中国近代考古学（实际上讲的是近现代考古学）的起点应该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他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学科“甲骨学”奠定了基础，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殷墟遗址的被发现，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殷商都城遗址的发现及《史记》之《殷本纪》信史体系的确证，进而引起了对商文明之前的夏文化的研究，甲骨文的发现为考古学视野下的全球文明比较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华文明迄今未曾断裂提供了重要证据［41］。我认为贺先生有关近代考古学起点的认识，具有权威意义，值得深思。

　　中国近代考古学所包含的时段不长，但其内涵丰富，成果丰硕。一是在传统金石学成果持续推进的情况下，首开甲骨文研究的著录。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辑录甲骨的第一本专书。罗振玉是这一时期的甲骨著录大家，他的主要成果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前编》（1912年）、《殷虚书契菁华》（1912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殷虚书契待问编》（1916年）等。罗振玉在石鼓文、石经、墓志、简牍等方面均有成果，是那个时期少有的研究收藏大家。王国维是利用甲骨文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的著名专家，核心成果收集在《观堂集林》这部文集中，他所首创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二是研究者一改过去金石学的室内研究而开始走向田野。1916年，罗振玉专门到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察，他不仅收集带字甲骨，也收集了无字甲骨，以及陶器、玉器、石器等文物。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金石学家，如马衡也曾专门到河南的新郑、孟津等地进行田野考察。董作宾还主持了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徐旭生、黄文弼也都在与田野的结合中，取得了重要收获，成为著名的考古专家。“马衡在总结前人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上，自觉运用新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进行著述，可以说，他既是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又是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42］。三是外国探险家的相关活动。日本人比较早地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1895年开始，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以及草原地区的考古调查；关野贞1902年开始对山东画像石的调查；冢本靖1907年开始对华北诸省的古迹调查；足立喜对关中地区帝陵的调查等，反映日本人的活动更具专业性。欧洲人在中国的活动，瑞典人斯文·赫定从1890年开始的对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发现了楼兰古城；安特生受聘为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1918年对周口店古生物的调查，尤其是对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以及对西北地区的调查，均取得了重要收获；俄国人克莱门茨1898年开始的对吐鲁番古城的调查；科兹洛夫、孟纳姆等在新疆、内蒙的调查；英国人斯坦因1906年开始多次到新疆进行调查，不但剥取了楼兰遗址的壁画，而且还将敦煌藏经洞的文书盗掠到欧洲；法国人色伽兰1914年对陕西、四川、江苏等地古迹的调查；桑志华1913年开始对华北地区的调查，以及后来对甘肃旧石器的调查；沙畹1907年对山西、河南、山东石窟寺的调查，尤其是对河南登封汉代石阙的调查，以及对东北高句丽遗迹的调查，均取得了收获［43］。这些活动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有的调查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收获，发表了研究报告，出版了相关的专著，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三）

　　第三阶段——中国现代考古学（1921年以后）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发掘了17个地点，出土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一大批出土文物，后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44］。当然，“安氏和他的地质调查所的西方同事应用于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对中国考古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有必要了解安氏和他的同事们，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而非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他们的主要方法更适合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不是考古学”。即使这样，“安特生代表着基于田野工作和发掘材料的现代考古学向中国的传播”［45］。严文明认为，安特生所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那是在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应用近代方法，并且是工作量较大的一次工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始”［46］。他认为，“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即从以研究古代遗物为主的古器物学发展为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再发展到以全面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为目标的现代考古学”［47］。也就是说，严先生以仰韶村遗址发掘，作为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形成的标志。曹兵武也认为，“安特生先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现和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之始”［48］。

　　由安特生开创的田野考古发掘之路，中国考古学进入现代考古阶段。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此开始在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为现代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的历史考古研究，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尹达等是这一研究的先驱，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这种利用马克思理论指导新出土考古资料的研究，为中国早期历史进行建构的初步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主流观点，尤其是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尹达、夏鼐曾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尹达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夏鼐则提出以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经济状态和文化面貌，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苏秉琦则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49］。二是以科学考古学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随着一批在西方接受严格的人类学与考古学训练的以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核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成立，成为当时国家级的专门研究考古的机构。殷墟考古的持续进行，培育了中国第一代具有科学视野的考古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开启了配合基本建设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1950年辉县发掘所形成的全套工作程序，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通过考古工作培训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高等教育，将其形成为全国考古工作操作的主要规程［50］。1978年以来，随着科技方法逐渐融入考古学研究，田野考古的质量不断提升，考古综合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三是以“实物”为载体的历史重构目标更加明确。由甲骨文的发现，进而开启的安阳殷墟的长期发掘和研究，传统金石学的分类排队与文字考释，与以田野考古为代表的现代考古学相互融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卜辞通纂》等，是传统考古学的分类与考实方法在现代考古发展的有效运用。苏秉琦对陕西宝鸡斗鸡台瓦鬲的研究，不但是现代考古类型学的首次尝试，同时也是对传统古器物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由此开展的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为中国考古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我们应该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考古学虽然历经了百年时间，在考古方法、考古手段、考古热点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以田野考古为目标的考古学主要研究手段没有改变，从考古遗址的发掘进而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考古研究范式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到929年前吕大临开创的传统考古学之始，在考古方法、考古手段、考古热点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将古代“实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古代器物进行基本的分类分型研究，对器物上的文字进行考释考证，以研究历史为最终目的，这些基本的研究格局没有改变。具有悠久历史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考古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创新、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科学体系结合的基础上，得以融合提升，并在世界考古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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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新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兼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执行主任。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