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500岁的中国大运河是许多城市的“原点”，凝结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运河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何以承载半部华夏史？7月2日—3日是“何以中国·运载千秋”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河南主题日，大河网学术中原邀约专家学者， 聚焦大运河的历史知识、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推出关于大运河的理论科普。今天推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研究员田冰的文章《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

　　唐宋以前，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不但是中国大运河的开端，而且还不断推动着中国大运河向东西南北延展，处于中国大运河的核心位置。元明清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随之退出主导地位，成为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之所以还能够延续下去，既有前代大运河奠定的基础，又有南北物资交流的需要，更有国家漕运的客观需要。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有黄河以北的卫河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位于中原腹地的这两条大运河成为沟通淮河、黄河、海河三大水系的重要通道，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黄河以北的卫河在大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卫河是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衔接起来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河南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流经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四省市，是海河五大支流之一。卫河的前身是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宋元时称御河，明清以后称卫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它既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之一，又是漕运线路中通向河南的一条主要支线，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元代初期京杭大运河未开凿之前，部分漕粮仍绕道中原经过卫河运到京城；在京杭大运河凿通以后，卫河连通着京杭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初期，南粮北运主要是从海道运至京师。然而，海运有风涛之险，粮船沉入大海的情况每年都有发生，间或有船坏而弃其米的情况，远不及漕运安全。所以，元朝统治者为使漕粮安全运达京师，仍对利用运河通漕非常重视，于海运之外也行漕运。元初内河通漕运路基本上仍循着隋唐宋时期原有运河线路，只是因为当时黄河已夺涡河入淮河，汴河一段中断，漕运线路是从长江以南的江浙之地经过南运河涉过长江进入淮河，再经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今河南卫辉境内）进入御河，经御河抵达京师。由于这条运道绕经中原，线路迂回，水陆交替，多次中途转换装运，效率低，劳费大，于是至元年间（1341—1368），元政府进行了修整南北京杭大运河的浩大工程。京杭大运河初凿通后，选定济宁为南北分水点，但因济宁地势北高南低，行水南去容易，北去困难，且济宁分水之处地势犹高，仅小舟能够通过，京杭大运河的运输受到一定限制。

　　明代前期河南境内以卫河为主的大运河仍然发挥着作用。洪武元年（1368）曾称应天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并在开封部署对元战争。这年大军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至汴梁（今河南开封） ，疏浚开封西北边的漕河，经漕河把粮食运至陕西、宁夏等地 ，作为军粮。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南粮北运上也是几经周折，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会通河一段元末已废弃不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原武（今原阳）决口，向东漫流至山东安山湖，造成会通淤塞不通，漕运更是艰难。为此，朱棣沿用元代漕运之法，水陆兼运，还用海运。然而，黄河自洪武二十四年（1391）在原武黑羊山决口后，向东经开封城北五里，然后东南经陈州（今河南淮阳）、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河入于淮河，所以漕船由黄河逆流而上，也是绕道寿州，又因黄河水流湍急，陈州以下更有跌坡之险，为避开这段艰险航道，便改取沙河，再折入黄河。《明史·食货志》对此有记载，永乐元年（1403）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用淮河能够承受三百石以上的船，经过淮河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换以当时最大船只装载入黄河抵达八柳树（今属新乡），车运赴卫河，经卫河运至北平（今北京），与海运相参。永乐四年（1406），朱棣命平江伯陈瑄督导转运，一由海运，一由淮河入黄河至阳武（今原阳），陆运一百七十里抵达卫辉，经卫河运至京城。这里所说的陆海兼运正是沿袭了元代漕粮北运的线路，长江以南的江浙一带部分漕粮经过海路运至天津再转运到北京；部分漕粮由淮河北上，经过黄河，陆运到今郑州、新乡一带，再经卫河进入通州到北京。但是海运危险，常造成船漂溺人亡；陆运费用很高，是海运的七八倍，这迫使明王朝于永乐九年（1411）疏浚会通河，并继续疏通治理江淮间河道，使京杭大运河恢复全程通航。自此漕运直达通州，而海运陆运俱废，不再辗转中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在南粮北运中的枢纽作用至此终结，但是发源于河南境内的卫河是临清以北的京杭大运河水源重要补充，继续在京杭大运河漕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河南境内的卫河仍是京杭大运河临清至北京段水源的重要补给。这从漕运用水和民用灌溉农田水之间的规定可以得到佐证。据《漕运则例纂·卫河挑浚》记载，自顺治五年（1648）规定，每年二、三月间，听民用水；四月以后，卫河完全服务漕运，闸板尽启封贮，渠口堵塞，待漕运结束，听民用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了使卫河接济漕运，又不误民田灌溉，仍采取每年自五月初一日起，将闸板尽启封贮，渠口堵塞，待漕运结束再允许卫河分泄，以资民田。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二年（1724）、乾隆三年（1738）、乾隆二十四年（1759），都对卫河通漕便民有规定,清王朝统治者一直坚持着以卫水保漕运为主的方针，将河南境内卫河水量主要用于保证漕运的畅通，从这个角度说，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卫河不仅在漕运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成就了历史名镇——道口镇的发展繁盛。道口镇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明代中后期，随着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商品流通能力大大增强。地处“天下之中”的河南是商旅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必经之地，是各族人民频繁活动和密切交往的场所。明人张翰就曾指出，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是其都会。北下卫河、彰河，达于京师，东沿汴水、泗水，转入长江、汉水。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于此。卫河便是这四通八达交通网络上的一个链条，卫河沿岸的道口镇也成为南北东西货物的集散地。随着卫河航运的繁荣，道口镇也日渐繁荣起来。为适应商业和城镇的发展需要，明代在道口镇设置了递运所，以便管理卫河上的航运事务，反映出道口镇在卫河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道口镇的发展还可以从枋头到道口之间往来船只的情况看出，据嘉靖三十七年(1558)孟思《浚县新建道口浮桥碑记》记载，船至枋头入浚县之境，不北也，曹操下枋木阻挡淇卫二水北流以济漕，而浚县遂为南北之要地，自枋头而下至于道口，东通齐鲁，西抵晋赵，往往有沉溺，舟覆溺而死者十有六人。这也说明由于前述元代漕粮在此转运以及明代卫河在全国交通网中的重要地位，此时道口镇商业已有很大发展，每天都有集市贸易,说明道口镇经济发展的盛况。在此背景下，正德年间道口镇已是“居民数百家，商贾所聚” 的小镇模样了。

　　清代的道口镇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乾隆二十九年(1764)，随着道口镇商业的迅速发展，设置了道口所。晚清至民国前期，道口镇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与朱仙镇、周家口镇、社旗镇齐名的中原四大名镇之一。卫河因其“上通百泉，下达天津”，“北下船只，船桅如林，经此复行至开封、洛阳、周家口、唐河、社旗等地，为南北九省商品集散地”，“东连齐鲁大地，西接山陕商路，东西商货多汇于此，堪称东西交通之要道”。清末修筑的道清铁路经过道口镇，这给道口镇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道清铁路与卫河航运把道口镇和西南部的焦作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天津等商业发达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个通道中，焦作地区的怀药、竹木、煤炭等产品通过道口镇的三里湾码头，持续不断地运往天津。天津的工业产品、各类时尚用品和“洋货”也通过这条运输通道运到道口镇后中转到内陆，形成了以道口镇为货物转运地的运输线路，极大地促进了道口镇的商业繁荣。

　　二、黄河以南的贾鲁河在大运河中的地位和作用

　　贾鲁河在黄河南岸，与卫河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贾鲁河既有“运粮河”之称，也有“小黄河”之名，得名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的都漕运使贾鲁之名，是元代利用古鸿沟水系中部分故道修凿的，从中原向南贯通江淮的一条人工河，既有分泄黄河洪水的功能，又承担着南北商贸物资运输的作用。

　　贾鲁河的成因来自黄河水患，黄河不决，则汴河不淤，汴河不淤，则蔡河不塞。黄河夺汴河之流，汴河夺蔡河之流，汴蔡二河淤塞，造成舟船不通，而且造成京河、索河、须水等诸水随之泛滥。元代至正二十一年（1361），黄河决于祥符（今开封）义唐湾，汴、蔡二水下游淤塞不通，上游泛滥为患，贾鲁于是沿鸿沟旧迹，疏导京、索、须、郑四水，使之历郑州、中牟，经祥符西南境之朱仙镇南达于淮，又以微流东注于汴水旧道，于是，河水畅流无阻，民无水患，物资运输畅通，后人感念贾鲁之功，遂以其名命河。由上可知，贾鲁河分为两支，一支南流，一支东流。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贾鲁河就是指南流的一支，其流路按照《岳飞与朱仙镇》的记载，贾鲁河源出于荥阳县东南诸山，东北流经荥阳县东，经广武县南境（系河阴、荥泽二县合并后之改称）折东南流，经郑县（今郑州）北，又东经中牟县北，又东南经开封西南境之朱仙镇西，折南流，经尉氏东、扶沟县东北，折而西南，经西华、商水县北之周家口，又折东南流，至陈州府南界颍岐口，分为二支。一支南流经项城北、沈丘南入涡河；一支东南流经沈丘北入沙河。沙、涡在颍州城北汇合之后，又东折而南流，又东南经颍上县城北，又东南至正阳关东北之颍口，合注于淮河。再东南流，注入洪泽湖。由于流程较远，中途汇合他水较多，贾鲁河各段名称也有区别，在郑州及中牟境内河段，或称贾鲁河，或称小黄河；中牟而下至周家口，或称贾鲁河，或称运粮河；周家口至正阳关（今安徽寿县境内），则名沙河。史籍中所说的贾鲁河多为郑州之下、周家口之上的河道，即河南境内的河道。

　　贾鲁河经郑州、中牟、祥符、朱仙镇、尉氏、扶沟、西华，至商水入颍河，既可排洪，又可通航。明朝后期，贾鲁河的通航能力尚可。史载万历年间，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贾鲁河连通着京杭大运河，江淮物资经常由长江入淮，溯贾鲁河，至黄河流域以及华北各地。隆庆年间的商书《天下水陆路程》中也提到这条水路。崇祯年间郑州士绅阴化阳在《贾鲁河水利记》中也写道：河水自荥阳至双桥村，洋洋然流向板桥，过朱仙、正阳以达于淮河……板桥以下河身宽阔，但无泛滥之患，有舟楫之利。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决口开封，贾鲁河遭到重创。经过清初的疏浚，重新恢复通航能力。康熙四十三年（1743），巡抚徐潮奏称，贾鲁河保持通流，但不甚深广。乾隆五十一年（1786），贾鲁河较为通畅，舟船通行，民人大受裨益，成为商贩经行要津。这一通流局面持续到道光年间。其间虽也有黄河决溢的侵扰，但都得到了及时的疏浚，并未形成长时段的淤塞。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决口中牟，贾鲁河河身淤成平陆，河身以上又淤高丈许。光绪八年（1882），巡抚李鹤年再次疏浚后，河水畅流，舟行无碍，樯帆络绎不绝。

　　贾鲁河催生出了全国两个名镇——朱仙镇和周家口镇。朱仙镇在明代万历之前仍是一个发展落后、与外界交流不多的村镇。自明代嘉靖九年(1530) 疏浚贾鲁河，此水道经过荥阳县、朱仙镇、尉氏县、扶沟县、西华县，至周家口与沙颍河汇流，东南进入安徽境内，在颍州府正阳镇流入淮河，是沟通河南与江淮的通航水道。贾鲁河纵贯朱仙镇南北，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河运的便利将外地商人和货物带到了港口两岸。朱仙镇除了发达的水运环境外，还有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朱仙镇地处平原，南关大街有连接尉氏、许昌、汉口的驿道，北关大街有贯通开封的大道，经过汴城能够直达京师，此大道是江北通往京师最便捷的道路。加之朱仙镇又毗邻省会开封，可以说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对其境内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朱仙镇在贾鲁河商贸运输带动下继续发展，到康熙中期已经成为开封府商贾贸易最盛之地。雍正至乾隆年间又进一步发展为“居民稠密，商贾辐辏”的大都会。《祥符县志》有“朱仙镇，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的记载，可以说是其影响大、辐射范围广的最好写照。

　　距离朱仙镇南约205里的周家口，位于贾鲁河与沙颍河交汇处。前文已述，贾鲁河经过朱仙镇，在周家口与沙河汇流，经过周家口后继续东南流，经沈丘县进入安徽太和境，再经由运河而达江浙。周家口作为颍、沙与贾鲁三河交汇处，三河将周家口城区分为三部分，势若武汉，因此周家口素有“小武汉”之称。贾鲁河是最后一段路程，以周家口为起点，朱仙镇为终点，中间经西华县城，自周家口至西华县45里，西华县至朱仙镇160里，简言之，由周家口到朱仙镇的距离是205里。周家口在明代以前还是一片荒郊野渡，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周家口一名最早出现在明代隆庆四年（1570）黄汴所著的《明一统路程图记》里。贾鲁河疏浚后，便利的水运给周家口带来了大量的商人和物资，使其迅速崛起。翰林学士熊廷弼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路过此地时，挥笔写下了“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的诗句，从中也可推测明代中后期的周家口已经颇具规模。但是熊廷弼时的周家口无论是从人口密集度还是商业繁荣度看，都无法与清代的周家口相提并论，清代的周家口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这在雍正十一年（1733）陈州知州董起盛在申请将陈州改升为府的奏折中可以得到印证。董起盛在陈述陈州升格的理由时特意提到了周家口处于水陆交通要道，事务繁多。次年，陈州即升为府，朝廷还下令将管粮州判及军捕同知署移驻周家口，由此可见周家口在陈州的地位非同一般，已经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周家口盛极一时的繁荣跃然纸上，至乾隆时发展到鼎盛，街道纵横，居民稠密，商贾辐辏，成为“豫省一大都会”。由此可以看出，周家口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

　　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是前代大运河的延续，黄河以北的卫河是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及宋时的御河；黄河以南的贾鲁河是战国时的鸿沟、隋唐时的通济渠及宋时的汴河一部分。这一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随之运河主线东移到山东境内，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漕粮运输的大动脉，河南境内的大运河退出主导地位，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然而，由于河南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在全国物资交流和地方经济发展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催生出诸如朱仙镇、道口镇、周家口等名镇，尤其是朱仙镇发展到清代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镇之一，与广东的佛山镇、湖北的汉阳镇和江西的景德镇并驾齐驱。尽管如此，元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大运河已经走向衰落是不可否认的史实，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国家政治中心移出黄河流域外，还有黄河水患以及新兴交通工具的出现，都对运河产生了很大冲击。今天，河南境内的大运河乃至京杭大运河遗迹与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没有什么两样，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即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