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约前401年—前337年）又称申子，战国时期郑国京地（今河南省荥阳县京襄城村）人，后因郑为韩灭，他成了韩国人。他是法家术派代表，辅佐韩昭侯在韩国进行改革。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他著有《申子》，后佚失。他的思想片断保存在《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中。另外，《群书治要》中辑有《大体篇》，《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也有零星材料。

　　司马迁称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这里的“术”据索隐“即形名之法术也”，具体而言即君主的驭下之术，而他之所以能以此与韩昭侯相得，就在于它本就是韩昭侯兴趣所在，申不害所学正投其所好。

　　一、韩昭侯与申不害的君臣相遇

　　韩昭侯（前362年—前333年在位）又称韩釐侯、韩昭釐侯，战国时代韩国君主。从《韩非子》中记录的两则故事，可以看出他的为君之道——

　　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嚬笑哉！袴之与嚬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这个故事是说韩昭侯把自己穿过的旧裤子收藏起来，侍奉之人觉得他太小气，穿过的裤子不拿来赏人却藏起来。韩昭侯讲了一番话，大意是君主连做个表情都有道理，不能随便做，藏旧裤更不可同日而语，也是有道理的：我要用这条珍而重之收藏起来的旧裤子赏给有功之人，而不是随便赏给什么人。可知韩昭侯是一个特别有为君者自觉的人，一言一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同是自己用过的东西，若随手赏人，就不贵重；若自己摆出很重视的姿态，将来作为给有功者的赏赐，对方就会视为恩赏，破衣服就成了珍宝。既收拢人心，又能废物利用，可谓一举两得。

　　他还是一个谙熟帝王心术的国君，对于驭下、察奸这种事特别在行——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爪”，据郭沫若，“这爪恐怕是爪甲上的套饰，故所以能够握之而佯亡”（郭沫若：《前期法家的批判》，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这是说他假装丢了爪甲上的套饰，急吼吼地让人去找，身边的人来不及去找，就把自己的套饰取下献给他，本以为可以取悦他，他却以此考察随从是不是忠诚于他。所谓“诚不诚”，也就是是否依其令而行。他急令去找“丢失”的甲饰，随从们应该依令去找，而不是拿自己的东西糊弄他。这样以谎试诚，其用心从一开始就歪了，上行下效，又怎么能指望底下人的诚呢？

　　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这个故事是说韩昭侯先悄悄派人骑马下乡去巡查，得知一个情报，即南门外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他严令此人不准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然后下令查禁牛马踏禾苗的情况。底下人报上来，他说不够，还有遗漏，再查果然发现南门外还有一起。官吏们由此而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都害怕他，不敢欺瞒他了。这还是用小把戏来驾驭臣下，用欺骗防止欺骗。

　　申不害要辅佐的就是这样一位自诩聪明、玩弄权术的君主，他“学术以干韩昭侯”的这个术也就不言而喻了。再来看申不害的行事——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晃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战国策·韩策一》）

　　这个故事在《韩非子》中有类似的记述——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两种文字合而观之，当是同一事的不同记述。郭沫若认为，“赵绍与赵卓，韩沓与韩晁自系一人，而名必有一误。考魏伐赵围邯郸，是在魏惠王十七年，赵成侯二十一年，韩昭侯九年。赵被魏兵，故遣人求救于韩，于时乃申不害相韩之第二年，与始合于韩王之说正相合。韩国究竟参加了哪一边，两说都不明，但就史事看来，就在昭侯九年，韩侯朝魏于中阳，其明年魏又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足证韩国是参加了魏的一边，而拒绝了赵的请求。”（郭沫若：《前期法家的批判》，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52-353页。）这件事中申不害最关切的是怎样通过此事取得韩昭侯的欢心与信任，为此他压下自己的本来意愿而先用好话劝两个人去打前站，试探韩昭侯的心意。在确定韩昭侯想站魏一边后，就果断抛弃自己援赵的打算，转而与魏国结成联盟。这样专以揣摩上意为务，所以所谓术派实际上是政治投机者。他与韩昭侯可谓同类相召，以心术对心术。

　　在上面的故事中，他为确知韩昭侯心思在劝赵、韩二人时，就表现出言行不一的特征，而在另一个故事中，他被韩昭侯发觉了——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这个故事在《战国策》中有一个类似的版本——

　　申子请任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谓学于子者也。听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谒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战国策·韩策一》）

　　两种记录可互相补充以得其全：起初是韩昭侯苦于有法难行，申不害讲了行法的道理和难行的原因，即法度要赏有功者、用有能者，而韩昭侯却是一边立法度，一边又用私议破坏法度，这才造成法度难得。这番话可以看出申不害不愧是法术家，于理于事都有精到的见解，因此而令韩昭侯信服，后来他向韩昭侯推荐自己的本家兄弟做官，韩昭侯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他说的道理再转述给他，他的反应两个故事都有记载，《韩非子》中是“辟舍请罪”，《战国策》中还加了一句“君真其人也”，更加形象，意思是国君真是个明白人，不好糊弄。他这种一边谈法治一边又去法任私的特点，也让我们对于相关史料的择取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总的来说，申不害不是一个坚定的法治派改革家，他最本质和最突出的主张是术治。这符合他的行事，也迎合了韩昭侯，就此而言，他与韩昭侯也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二、申不害的重术思想

　　申不害的思想包含法与术，但以术为主。术是站在君主立场上控制臣民的方法，就其性质而言，若法属公，则术属私，具有私人性质。

　　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任数》）

　　这一篇讲君道，但是先从臣子的职守讲起。人臣对于君主本该有纠正、谏议之责，若不尽职，则人君只能自正，等于是人君做了人臣该做的事，这样就君臣易守，人君的三官（耳、目、心）就不能正确发挥作用了，亡国之君就是被闭目塞听的人。接下来进一步讲耳目心这些器官不足恃，要靠“修其数，行其理”以察奸驭下，举了韩昭侯的例子：祭祀的时候他让下面办事的人把小猪换成大猪，那个官员糊弄他，没换却告诉他换了，他说这不还是原来的那头猪吗？官员无言以对，被治罪，身边随从问韩昭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根据猪的耳朵。申不害听说后，给了一番评价，大意是说，当一个人本身是耳聪、目明、言当时，他才能据此判断别人有可能是聋、盲、狂。这是说这种判断是有条件的和有局限的，所以要消除这种局限性，就要去听、去视、去知，不依赖耳、目、心去做判断，如此则可治，不如此则乱。这是黄老道家的君道。贵因、贵数，执本以驭末，在申不害这里成为法家术派的帝王心术。这是唯有君主才能用的术，不可示人，要藏起来，韩昭侯把它亮出来，这不符合术的隐秘性要求。《韩非子》中有类似的观点——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这一段讲的是，在上下交战的情况下，人君只要把自己的意思显露出来，不管是明见、不明见、知见、不知见，都会被窥测，无欲见、有欲见都会被钻空子，如此则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怎样克服？惟有无为可以对付。

　　这种术是独家秘器，独用而不可示众，所以他的术要求人君要“独”。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这里的视、听前加了“独”字，就是人君的观察要暗中秘密进行，不被人窥测到首尾，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才能永远居于主动，以一敌万，以此为前提做出决断，就能王天下。这是将术的威力无限夸大了。

　　据汉代之前的零散记载考察了申不害的重术思想之后，再来看《群书治要》中保存的申不害的思想——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群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戒盗贼之至也。今夫弒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今使乌荻、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乎乌荻、彭祖，而勇非贤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道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固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大体》）

　　这篇文献第一段开头以夫与君相对，妒妇与权臣对举，说明作为一家与一国之君不可专听，专意味着偏，偏则破家破国，这似乎是针对权臣擅国而言。又说人君所守者乃是天下神器，是会招人眼的东西，单凭己力是难以固守的。治国需要君臣分工合作。下一段讲分工，是典型的黄老道家思想，主要讲君本臣末，君逸臣劳，各守本分，君不要越过自己的本分做臣子的事，臣也不可越过自己的本分做君的事。最后举古圣王尧的例子，说明君主正名则天下治的道理，这还是在讲君的本分。这段材料围绕君道讲两个重要方面，即人君不可专听、不可越权，从正面讲就是说君主要广开言路，君臣合作共治。这里几乎没有涉及帝王心术的内容。以申不害思想重术特色为参考，这段材料一方面说明申不害思想不仅限于术，内容更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申不害为求见用而搁置自己思想中重法的一面，由此他成为战国法家中重术的代表。用术任私，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相比，韩国变法就难以取得相应的效果，术治之局限性于此可见。

　　（作者：代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