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2013年出版的《中国水利法制史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今水利法制史的通史性著作，从水利职官设置与水利施工组织法规、防洪法律制度、农田水利法律制度、航运法律制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至明代、清代、民国和新中国的水利法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这些宝贵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传承和创新。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由于运河沿线地域降雨的差异、地形地势的变化以及枯丰水量年际不均等原因，运河不得不依靠沿线湖泊、陂塘调节水量，维持通航。 自明代起，自南而北京杭运河的主要济运水源有：1.杭州至无锡，由太湖泄水河补水，水量丰沛。2.常州至镇江，由练湖补水，有奔牛、吕城、京口各闸调节，也靠江湖入运接济。3.仪真、瓜州至扬州，由扬州诸塘补水调蓄，有仪真、瓜州闸坝蓄纳，江潮接济。4.扬州至淮安，由邵伯、高邮诸湖调蓄，有黄淮水补水济运。5.会通河段，由南旺、昭阳、微山诸湖补水，主要水源有汶、洸、泗等河，上源汇集山东兖州府济南府兖济诸泉，水量季节变化大，是运河全段水源最缺乏的一段。6.临清至天津，由卫河、漳河济运，其上源有河南卫辉府境内苏门诸泉，水量季节变化大，水源亦较紧张。清代围绕运河水源补给问题，除了对盗掘运河堤防及水柜湖泊堤岸的行为严加惩处外，还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航运与灌溉分水制度

　　航运与灌溉争水，在清之前就已存在。清代继承了舍弃灌溉保漕运的价值观念，认为济运的湖、塘，承纳泉水河流，调节水量，是运河重要设施，由国家管理，规定“可柜，不可田”。卫河是临清以北运河的重要水源，其上源系河南卫辉百泉，一般情况官民合用，“倘值水浅涩，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漕艘早过，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民田”[（明）张惟贤 等：《明神宗实录》，卷20，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练湖水量济运与灌溉分水比例向以七三分水为大致标准。为了保证练湖的水柜作用，明代对侵湖围垦者惩罚很重。

　　运河临清以北，天旱时经常阻滞。为确保卫河等流入汶水济运，清代尤为用力。康熙三十年（1691年）覆准，“河南省河内县丹河，发源太行山，至丹河口分渠九道，内惟小丹河、上秦河二渠通卫济漕。嗣后如雨足之年，于三月初用竹络装石，横塞河渠，使水归小丹河入卫济漕，仍留涓滴灌田至五月杪重运已过，则开放河渠，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倘遇亢旱之年，自三月朔至五月望，令三日放水济运，一日塞口灌田，过此以后，仍从民便。至辉县，束刀泉为卫水之源，民间设五闸以蓄水灌田，向例于五月初一日封版放水济运，但五月正农忙需水之时，应量渠之高下，用竹络装石堵塞，使各渠之水常盈，则正流足以济运，余润可以灌田。其安阳县之万金堤，亦令仿束刀泉五闸之法用竹络装石，相时塞闸通渠，务使民漕两无妨碍”[（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8，工部，河工，禁令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此后还多次重申。雍正二年（1724年）议准，“小丹河、洹河各闸，令该抚严饬河官不时疏浚，仍遵旧制，三日放水济运，一日塞口灌田，于粮船趱行回空之期，该河官亲到水口，秉公启闭，将水势情形设立循环号簿，五日一次报明该管印官，仍严禁偷放。如河官私通卖水，以致漕船阻滞者，指名题参，严加治罪[（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8，工部，河工，禁令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乾隆年间卫河分水口已建有闸门，漕运期间，民闸暂闭，漕船过临清后方能启闸。规定五月初一日为始封板塞渠，如不封板塞渠以致漕船阻滞者，经管官降一级调用，该管官罚俸一年，该抚不行查参罚俸六个月[（乾隆朝）《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46，河工，（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其余时间官民分水比例大致为“官八民二”，或“官七民三”。乾隆二年谕：“临清以北全赖卫水合汶济运，而卫水发源于河南卫辉府，至临清五百余里，居民往往私泄灌溉，经前任河臣题定，每岁于五月初一日尽堵渠口，使卫水全归运河，今日久法弛，卫水来源，小民不无偷放，遂致运河水势长落不时，重运艰于北上。目前正当紧要之时，所当稽查严禁者，著直隶河南督抚速行办理，务使卫水不致旁泄 ，粮运遄行无阻”[（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9，工部，河工，禁令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为保证运河水位，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又重申：“卫河发源予省，由直隶流入东境，经过州县闸水灌田，设有定制，乃私自筑坝拦截，本干例禁，著河南直隶山东地方，一律申明定例，严行查禁。”[出处同上]

　　二、禁垦沿运湖滩淤地制度

　　垦种湖滩淤地的危害，一是减少湖泊蓄水面积，二是增加灌溉用水量，严重影响运河水源的补给，因而明清时期对此予以严格禁止。明万历二年（1574年）十二月，总理河道傅希挚建议，“湖地高者，准令田种分等征租；低者，照旧蓄水济漕，严禁佃户，不许曲为堤防，侵挪疆界”[（清）赵尔巽等：《清史稿》，河渠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清代继续保持对私垦湖地行为打击的高压力度。顺治五年题准，“安山南旺西湖地，业经升科者，听民佃种，其余湖地，不许开垦妨漕，永为令”。[（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8，工部，河工，禁令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覆准，“南旺湖涸出滩地，不许违例耕种，令地方官出示严禁”[出处同上]。雍正元年，重新丈量昭阳、安山、南旺诸湖，并谕令：“每年漕船迟滞，皆由运河阻浅。运河之水，全赖山东诸湖蓄水以资灌注，近岁渐就淤积，居民或占成田地，以致水少不能济运，今宜乘夏秋雨水之际豫为蓄水之计，凡沿河田地，已经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经耕种者，速宜严禁，不可侵占”[出处同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议准，将山东济运“各湖地亩逐一清查，如有额设祀田等项，照旧留存，明定界址，其余凡有官民占种，概行禁止”[（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9，工部，河工，禁令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嘉庆十四年（1809年）谕令：“微山湖附近处所，多被民人开垦，不惟侵占湖地，势必将上流泉水截住，以资灌溉，是近日湖水渐少，河身日浅，其弊未必不由于此。著山东巡抚会同河东河道总督，派明干大员前往履勘，如所垦之地已经成熟者，姑听耕种外，其余未垦及已垦复荒地亩出示严禁，毋许再行私垦，庶滨湖一带，泉流灌注，毫无阻滞，湖水愈蓄愈深，于运道方有俾益。倘此次示禁之后仍有不遵，查明严行究办，以利漕运”[出处同上]。嘉庆十八年（1813年）颁布《收潴济运章程》，以水源管理的优劣为官员升擢标准。针对农民马文举在运河厅宿汛西岸堤坡偷种菜蔬一案，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指出，马文举“因堤坡受雨冲淋，地被压入，私占坡脚种菜，非寻常侵占官地可比。马文举著于本律杖八十上，酌加枷号两个月。即枷示运河厅宿汛西岸，满日责放，以示惩儆。撤任把总蒋永、协防刘鹤年，讯无受贿故纵情弊，究属失察。现已开缺，著罚令充当若差，俟三汛安澜后，酌量降补”[《清宣宗实录》，转自《再续行水金鉴》，运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对于运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地骆马湖六塘河的滩地私垦问题，清朝中央及运河管理官员开展了长期的打击。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上谕允许每年汛期来临之前将六塘河水排出以利于蓄洪，但农民乘机垦种滩地，湖区面积日益缩小，清政府遂下禁垦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奏准，“江南省宿迁垸内骆马湖滩地，严禁附近居民私行垦种，并不准藉名升科，希图侵占，如有仍前任听私种者，将失查之管地方官及讯员一并严参，人民照例治罪”；乾隆五十年（1785年），经钦差大学士阿桂等查勘，奏定湖滩永禁耕种，并不准借名升科以杜侵占；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又有生员张士墀等呈请，经督臣书麟批驳不准；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漕臣许兆桩，因见湖滩私占日甚，恐碍潴蓄，奏奉谕旨，令“其垦种已久，无碍河渠者，可仍循其旧。如有私恳湖滩，致妨水道者，申明定例，严行禁止”；道光二年（1822年），前督孙玉庭、河督黎世序又请旨重申“分别有无占碍水道，以定应否禁种”的禁令，重新丈量划界；道光十三年（1833年），钦差尚书朱世彦查工时，又有生员曹志玮等，以启放旧河尾水淹田为辞，呈请永禁；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麟庆奏奉上谕“著该管督抚等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勘，申明旧章，将（骆马）湖内私筑圩堰，并其六塘河滩地，如有私恳占种等弊，著一体禁止。倘有生监藉词阻挠，胥吏扶同弊混，即行按律治罪”[《云荫堂奏稿》，转自《再续行水金鉴》，运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617页]。

三、调水剂运制度

　　为了节约用水，保证水柜有足够的水量储备，明清时期对运河水位、水柜水位与调水时机总结了一些经验，并形成制度。明代万恭说：“理闸如理财，惜水如金”。他根据漕船重载入水最深三尺五寸，船宽一丈五尺的标准，提出闸门段疏浚深不得过四尺，宽不得过四丈的标准，“务令舟底仅余泛舟之水，船旁绝无闲旷之渠”[（明）万恭：《治水筌蹄》，朱更翎整理本，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版]。闸门段过水断面减少，必然上壅，又增加了河段水深，达到节水通运的目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奏准，“准北岸之苏家山，南岸之天然闸，十八里屯等处，尚皆可用，向以徐解府城北志椿存水丈尺为启放准则，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定以一丈八尺为度，道光六年（1826年）改为二丈七尺，兹奏照定为二丈五尺，嗣后总须长逾定志，始准启放，水落即行堵闭[（清）托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19，工部，河工，禁令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道光十五年（1835年）奏准，“微山湖十字河囊沙引渠内，如微湖存水在一丈三尺以外，则沙坝毋庸启除，若消至一丈三尺以内，俟重运报完，即酌量挑启，以资收蓄，逮符定志，仍即堵筑”[出处同上]。

　　《户部则例》卷二十三《漕运五》规定 ，各湖水柜以微山湖为最要，东境入库及江南邳、宿运河，全赖微湖挹注。帮船到境，按照宣放尺寸，头进放水二尺四寸，二进放三尺二寸，三进放水不得过四尺，毋许任意敞放；各湖蓄水过少之年，于重运甫竣，即赶筑拦河大坝，尽数收入微山等湖，若重运全竣后，湖水渐符定志，各单闸水口所进之水可期收足，即从缓堵办；山水骤涨，奔腾下注，专籍各闸层层关束。若水势猛骤，恐致闸板膨裂，酌启闸板数层，以资下泄。

　　尽管明清时期对运河水源补给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法令的实施，对确保运河水源补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水源补给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导致各种矛盾不断加剧，运河水源形势日益恶化。如明末清初济宁、汶上、南旺诸湖滩地大量被地方豪强垦种，康熙末年河道总督齐苏勒查勘诸湖时说，昔日之水柜“见今一望，皆为禾黍之场”。雍正元年（1723年）根据他的建议重新丈量，“树立封界，永禁侵占”[朱批谕旨，引自 《续行水金鉴》，运河，卷73，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诸湖水柜作用又逐渐恢复。总的来看，明清两代会通河济运诸湖的管理制度较为严密，对当地豪强的不法行为制止较为到位，调水作用较为明显。而长江以南的练湖则在中央和地方的斗争中日渐淤塞。练湖水量的围垦始自明永乐后期，为了维持济运作用，多次下令禁垦，但终未能奏效。明后期湖堤遍设私家涵洞，道泄水利，致使上练湖已围垦殆尽。明末崇祯五年（1632年）太长少卿姜志礼呼吁“革佃修闸，而高筑上下湖围埂，蓄水使深”[（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清刻本]。然禁佃不力，围垦日甚。清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丹阳乔日洪私决湖堤，湖水尽泻，造成苏州、常州、金墰、溧阳四州县田地被淹，二十余里运河浅阻[（清）刘诰等：（光绪）《丹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清代由地方管理练湖，进行过一些整治，但围垦不断向中心扩展，最后几乎全部垦为田地。

　　（作者：饶明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大河网特约专家；叶焕坪，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