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居天下之中，“西跨崤、函，东连淮、泗，南络荆、襄，北抗燕、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备录·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所谓“天下心腹也，四方视以为治乱焉”，“天下有事，则四战之地也”（郑廉《豫变纪略》卷首《自序二》）。明朝末年，河南灾荒、战乱频仍，社会经济崩溃，政治秩序失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入关前，已初定进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顺治初年，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按照既定的统一全国军事战略，与李自成大顺政权、南明弘光政权等势力集团逐鹿中原，在血与火的残酷战争中，剿抚并用，恩威兼施，迅速平定河南，恢复社会秩序，巩固南下大后方，加快了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

　　一、清朝统一战略的形成

　　进取中原，是满洲长期以来的既定战略。早在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就开始筹谋夺取明朝首都事宜，称“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清太宗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并命高鸿中等人酌议奏闻。后李自成农民军发展壮大，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燕京。顺治元年（1644）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致书李自成农民军将领，表达了“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明清史料·丙编》），分治天下的意愿。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四月四日，大学士范文程疏请多尔衮兴兵伐明，认为“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主张相机攻取大河以北，进而入主中原。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迅速决策率军入关，占领北京城后，派兵分剿京畿，迅速稳定局势，并迎接顺治帝建都登基，宅中图治，形成一统中原之势。

　　按照入关前的战略决策，多尔衮积极招抚河南、山东等大河以北地区。时天下四分，清朝占据东北、京畿；李自成大顺政权占有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张献忠大西政权占领四川；南明弘光政权统治江南半壁江山。清朝要想实现一统中原的战略意图，必须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六月十八日，顺天巡按柳寅东疏称：“时已届秋，庙堂宜早定大计。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甲戌）多尔衮根据这一建议，制订了先灭大顺，次取大西，后定南明的统一全国军事战略。

　　七月，多尔衮致书南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称清朝“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指责弘光政权“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并以武力威胁弘光政权归降，遭到史可法拒绝。八月，奉命招抚山西的吴惟华献征西五策，提出派重兵分两路从保德、蒲津渡黄河，“长驱大进”，并调边外蒙古兵“从长安西路截击，会兵关中”（《清世祖实录》卷7，顺治元年八月丙辰）。多尔衮据此进行战略调整，形成南征作战方案，决定集中力量依次对大顺、大西和南明政权发动战争攻势。而彼时的南明弘光政权还在幻想“借虏平寇”，认为“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希望清军“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史可法集》卷3《复摄政王》），“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马绍愉致吴三桂书》，《明清史料·丙编》上册），并遣陈洪范等北上和谈，还意图在暗中笼络吴三桂。多尔衮得知后大怒，且此时已决计南征，遂断然拒绝议和。十月，多尔衮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宣示南明君臣之罪，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军出征陕西，追剿大顺政权；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出征南明政权。

　　二、清朝对河南的军事占领

　　清朝在入关后的军事征服中，主要实行先招抚、后征剿的策略。顺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多尔衮敕谕兵部：“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因“□（山）东、河南实为神京之门户咽喉”，六月初四日，清廷任命山东籍原明户部右侍郎王鳌永为山东河南招抚。十一日，王鳌永“单车就道，首抵德州”，后至济南，“分道遣官招谕郡县，登、兖、青、莱□□□□化归附，河北彰、怀、卫三府亦俱有遵依”（《原任山东河南招抚已故王鳌永男王樛残揭帖》，《明清史料·丙编》中册）。至二十二日，多尔衮称，“自大同以西、黄河以北，尽皆底定，燕京以南、顺德以北俱已来归，疆圉日扩，一统有基矣”（《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戊寅）。

　　因豫北地方新附，清廷于七月向河南派遣巡抚、守巡道等官，以建立在中原的政治统治。遂特用国史院学士罗绣锦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等处，提督军务，察吏安民，兼理河道、钱谷兵农，开荒屯种等事宜。因省城开封为水冲没，暂驻杞县。升刑部启心郎申朝纪为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分守河北道，驻怀庆。升户部启心郎苏弘祖为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分巡河北道，驻磁州。九月初八日，原明兵部职方主事凌駉，在大名府接受清廷敕书关防，受命为河南招抚。凌駉认为，“招”即“负固者招之使顺，流徙者招之使归，即不顺不归者，亦必多方晓谕，务使其投诚而革心”；“抚”即“已往者赦而勿诛，胁从者宽而罔治，即已宽已赦者，尤必多方约束，务使其畏威而秉令”，称河南“宋卫陈蔡之区，半属荆榛戎马之地。若必欲鸷攫而龙骧，反惧其兽骇而鸟散。愿勿兴大兵，勿劳大众”，表示自己将“以能招能抚为居官尽职之要”，“凭臣赤忆宣布德威，自可不怒而服也”（《河南招抚凌駉启笺》，《明清史料·丙编》中册）。

　　当时，河南已成为清朝、大顺、南明三方争夺的焦点，社会形势错综复杂。九月十八日，山东分巡东昌道李棲凤在河南军情塘报中称：“河南舞阳以东、汝宁一带地方，俱属总兵刘洪启（起），将官分据各邑，严刑比较衿绅商民，索夺财物，拆毁民房，挖掘墙垣，杀人无数，民不堪命，苦不可言。河北一带地方，俱属营头张天乙管。河南睢州一带地方，俱属总兵许定国管。八月十二日，定国率领兵马将归德府城池残破蹂躏不堪。金陵口南至许州、舞阳、西平、遂平、临颖（颍）、郾城、扶沟、鄢陵、汝宁迤南等处地方，俱属总兵刘洪启（起）管。流寇改禹州为均平府。襄县、南阳、襄阳、河南府以西，流寇牛头目领兵一枝在各处镇守。以西俱流寇官，而郾城委知县二员，一属弘光，一属西寇。”此时的中原大地，“各处非兵即寇，各占一方，无处宁静”（《山东分巡东昌道李棲凤呈内院文》，《明清史料·丙编》中册）。

　　由于战局不明，地方势力观望犹疑，清廷招抚进行得并不顺利，各地降而复叛的情况也日趋严重。有鉴于此，清廷遣梅勒章京和讬、李率泰、额孟格等率宁远驻防兵，平定山东、河南。十月初，大顺军派兵数万攻打怀庆府济源、孟县等州县，清总兵祖可法、金玉和等不敌，退守怀庆府城。河南巡抚罗绣锦认为事态紧急，奏请兵部速发大兵救援。清廷急令豫亲王多铎南下往征，并命和讬部也由山东驰援怀庆。大顺军见清廷重兵赶来，力不能敌，便主动撤退至黄河南岸，豫北遂为清军占领。此时“中州南有明兵，西临流寇。有报贼抵河南府立营者，有报许定国、高杰等兵马俱临河岸者，有报张缙彦已受明直隶山西河南总督职者，又有报凌駉连结土寇，以书招董学礼过河者”，情况万分复杂，其中变数极多，形势随时都可能发生逆转。十二月初二日，河南巡抚罗绣锦奏称，观此“种种情形，以臣度之，彼皆伺我军所向以乘其隙耳。如我军南下，则就中行其叵测；如我军西入，则乘虚以犯河北，二者必居一于此”，且“河南土寇，叛乱已久，狡猾性成。前招降李际遇，将近两月，未见来归。以此类推，降诚难信”。他强烈建议，“大军南渡，或将南岸沿河一带土孽，先行扑灭，去其肘腋之患，则河北可保无虞矣”（《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丙辰）。其实，清廷已先期敕谕由晋入陕的英亲王阿济格相机而行。十四日，豫亲王多铎奏报，“流贼伪都司黄士欣、果毅将军张有声各遁去。沿河十五寨堡兵民，俱望风归附。睢州伪总兵许定国、玉寨首领李颙等，各拥众四五万，亦遣人来降，随拨兵防守各处。今大军俱向潼关进发矣”（《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戊辰）。

　　顺治二年（1645）正月，李自成决定放弃西安，进行战略大转移。他率领马步兵20万，声言水陆并进，直取南京。二月，清军占领西安后，分水陆两路追击大顺军。李自成由商洛直奔河南内乡，经邓州南至襄汉。阿济格一路尾随，三月，追及邓州等处，降者抚之，拒者诛之，攻占十二城，豫西稍定。多铎则率军东出潼关，抵洛阳。三月初五日，奉旨率师南征。初七日，清军兵分三路南下。多铎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蒙古兵由南阳同趋归德府。凡途经之河南、开封、归德三府州县，兵锋所至，尽皆归顺。四月初三日，多铎率军屯军归德城东北，遣兵部尚书李化熙谕降。次日，“守将张胆、团练将军黄承国等诣军前降”（《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己酉）。至此，豫中、豫东皆为清军占领。初五日，多铎等率大军自归德府起行，兵进淮扬。

　　此时，豫南等地尚为刘洪起盘踞。清廷曾向刘洪起颁发招抚敕谕，承诺实授总兵官，仍镇守汝宁等处。六月，清军归德总镇孔希贵奉檄招抚刘洪起，途中被围身死。清廷遣按八章京和罗会往河南地方安抚军民，剿捕土寇；命新升署南阳总兵任得功，从太原取近道速赴怀庆，与总兵祖可法、河南巡抚罗绣锦等在孟津会合，以重兵大举进攻刘洪起。七月，清军在西平县诛杀刘洪起，平定汝宁等处。河南巡按宁承勋称，“渠魁既歼，胁从就抚，遂举全豫悉归版图”（《河南巡按宁承勋揭帖》，《明清史料·甲编》上册）。

　　史载：“大兵一过，天清地宁，夜不闭户者数年”（张柽：《流寇记》，《郑县志》卷16）；“是岁，豫州大有麦禾。兵火之余，人不暇耕，但卤莽播种而已。夏、秋间，中原千里，禾稼如云，既刈复秀，一本凡数茎，其颗粒与初熟者无异，直获至十月间乃已”（郑廉《豫变纪略》卷8）。荒残十余年后，河南至此始兵戈渐息，耕种有时，民生稍安。

　　三、河南平定境内各方残余势力

　　伴随着清军的统一进程，清廷在河南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军政系统。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东出潼关进军江南，在所经河南地方一路委署官员进行治理。英亲王阿济格也在豫西署官宣抚。此后，各处总兵官、分守道、分巡道，以及驿传道、管河道、府州县官等陆续任署，河南地方政权初具规模。由于当时部分大顺军余部、南明等反清力量仍在坚持战斗，“诸砦土贼尚拥众颉颃，未全革面”（郑廉《豫变纪略》卷8），河南地方政权在清廷指挥下，开始对这些势力进行严厉打击。

　　顺治二年十二月，大顺军余部刘二虎从襄阳渡江进入豫西南一带。次年正月，又率马步兵数万围攻邓州城。清廷谕令正赶往西安的定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选精兵二千名前往扑剿。二月二十八日，刘二虎等久攻不下，闻清廷大兵来援，遂撤退。此次邓州之围，是清朝河南新政权初次与农民军交锋。知州马迪吉“鼓励士民，誓以死守。贼从地道凿城七处，迪吉随计破之。夜守昼点，凡二十七日，所杀贼以数千计。城中食尽，杀牛畜，撤屋为薪”（顺治《邓州志》卷15《宦迹志》），终保完城。

　　清初河南反清活动此起彼伏。顺治五年（1648），五旗军首领罗山张其伦与湖北吴本周、朱智明等，“结连楚叛邢志廉，假借伪号伪印，煽惑一种冥顽之徒，胁授伪职，各踞山险，立寨倡乱一方，谋袭楚县，杀官劫印”。清廷谕令楚豫合力夹剿。二月，河南巡抚吴景道奏称，“甫及经旬，从逆诸寨，上下四十里，几无噍类”，张其伦等被俘，“其余贼党，尽行诛戮，巢穴已洗，而地方可安矣”（《河南巡抚吴景道残题本》，《明清史料·丙编》下册）。九月，张对山、张进泽、道士刘木桂等在灵宝松疙塔寨聚众起义，围攻卢氏县城。十一月，被河南府副将寇徽音、河北镇标右营游击孔国养、河南卫守备用祺等率兵镇压。顺治十六年（1659），新蔡人李奇生拥立一少年，伪称明太子，号召附近人民反清。十一月十七日，“分遣徒众攻州城，贿州清晏门守者内应”，事泄，知州庄泰弘率众登城，“以静制动，禁勿哗勿击梆锣，令不登陴者斩，私下城及街行者斩，各严备石矢砖炮。是夜，寇攻南城西南尤急，中石矢砖炮死者无算，遂退”。二十八日，分巡汝南道张瑞征率兵来援，“密计遣兵执奇生等”（乾隆《光州志》卷12《纪述》）。此后，在清政府的严密防范打击下，河南反清斗争进入低潮。

　　自明末以来，河南“土寇大起如蝟毛”，“皆拥众以为雄，凭栅结寨”（郑廉《豫变纪略》卷3）。清军在占领河南之际，对势力较大的地方豪杰武装进行了招抚。但部分地区仍有不少地方豪杰武装盘踞，河南地方政府与驻军对其进行了清剿。顺治二年三月，卫辉镇后营参将赵士忠等“攻破妻儿寺贼寨，擒贼首沈四等，获马匹、牛羊、火器无算，太行一带贼巢悉平”（《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壬子）。豫西宝丰县地方豪杰武装至顺治二年尚不解散，河南总镇高第遣大兵入山搜捕，“杀戮者十之五六，坠崖践踏死者十之三四，逃窜脱命者无几焉，邑自是土贼绝”（道光《宝丰县志》卷8《兵事》）。顺治九年，吴加宽、于七等“潜匿拐河，勾引响马，啸聚日众，白昼行劫，有滋蔓难图之势”，“分守南汝道楼希昊率兵入山进剿，巨魁授首，解散胁从”，“又以拐河山谿险阻，达店神林素为奸薮，疏奏奉旨禁绝民居。数十年盗贼不生”（嘉庆《南阳府志》卷4《宦迹》）。顺治年间，汝州经清军“剿抚兼施，而揭竿亡命之徒自此绝迹”（道光《汝州全志》卷5《兵防》）。

　　清初河南对各方残余势力的镇压，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为推动全国统一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张佐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