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通过群众监督来反对和防治腐败，然而他们在具体运用群众监督的方式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既与他们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下养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也与他们各自所面临的不同的时代形势紧密相连，更是他们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各自主政时期群众心理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群众监督；群众运动

　　无论是在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中，群众监督理论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群众监督的重视，既反映出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充分信赖和深切依靠，也展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在依靠群众力量克服贪污腐化现象、建设廉洁政治，以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共同价值取向。然而，在针对具体如何运用群众监督以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更好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却有着各自侧重的思考和选择，即毛泽东倾向于以发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全民皆兵，使腐化堕落分子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目光面前无所遁形，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以实现天下大治；而邓小平主张以民主和法制为依托，不能搞群众运动，要用法制对混乱无序、不易控制的群众力量进行规范，促使群众监督在理性和法制的轨道内发挥作用。研究和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运用群众监督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对我们今天透彻理解两位伟人的群众监督思想，深刻把握他们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的深谋远虑，更好运用群众力量提高党自我净化能力、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维方式：毛泽东邓小平群众监督方式选择差异的内生因素

　　思维方式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形成的考虑问题、处理事情的基本思路，它受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处事风格、生存环境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毛泽东与邓小平在群众监督方式选择上的不同，是与他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下所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务过农、做过工、经过商、读过书、当过兵的丰富经历，结合其叛逆、多情而又倔强的性格，使毛泽东既在对农民群众生活疾苦的同情中，立志要成为一个“拯生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的政治家、革命家；又在湖湘文化浸润和屈原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感染下，执着于做一个带有“深沉激越的爱国主义、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上天入地求索理想的浪漫情怀”[1]特征的诗人。这两种复杂性情的融合，一方面决定了毛泽东在追求民族民主革命上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在参与和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过程中必然会追求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目标，而且为了这种目标的实现，他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他以诗人的理想和浪漫主义气质，坚信“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2]，坚定地以为只要我们时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以对人民群众的深切爱戴和对人民群众力量的由衷敬畏，把群众监督作为厉行廉洁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他关注社会公平，主张对效率的追求要以不能妨碍和损害社会公平为前提，追求效率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他认为“公平可以带来效益，对在这方面出现的某些问题，往往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加以分析和评价”[3]。因此，对利用职权和不正当手段损害群众利益、破坏社会公平的腐败问题，他更偏好以激烈的方式实现彻底的解决。如为了遏制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他倾向于以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励人民群众起来检举、揭发那些腐化堕落分子，陷他们于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中央苏区时期他所领导和发动的群众性检举贪污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都是很好的证明。这种方式的选择便是与其出身农家深刻了解农民疾苦同情农民生活遭遇的对农民群众深厚而复杂的个人情感，与其在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下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的斗争经历，以及他想要借助群众的力量实现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进而使群众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和保障的主观动机密不可分的。

　　与毛泽东在思考问题处理事情上的浪漫主义气息和理想主义情怀不同，邓小平在考虑问题时更加主张贴切和实际，更加注意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邓小平自幼深受以开放和兼容为内核的巴蜀文化熏陶，养成了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坚毅果决等优秀品格。尽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与毛泽东同处于革命战争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岁月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不受毛泽东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影响，但他比较富有自己个性色彩和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事实上主要都是在他“文革”结束以后的主政岁月中、在他自己作出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形成与发展的。他追求现实的、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摆脱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过于理想和纯粹的束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4]。如他主张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现实条件下量力而行缓步推进，而不可能仅仅凭借美好愿望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在历经十年“文革”的惨痛浩劫后，他在对待群众监督这个问题上，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指导，在选择群众监督的方式时除了考虑党群之间的鱼水之情和站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视角主张依靠群众的力量之外，还要考虑党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全局，主张在维持稳定的前提下对群众监督进行规范和引导，促使其在法制的框架内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相较于毛泽东青睐的带有更多群众感情色彩的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的群众监督，固然是削弱了群众监督在惩治预防腐败上的威力和作用，但在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无疑更多了一份理性色彩。

　　二、时代形势：毛泽东邓小平群众监督方式选择差异的重要依据

　　时代形势的发展变迁是导致毛泽东与邓小平在群众监督方式选择上出现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各自主政时期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时代形势，注定了他们在利用群众力量时风格迥异的选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从事的主要是如何打破一个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旧世界、实现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革命事业，这一时期党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并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惯性思维和现实需要的共同驱使下，面对革命胜利以后一部分人自恃功高、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反腐败斗争新形势，依然对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解决现存问题的方式念念不忘。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所追求的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他不允许这个社会主义打上一点资本主义的烙印，更不允许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哪怕是一点点的腐化堕落和官僚主义现象，当他认为或者得知这些与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利益格格不入的不良现象出现时，便会给以十分的重视，而且为保证这些不良现象被消灭地彻底，他甚至不惜采取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促使群众监督威力的最大化，哪怕他深知这种过于激烈的群众监督方式可能导致人人自危，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事实上，正是群众运动混乱无序、不易操控又极具破坏性的特点，适应了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需要，使它能够在推翻现有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时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客观地说，几乎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群众运动都以其强大的动员功能与突击特点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生存和发展危机的一种有效方式”[6]，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以当时的时代形势为依据、以现实中国的客观需要为导向，权衡利弊得失之后英明果断决策的伟大功劳。可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背景下，处理矛盾和问题的方式自然应该选择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解决，此时再提倡“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问题解决方式，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乱了自己，害了好人，好了坏人，损失惨重”[7]。我们不得不说过于依赖群众运动这种破坏性极强又不易规范和控制的群众监督方式，在需要规范和有序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就盲目怀疑和否定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依靠革命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依赖性与必要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事实上没有爆发战争，就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将主要精力和大量物力、财力用于备战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一样，以群众运动作为群众监督的主要手段，皆是因为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与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其正确与必要与否的评价，必须遵循客观的历史的原则。

　　当毛泽东离我们渐渐远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挑起了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大梁。邓小平以其睿智和果决，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要求全党上下要继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在历经十年“文革”的惨痛浩劫后，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恢复和发展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人们渴求一片安定的空间去弥补和修复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灵创伤，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得出了“反对腐败要依靠群众，但坚决不能搞群众运动”的结论。与此同时，邓小平立足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以其现实主义精神和特有的敏锐与果敢毅然作出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环顾周边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现实，对比“文革”结束后中华大地的衰败景象，邓小平认为，如果再不能抓住和用好二战以后全球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兴起的机遇，中国将只能在自我封闭的僵化模式中堕入被动发展的深渊，重蹈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覆辙，只有真正地融入世界潮流，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彻底转变，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为经济建设奠定必要的环境基础，中国才有希望在“亚洲太平洋世纪”中为自己争取到有利的地位。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涌入的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等腐朽观念不良影响下腐败现象有所抬头，考虑到党和国家稳定的大局，考虑到发展中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实际，邓小平依然坚持更多地依赖制度化途径来解决腐败问题，纵使这种方式在历经“文革”“砸烂公检法”“破坏一切既有秩序”的摧残下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无疑也是邓小平根据当代中国发展实际，根据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三、群众心理：毛泽东邓小平群众监督方式选择变化的必要条件

　　群众心理，即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科学实验和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秉持的内心的呼声与诉求，它深受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风俗及信仰的影响，是支配群众价值评判、引导群众行为实践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不同时期群众心理的发展变迁，准确把握群众心理，是党制定政策、执行决策的基本前提，更是保证党始终赢得群众支持和拥护，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法宝。毛泽东与邓小平之所以会在运用群众监督时倾向于迥然不同的方式并都在各自所主政的时代收到抑制贪污防治腐败的积极效果，都是他们在准确把握群众心理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满足群众愿望诉求、利于群众利益实现的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但面对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从来都是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意志。可以说追求自由、反抗压迫是中国人民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共同心声，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英勇斗争实践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心理积淀。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被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境地，习惯了在权势面前的卑躬屈膝和在压迫面前的逆来顺受，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和“枪打出头鸟”的处世哲学。这种心理一度成为人民群众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人民向来也是不甘心忍受剥削与压迫的，当革命的先驱举起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大旗时，他们也会理性地选择从众，为革命奉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甚至是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封建时代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每一次战斗，都是人民群众这种心理最好的明证。毛泽东正是敏锐地洞悉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心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坚不摧的革命力量，因此对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见解。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8]，表现出了对依靠农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实现既定革命任务和政治目标的敏感性。在这种既有认识和惯性思维的作用下，在面对党和政府内部出现的腐败问题时，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要通过发动群众监督政府的方式来实现腐败问题的彻底解决。1945年7月，在延安他所居住的窑洞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9]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而鉴于他参与和领导群众斗争的丰富历史实践，他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他所偏爱和擅长的发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对于实现问题彻底解决的有效帮助。在毛泽东主导中国革命岁月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仍然生存在被压迫和剥削、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环境中，一旦得以翻身并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参与对自己政权的监督和管理，这种巨大的兴奋和喜悦足以为他们积极参与以各种政治运动为主要方式的监督实践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这种群众心理辅之以具有绝对个人魅力的领袖的鼓励，成为那个时代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的群众监督所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蛊惑彻底丧失了其后台支撑和力量源泉，群众运动也因为其破坏正常秩序和伤害善良人们的不得人心而被人们尘封在内心世界。在头脑冷静下来以后，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在参与如此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的群众运动之后，除了更加贫穷和落后，人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人民当家作主换来的难道不应该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幸福感的提升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分析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综合考量人民群众在面对问题或不满时“往往难以理性地遵循法律的途径解决，而是听凭情绪的摆布，通过一些非理性的手段或途径去解决问题”[10]的行事特点，面对历经“文革”浩劫而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百业待兴、人心思治的局面，在利用群众力量反对和防止腐败时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式，主张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群众在法制的规范和引导下有序地参与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他不仅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而且强调“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1]。为此，他领导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保障和规范群众监督的法令和条例，倡议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把群众监督初步纳入了制度化轨道。这种方式选择不仅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助于推动经济建设平稳有序发展，而且迎合了人民群众想要摆脱作为“被运动的工具”地位的心理需要，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对提升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满意度，增强党在新时期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群众心理的伟大功绩。

　　无论是毛泽东的群众监督思想，还是邓小平关于群众监督的论述，他们的初衷和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惩治预防腐败，实现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他们在具体选择如何利用群众力量时，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立足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需要所作出的主观上认为能够更好地从根本上维护群众利益的必然选择。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要继续在与腐败这个人类社会“痼疾”的斗争中披荆斩棘、破浪前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仍然需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结合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要，创造更适合群众特点、更便利群众参与监督的条件，为推进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两个答案”的有机结合，开辟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参考文献：

　　[1]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3.

　　[3]杨文华.毛泽东、邓小平思维方式比较研究[J].党政干部论坛，2001（6）：12.

　　[4]张云刚，刘锐.浅析毛泽东、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异同点[J].湖北社会科学，1999（10）：1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6]佘湘.关于建国以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另一种解读[J].现代哲学，2010（3）：40.

　　[7]李屏南.人物评价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0：123.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9]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10]初春华，吴佩芬.群众心理积淀与党的群众工作——以心理积淀中负面因素的考察为视角[J].社科纵横，2011（8）：20.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4.

　　（作者：王俊淇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