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门》《城的灯》和《生命册》是李佩甫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合称“平原三部曲”。作为乡土作家，豫中平原与李佩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莫言笔下的高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豫中平原不仅是作家的精神故乡，更是作家的创作起点与创作源泉。在“平原三部曲”中，作家以中原地域为主要书写对象，在浓郁的乡土情感中一步步展现中原文化品格。

一、中原文化的绵性

李佩甫谈到创作时多次提到：“中原是灾难深重的一块土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土地，是块‘绵羊地’。”因此，在“平原三部曲”中作家对中原文化的绵性进行了细致的书写。绵性既表现为一种“忍”性、一股“狠”劲儿，也表现为“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的生存本能。

《羊的门》中有一段对中原的解释：“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是块绵羊地……从根本上说，人是立不住的，因为没山没水，就没有了依托。可这里有气。”“无骨却有气”是对中原文化特性的总结与解读，这是表面虽有“奴”相却实无“媚”骨的硬气。呼天成（《羊的门》）是呼家堡的“掌门人”，但他从不“卖大”，逢人都低头，他就像平原上最常见的野草，从没有高贵过，甚至没有鲜亮一点的称谓，但实际上他却是最有能耐的，他的卑微和渺小都是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他明白忍耐是他这样的人永立不怕之地的不二法门。当呼国庆仕途面临重创来找呼天成救命时，呼天成凭借自己多年经营的人脉，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涉了市委撤销呼国庆县长之职的决定。冯家昌（《城的灯》）身上也有一股子“狠”劲，这种发狠不是狠别人，而是狠自己。在部队的日子里，冯家昌日复一日地磨砺自己的心性，把心磨硬，一旦有机会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抓住。

同样，作家专注于在众多小人物身上展现“在‘败’处求生，在‘小’处求活”的生存本能。孙布袋（《羊的门》）是呼家堡的惯偷，为了让呼天成给自己找个媳妇，不惜将脸面“卖”给呼天成，成为呼天成整治偷盗行为的枪靶子；于凤琴（《羊的门》）是呼家堡出了名的“强粮”女人，处事霸道、精于算计，在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里，她家的三个儿子却从来没挨过饿；老乔（《城的灯》）是上梁村远近闻名的扎针神人，早年惨痛的经历让他想过一死了之，但他硬是艰难地活了过来；虫嫂（《生命册》）年轻时为了儿女拼死拼活地干，老了进城照顾孙子孙女，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的她隆冬腊月被儿女们晾在门外，得病去世；长相俊秀的春才（《生命册》）为自证没偷看苇秀洗澡，残忍地选择了自宫，在村里人的惋惜声中了此一生。

在作家笔下，这些中原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都具有悲剧英雄色彩，他们虽命途多舛，但无不拼命地活下去。他们不向命运屈服、不向苦难低头，他们明白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即使山穷水尽也要绝处逢生。

二、中原文化的泥性

就像中原大地上最常见的黄泥一样，泥性是中原文化最突出的特性。只要你身处黄泥地中，必受其纠缠、粘连，这是一种与家乡故土难以分割的牵挂与纠缠。同时，中原文化的泥性也暗含着一种善于打马虎眼、“和稀泥”的中庸之道的色彩。

在《生命册》中，我们读到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纠缠与牵绊，这是中原儿女一生都割舍不掉的情怀。吴志鹏（《生命册》）是靠着老姑夫动员整个无梁村养大的孩子，无梁村的人于他是有恩的，连他都说自己“是一粒种子”，“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他身上的黄土标记是其连接泥土与家乡的暗号与密码。毕业任教后，那些老姑父递来的“见字如面”的白条成为他不堪重负的人情债。于吴志鹏而言，无梁村的每个人都像“胶”一样与他黏在一起，成了他一生的牵绊；无梁村更是他魂牵梦萦之地：“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挂，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与家乡故土的这份牵挂和纠缠是中原大地送给他养育过的每个儿女的最朴实的礼物。

在《城的灯》和《羊的门》中，李佩甫塑造了一批带有鲜明的“中庸之道”印记的人物形象。《城的灯》中刘一刀抢走了父亲辛苦种了七年的桐树，他四处找人主持公道，村支书国豆、村干部老德、穗儿奶奶，他们都满口答应去给“说说”，但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去“说说”，桐树就这样没有了。作家通过乡间小事将乡土社会的中庸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乡村凡事不表态，表态就是“打太极”；遇事不参言，参言就是“和稀泥”。在乡土社会，人们更乐于以糊弄、打马虎眼来规避矛盾与冲突，来维护彼此的脸面与表面平和。在《羊的门》中，呼天成将“中庸之道”运用到了极致，为了“堵”住京城一位元老的儿子秋援朝拉拢其投资之口，他故作含糊，自称是“玩泥蛋的”，并打下名义上的“借条”以二百万相赠，不动声色地化解了问题，维护了彼此的尊严。

中原文化的泥性是附着在每个中原儿女身上的印记。于他们而言，故乡既是牵绊也是牵挂，更是痛苦绝望时的支持与托举，让他们在复杂心曲慢慢奏响时始终保持从容与淡定。同时，他们又善于保持表面的平衡，以近似狡黠的姿态处理人情世故，处处透露着“中庸”的人生哲学。

三、中原文化的韧性

在长期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应对匮乏的物质资源时，古老的中原人由内而外地生长出韧性思维与草根精神。这种韧性是经过岁月的传承与打磨，在时空的悠远中生长出来的面对艰难永不妥协的品格。

在《城的灯》中，刘汉香完全不顾父亲反对与冯家昌恋爱，并为其争取参军机会，自己则义无反顾以“儿媳”和“长嫂”的身份为冯家操持家务八年。在这八年的漫长岁月中，支撑她的只有冯家昌留给她的三个字“等着我”。然而，八年的等待和八年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冯家昌无情的背叛，她无需任何人的同情与可怜，天未亮之时她义无反顾地走出冯家，决绝地没有丝毫留恋。刘汉香进城亲手了结了与冯家昌的纠葛，并机缘巧合之下学会了培育月亮花的技术，她再次回到上梁村，决心将家乡建成南花北迁的集散地，重现了上梁村历史上的知名花镇。正是这份无私与坚韧，让她大获成功，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成为受上梁村人拥护与爱戴的“香姑”。在《生命册》中，吴志鹏在商海博弈中始终坚守底线、讲原则、认死理，才让他没有像驼那样走上不归路。这正是中原大地赋予他的生存智慧，铸就了他为人处世坚韧、执着的生命底色。中原人身上的韧性，就像《羊的门》中写的那样：“这里的人不活钱，或者说不仅仅是活钱，这里生长着的是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这是一棵精神之树。气顶出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平原，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边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奴性，是近乎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

这种韧性和耐力在作家笔下的小人物身上有着更丰满的阐释。虫嫂（《羊的门》）是个只有一米三四的小个儿女人，为了儿女，在缺吃短喝的年月，她不惜放弃尊严偷粮食、受人批斗；在没钱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她不顾他人鄙夷到县城收破烂赚钱。像虫嫂一样的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命如草芥却有着野草般“春风吹又生”的顽强与韧劲。冯家和（《城的灯》）在上梁村人的眼里，是冯家五兄弟中最绵软、最文气的，但无论冯家昌和其他兄弟如何劝，他却是硬要留在上梁村陪着刘汉香的。梁五方（《生命册》）是无梁村最会盖房的人，也是最执拗的人，为了争口气，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一个人在一洼水塘上建起了三间瓦房。蔡苇香（《生命册》）进城后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从“洗脚妹”干到大老板，其中的艰辛可以想见。

一直以来，对在地文化的观照都是河南作家的创作传统与特点，无论是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故事，还是周大新笔下的豫西南盆地系列，抑或是刘震云笔下的豫北延津乡土，再或是刘庆邦笔下豫东乡土世界，他们或批判、或反思、或歌颂，无一例外地都饱含热情地书写广袤的中原大地。李佩甫亦是如此，作为中原之子，中原文化始终是李佩甫的创作原点和精神原乡，正是扎根于豫中平原与农民灵魂深处的决心，才使得在那些飞扬的文字中始终流淌着对中原的爱与恨。从《羊的门》《城的灯》到《生命册》，作家以乡村为创作基点，用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去清醒地认识、探索脚下的这片豫中平原的内在属性及特征，敏锐地洞察、发掘其博大的内涵，反思这里人民的生存之道与救赎之术，表达对故乡无限的悲悯与希冀。

（作者：姬亚楠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