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有隋一代，其赐姓与改姓情况大致可分为军功赐姓、外交赐姓、因避祸而改姓、因依附关系而改姓等，具体论述如下：

一、军功赐姓

隋朝统治集团出自关陇军事集团，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军事化武人色彩，故其赐姓改姓原因多以军功为主，这在隋朝建立之前就有所表现。身为隋朝开国之君的杨坚，其父杨忠就曾凭借显赫战功而被北周太祖宇文泰赐姓普六茹氏，即“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故而，杨坚本人其实在建隋之前，一直被叫作“普六茹坚”，这一局面直到大定元年（581）春二月壬子才宣告结束，所谓“已前赐姓，皆复其旧”。

隋朝建立后，以父祖军功而受赐杨姓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杨义臣。根据《隋书·杨义臣传》所载：

“杨义臣，代人也，本姓尉迟氏。父崇，仕周为仪同大将军，以兵镇恒山。时高祖为定州总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结纳，高祖甚亲待之。及为丞相，尉迥作乱，崇以宗族之故，自囚于狱，遣使请罪。高祖下书慰谕之，即令驰驿入朝，恒置左右。开皇初，封秦兴县公。岁馀，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爵。”

时义臣尚幼，养于宫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上尝从容言及恩旧，顾义臣嗟叹久之，因下诏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尉义臣与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邺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迥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于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

由此可见，杨义臣本姓尉迟，其之所以被隋文帝杨坚赐姓杨氏，主要得益于其父尉迟崇的功绩。大体言之，尉迟崇的功绩有二：一是在尉迟迥叛乱之时，尉迟崇能够坚定地与其划清立场，主动向杨坚请罪，这对于当时初经禅代、立足未稳的杨坚而言难能可贵，凸显了尉迟崇对杨坚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二是在北击突厥的周盘之役中，尉迟崇英勇奋战，力战而死，为隋朝稳定北部边境形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因如此，杨坚追思表崇其功，特意赐其子尉迟义臣为杨姓。值得注意的是，杨坚还将杨义臣编入杨氏属籍，封其为皇从孙。这对杨义臣及其家族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亦表明了隋文帝杨坚厚待军功重臣遗属、激励臣民勇立军功的政治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收揽人心以巩固自身政权的政治手段。

事实上，隋代不仅有类似隋文帝对杨义臣这种通过赐予国姓来奖赏功勋重臣后代之例，亦有赐恶姓来惩戒叛臣之例，这突出表现在杨玄感被隋炀帝赐枭氏一事上。杨玄感是司徒杨素之子，与隋炀帝杨广同出自关陇集团。大业九年（613），在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时，在黎阳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趁机叛乱，但这场叛乱历时短暂，很快被隋炀帝平定。平乱之后，尽管杨玄感已死，但出于威慑惩戒后世叛乱之人的需要，隋炀帝特意将杨玄感改姓为枭氏。这一举措，表明封建帝王的所谓赐恶姓与所谓赐国姓、赐他姓类似，实质上只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其根本目的仍是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而服务的。

二、外交赐姓

隋朝建立后，北部强敌以突厥势力较为强大。故而，为妥善处理与突厥等政权之边疆关系，隋朝注重运用外交赐姓之手段，以实施民族羁縻之政策。隋朝外交赐姓的典型事例，突出表现在大义公主受封杨姓一事上。隋大义公主，即北周千金公主。她本是北周开国皇帝宇文泰之孙女、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初以和亲公主的身份下嫁佗钵可汗，佗钵可汗死后，其侄沙钵略继立，千金公主遵循突厥风俗，成为沙钵略之妻。由于嫉恨杨坚代周建隋，千金公主唆使沙钵略攻隋，“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但最终被隋军击败。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一方面，沙钵略迫于西突厥进攻而自顾不暇；另一方面，杨坚因忙于平陈事宜而需要北境暂时安宁。于是乎，在隋、突双方政治互为需要的情况下，便有了隋文帝杨坚赐千金公主为杨氏一事，即“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经过此次赐封，隋与突厥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缓和，客观上便利了当时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

三、因避祸而改姓

隋朝末年，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群雄并起、纷纷反隋，天下呈现大乱之势。故而，出于避祸之目的改姓现象在此时期较为频繁，这里以一生四次更易姓氏的杨庆为例：

杨庆，隋朝宗室成员，河间王杨弘之子，为人狡诈善变，《隋书·杨庆传》对其有“（杨）庆倾曲，善候时变”之记载。在隋末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杨庆充分展现了他轻狡善变的特点，频繁变更姓氏。他先是投降李密，改姓为郭氏。之所以改姓为郭，则主要是因为杨庆曾祖母乃是郭氏，其祖父杨元孙亦曾因避祸而改姓为郭。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杨庆回到了当时的东都洛阳，并改回了杨氏，越王杨侗出于稳定宗室集团的目的，并未对其进行责罚。王世充僭越称帝后，杨庆再次改姓为郭，以示与隋宗室划清界限。此后不久，杨庆又转投唐朝，并把自己的姓改回了李氏。由此可见，杨庆一生四易其姓，其政治投机性质和避祸求生意图尤为明显，故而魏征等人评价他“二三其德，志在苟生，变本宗如反掌”。

事实上，除杨庆外，根据《隋书》所载，为避祸而改姓之人还有源雄、杨元孙和尔朱敞等人。西平乐都人源雄，其父被北齐高欢诛杀时，“雄脱身而遁，变姓名，西归长安”，最终得以幸免于难。河间王杨弘之父杨元孙在邺城之时，“惧为齐人所诛，因假外家姓为郭氏”，得以在北齐治下存活于世。尔朱荣族子尔朱敞，为躲北齐高氏政权追杀，“遂诈为道士，变姓名，隐嵩山”，得以逃过劫难。以上诸例，说明在新旧政权更迭易立之际，往往是避祸改姓频繁之时，显示出避祸改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显著的时间分布特征。

四、因依附关系而改姓

隋朝承继北朝遗风，依附关系在其上层统治集团中仍旧存在。受此影响，部分人员的姓氏变动便与依附关系的变更密切相关。因官方依附关系的变更而改易姓氏的代表人物，当属周摇。周摇，鲜卑族人，其祖与北魏宗室同源。周摇本姓普安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家族亦迁至洛阳，并改姓为周。西魏北周禅代之际，北周闵帝出于笼络功勋旧族的目的，特赐周摇为车非氏。这一赐姓的政治意义，标志着周摇家族依附的政治集团正式从北魏拓跋氏变成了北周宇文氏。杨坚受禅建隋之际，曾于大定元年（581）春二月壬子发布了复姓令，在这一背景下，周摇得以复姓周氏。可以说，周摇此次复姓周氏，其本质上反映了对隋取代周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依附关系的转换，标志着周摇的依附对象由北周宇文氏集团转为了隋杨氏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高熲家族、独孤楷家族和宇文述家族则是凭借私人依附关系而改易姓氏。具体论述如下：高熲之父高宾，曾被“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高宾作为独孤信的私人僚佐，与独孤信之间无疑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依附关系，故而得以被赐姓独孤氏。与之类似，独孤楷之父独孤屯在周齐之战中被独孤信擒获后，“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独孤屯身为降将，在为独孤信家族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得到了独孤信的信任，并最终被独孤信赐姓独孤氏，这表明二人之间亦同样建立了颇为紧密的依附关系。此外，代郡武川人宇文述，其祖是鲜卑宇文部酋长宇文俟豆归的仆人。凭借着这种主仆关系，宇文述家族便改姓为宇文氏，史称“本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由此可见，以僚佐、亲信、仆人等形式组建的私人依附关系，应是造成隋朝时期赐姓改姓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降附作为依附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亦是造成隋朝改姓现象的一个原因。根据《隋书·豆卢勣传》所载，鲜卑人豆卢勣本姓慕容，其家族之所以改姓“豆卢”，则主要因为降附北魏政权之故，鲜卑族人称归义（降附）为“豆卢”。故而，降附北魏政权的豆卢勣家族便以豆卢为自身姓氏，以示归义之意。

（作者：高昂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